朱熹思维世界：第三时期

第三个时期道学日益政治化，无论是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或是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都出现更多的冲突。朱熹在第二时期结束时所写的“祭吕伯恭著作文”可说是第三时期的开端，他在祭文里负起领导道学的使命。朱熹使用政治含意很深的“吾党”一词指称道学同道，并提出他们的文化政治使命，间接向朝野的其他儒生学士提出挑战，连没有参加吕祖谦葬礼的许多儒士，也会读到这篇由著名学者执笔悼念另一位知名学者官员的祭文。其实吕祖谦也曾经谈到“吾党”和致力于“吾道”的团体，而且为他们制订学术规范，并在1172年主持科举时大胆扩充道学集团的利益。吕祖谦的作为未造成重大的反弹，朱熹自命道学领袖却引发强烈的反应，显然朱熹并不像吕祖谦那样为学者官员所接受。吕祖谦的地位、威望、人格，以及学术影响都非比寻常，甚受士大夫的尊重，他们不愿意见到朱熹宣称自己取代吕祖谦的领袖地位。

朱熹在第三个时期初，职位升到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掌握的权力也有增加。他在1182年就职前曾朝见孝宗皇帝，上呈七封奏议，到职后他集中精力治理旱灾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和混乱。朱熹虽然曾抽空祭扫吕祖谦的墓地，并且拆毁一座秦桧庙，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巡视辖区各地，以及整顿地方政府里的贪污腐化问题。

朱熹弹劾罢免几个官员后，将矛头指向泰州知州唐仲友（1136-1188年）。他上呈六道奏章，指控唐仲友行为不法，动用政府的资金和权力经营私产，甚至私造纸币。朱熹对唐仲友的指控似乎构成详细具体的案子，可是邓广铭先生认为：“朱熹之纠弹唐氏，态度至为浚激忿厉，而其弹章中所列举的罪状却只是反复于狎昵官妓严蕊等人，以及所谓促限催税、蓄养亡命等事，甚至以官钱刊行荀、杨诸子之书也被列为罪状之一，则可见其有意周纳，盖是先已决意要加之以罪而临时捃摭数事以为辞者。借可以断言，朱氏之所以出此，必系对唐另有私憾，而此私憾之生又必系有人居间拨弄而成者。”唐仲友的背景也颇为显赫，他比吕祖谦还早考上进士和博学宏词科，而且在宋代得到博学宏词荣衔的金华人只有他们两位。唐仲友与许多浙东学者一样，对历代制度很有研究，但他比较接近旧式的世儒，反对道学人士所谓国家处于文化危机的看法。此外他的思想也比较接近苏轼的学说，而朱熹轻视苏学。皇帝尊敬唐仲友的学术背景，加上宰相也从中劝谏，所以只罢免唐仲友的泰州知事以及将要迁升的职位。皇帝有意将原来要授予唐仲友的职位授予朱熹，但朱熹拒绝接受，因为那会使人怀疑他弹劾唐仲友的动机。朱熹再三辞官后，只接受一项虚衔，并在1183年退出官场。

唐仲友案引发秦桧死后第一次因为道学而起的重大争论。吏部尚书郑丙（死于1194年）首先发难攻击道学，上书指责道学：“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在奏呈中指责道学人士标新立异，而且“假其名而济其伪”，陈贾用“伪”形容道学徒具虚名，表面张扬唯有自己了解儒学的真义，其实骨子里执著追求权势利益。尤袤出面为道学辩护，称赞道学与古代圣贤的传统一脉相承，有些太学生也表示支持道学。尤袤曾与吕祖谦一起在1172年主持科举，使很多道学人士中举。由于尤袤与太学生明确表态，似乎已经建立密切的关系，朝廷部分人士更担忧道学人士企图干政。孝宗皇帝裁定道学是好名称，但也有人利用道学的名义营取私利，然后争论才渐趋平息。

后代的学者一直认为1183年某些朝臣抨击道学，主要的原因是宰相王淮（1127-1189年）要庇护唐仲友。王淮与唐仲友是同乡，而且有姻亲关系，所以事实明显：这些攻击道学的言论是要讨好当朝宰相，王淮因此被后人当做朝廷压制道学的领袖。

然而传统的解释忽略一些重要的证据。第一，王淮早先曾积极支持过朱熹。1168年王淮担任建阳知州时，批准过朱熹建立社仓的计划，还提供建立社仓的资金，建议朱熹将百姓在灾年后偿还政府的本息保留起来，无须上缴州府。朱熹获准重建白鹿洞书院时，王淮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正日趋上升。王淮也来自婺州，可能由于吕祖谦的关系而愿意帮助朱熹。1181年王淮家乡旱灾情况严重，他推荐朱熹前往负责赈灾事宜。其次，王淮在1181年并无意在学术上压制道学，他只不过建议皇帝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意见冲突。然而，这争端开启反道学的王淮派与支持道学的周必大派的斗争。

第三，1183年时王淮和其他人为捍卫既有体制而批评道学，认为朱熹过度攻击政治和学术上的对手，他们显然是从这个角度看待朱熹拆毁秦桧祠及弹劾唐仲友。陈贾告诫皇帝朱熹等人正在结成党派，这或许与朱熹的祭吕祖谦文有关，因为这篇祭文将道学称作“吾党”，并且陈述道学的文化政治要务。现代学者曾指出，12世纪90年代的在野道学人士遭受打击时，反道学的人士是用传统的“党”观念统称这批知识分子和平民，其实朱熹率先使用“党”这个传统政治意涵深刻的字眼，他愤怒指斥提倡无党的人士：“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无党’，是大乱之道！”可以肯定的是：1182年的冲突使朱熹更出名，更具争议，道学也因此变成政治色彩浓厚的字眼。

从1182年至1183年道学引起的争论对一些在野人士产生直接的冲击，至少来自婺州的陈亮有此感觉。陈亮从1168年开始就是太学学生，但是一直没有通过进士考试，也很少到京城的太学。他也是吕祖谦的朋友，所以朱熹在1182年初前去拜访陈亮。朱熹在浙江任职期间，陈亮曾就旱灾灾情以及某些官员的能力提出建议。陈亮与唐仲友是姻亲，但唐仲友怀疑陈亮怂恿朱熹进行弹劾。可是陈亮在一封1183年的信中，表示朱熹被奸诈的小人蒙蔽，并且不满朱熹怀疑他的动机，又抱怨唐仲友对自己恶言中伤。不久陈亮被捕入狱将近三个月，出狱后又遭人毒打。他写信给朱熹说，这些厄运都是因为有人怀疑他投奔“道学者”以求进身而招来的。

朱熹在浙江逗留一年的经验以及这些冲突，都使他开始怀疑浙东的学者。他对所受的接待虽然感到满意，却感慨地说：“入浙从士大夫游，数月之间，凡所闻者，无非枉尺直寻，苟容偷合之论，心窃骇之。”朱熹颇为失望，觉得这群浙东知识分子不能如他期望，坚定支持自己整顿地方官府的工作。这段批评使人想起朱熹对吕祖谦妥协的倾向发出的警告。吕祖谦人格的温和影响力随着他的去世而消逝无踪，这种宽容的精神已经堕落到背弃道德的地步，使朱熹引以为耻，甚至在1188年给孝宗的上书中指责浙东学者已经“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同年朱熹对学生谈到浙江的经历，描述两个异端：一派是由陆九渊的学生杨简（1141-1226年）领导，束书不观；另一派则追随陈亮，“必求异者”，已经偏离传统的轨道。

朱熹相信吕祖谦以前的学生在追随陈亮，因此对陈亮观点传播的迅速感到恐慌。他反省吕祖谦历史研究的风格，宣称找到从吕祖谦学说到陈亮功利学说的发展逻辑：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

他与陈亮的冲突使他回过头来对亡友吕祖谦采取敌对批评的态度。

朱熹在12世纪80年代认为陈亮、陆九渊已经偏离正道，使他们的冲突变得相当尖锐。朱熹认为陈亮功利主义的倾向表现出只追求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效果，而陆九渊则倾向禅宗般的个人顿悟：“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朱熹写信给这两人时，口气比以前他对吕祖谦或张栻都要严厉得多，吕祖谦和张栻虽然比他年轻，而且获得进士的时间也比较晚，但朱熹还很尊重他们，态度非常客气。陈亮和陆九渊虽然也以晚辈自居，而且大体尊重朱熹，但比起吕祖谦和张栻对朱熹的态度来说，他们明显不肯妥协让步。陈亮指朱熹道的观念超越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将仁义与实用对立；陆九渊则强调心的一体直观，反对朱熹太过强调读书和格物，而且直接向朱熹所定义的传统权威提出质疑。这三方领袖在12世纪80年代拥有的学生都比以前大为增加，而随着三人的区别日益明朗，紧张也蔓延到学生和朋友，影响道学的整体发展。陈亮受到朱熹门人、甚至吕祖谦门人的排挤而甚感不满，他在1185年写信给朱熹，描述道学的派系之争：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陈亮将道学家比喻成宗族或秘密宗教，显然对道学人士排挤其他儒士的做法极为不平。陆九渊对用道学界定划分儒家群体的做法也表示不满，与学生谈话时提出质疑：

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

从后来的发展看，陆九渊的忧虑无异预示一场即将到临的风暴。

朱熹无视这些告诫，仍然将道学当做很好的名称，并且自认为道学传统的权威学者。他在第二个时期致力于编定北宋五子的文本，并确定它们的权威，这些工作大体在1178年完成，此后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四书》和《易经》上。他在评注中极力理解古圣贤的本意，所以思想显得更为独立，而批评早期道学人物也更直率。朱熹确定道学传统的开端后，转而致力于将自己的经典注释确定为道学的正统权威；当然这只是大致发展的线索，并不表示两阶段互相排斥。

朱熹早在1181年就使用过“道统”的词汇，但是八年后才开始宣扬这个字眼。儒家的孟子与韩愈曾经谈论圣人所传之道，偶尔有些宋儒亦曾援用“道统”一词，但朱子在12世纪80年代赋予这个词汇一个截然有异的意涵，且以道统传承自任。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到“道统”三次，认为子思担心学术的传统失传而写《中庸》，使后人可以从经文中发现道。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以及一个月前的“大学章句序”中提出道统的顺序，而且毫不迟疑地把二程置于复兴道学的最重要地位。朱熹为《大学》、《中庸》作注，并确定道统传承从孔孟直到北宋四子，暗示自己继承道统、领导道学。

朱熹在1194年更清楚指出他与“道统”的传承相连。他谈到道统在古代和宋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时，列举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因为他们与周敦颐、二程是同道；又在漳州修建的精舍里，把邵雍、张载、司马光和李侗的牌位与周敦颐、二程的放在一起陪祀孔子、颜回、曾子和孟子。朱熹将李侗包括在内，隐然表示自己也扮演道统传承的角色。朱熹使用“道统”形容道的传授，使这观念的阐述更完整，也更容易宣讲。他注释《大学》和《中庸》时，很适合使用这个词汇发展传道的理论，而这两本书的注释使朱熹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留下鲜明的烙印。(www.xing528.com)

朱熹在致仕年代中所写的著作使他的名声更为响亮。诚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蛰伏在“武夷山中六年，对道学反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它成了道学由一种文化力量上升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转变时期”。朱熹在1188年奉旨晋见，第三次见到孝宗，此时王淮已被革职，接近朱熹的官员像周必大等，在朝廷有不小的影响力。朱熹这次面圣后，被任命为兵部郎官，但他以足疾为由再三推辞，却授人以柄，所以他对孝宗说：“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

兵部侍郎林栗（1142年进士）率先发难，尖锐抨击朱熹违旨不就，矛头则显然直指道学。朱熹曾经与林栗讨论《易》和“西铭”，结果意见不合；朱熹写信给同道说：“近得林潭州“易说”，甚可笑。”林栗不满朱熹强调程颐和张载的观点，以及努力确定道学为正统的做法，指责说：“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这番话是道学成立以来对道学最为尖刻的指责，他并且重复前人对道学结党营私、徒有虚名以及行为怪异的指责。

这时叶适（1150-1223年）挺身为朱熹辩护，他谈到道学的问题说：

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

叶适认为，道学比朱熹使用的意义更广泛，许多努力改善行政的官员都与道学有关，有些身居高位、为保护自身利益的人，才会抓住道学的缺点一味攻击。叶适担心这些攻击会窒息知识分子的讨论，并引发党派倾轧。叶适是主张经世致用的浙东领袖之一，肯挺身为朱熹辩护，仍将道学视为学者和士大夫的团体，而不仅仅是朱熹的圈内人，尤其值得特别重视；叶适显然也不接受朱熹为道学界定的狭隘定义。孝宗没有为这次争论下结论，只说林栗的指责有些过分，但没有像叶适所指的那样全无根据，所以只将林栗贬为知州事。

孝宗退位以后，道学中的官员卷入朝廷政治纠纷和皇室内部事务的程度更深。光宗朝（1189-1194年）时，几位道学官员批评皇室家务而被革职。皇室内部的紧张关系明显违背儒家的孝道和礼制精神，他们上书光宗，要求他以温和有礼的态度对待退位的孝宗皇帝，光宗以选择陈亮为状元答复批评。陈亮在应试的文章里反对朝廷官员过分热衷儒家礼仪而背离实际的问题，并且说光宗关注国家事务是一种更高的孝道，“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陈亮也描述当时的困境：

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乎！

陈亮虽然倾向攻击道学的人，但也警告任何的迫害都会损害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他呼吁建立一个更开放的政治气氛，使学术观点不同的人都可以被政府任用。遗憾的是，朝廷的紧张关系很快就由于另一次危机而更加恶化。

孝宗于1194年去世，光宗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主持祭奠仪式。许多道学官员对这种违背孝道的做法甚感激忿，纷纷上书光宗，朱熹也辞去就任不久的职位以示抗议。叶适和留正（1129-1206年）极力主张立光宗后人为太子，皇室耆老赵汝愚（1140-1196年）则与两宫皇后的亲戚韩侂！（1152-1207年）联合，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出敕令，迫使光宗让位于太子。但是宁宗（1194-1224年）登基后，两派的联盟迅速瓦解，而且恶化为更激烈的争斗。

留正和赵汝愚暂时掌握大权，任命朱熹和一些道学人物出任官职，然而朱熹还未赶到京城时，留正已经被贬为州知事，显示朝廷派系斗争正趋激烈。朱熹上书宁宗，告诫他不要为人左右。韩侂！是新皇后的叔父，而且与留正、赵汝愚不和，因此朱熹的上书被看做是针对韩侂！而发。由于赵汝愚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在1194年的秋天入朝46天，而且几次担任宁宗的侍讲，再三告诫皇帝要警惕周遭肆无忌惮的结党营私之徒，甚至说应当给孝宗应有的祭奠和入殡之礼。宁宗对朱熹的说教感到厌烦，因此批准他的辞呈。韩侂！终于在1195年初，以巧妙的手段将赵汝愚赶出朝廷，赞同赵汝愚的官员、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太学生再次上疏抗议。

韩侂！和他的党羽可以根据这些奏议上书，指控赵汝愚和留正聚众结党。由于与道学有关的官员在帝位更迭时曾参与其事，并且要求皇室按照礼仪规范行事，很容易被认为是朝廷的威胁。反对道学的官员再三上书皇帝，终于在1195年正式禁锢道学人士，并且要求参加进士考试的贡生必须宣誓不与道学人士来往。到1197年又将59名道学人士列入“庆元党案”的黑名单（“庆元党案”也叫做“庆元学禁”），四位执政大臣列在名单之首，朱熹则被列在13名待制之首，接下来是34个文武官员。有些人的学术成就较其政绩出名，另外六个太学生和两位士人没有任何官衔。列入“庆元党案”名单的人的学术见解不甚相同，但具有共同的特征：大部分是追随吕祖谦、叶适和陈傅良等人所代表的浙东功利派学者，汪应辰的儿子和两位学生也被列入黑名单。学术渊源出于司马光学生的人也在榜上有名，此外陆九渊的学生杨简和袁燮（1144-1224年）也被列在其中。有些道学名人如陆九渊和尤袤没有进入名单，因为他们早在斗争爆发前就已去世。黄幹（1159-1221年）没被列入黑名单是个例外，因为朱熹似乎已选定黄幹继承学术。直到1200年朱熹去世后，韩侂！才将黄幹当做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了解“庆元党案”政治斗争的背景，才会明白韩侂！何以在名单中杂入活跃政坛的浙东人士，而不只是朱熹这派人。当然叶适由于“以道学自名”，已被看作是与朱熹同类的人。

如果我们要寻找庆元党案中不同学术的渊源，就得一直追溯到二程以及除苏轼、苏辙以外的元祐党人。换句话说，在道学内部盛行的思想同出一源，黑名单上的人知识背景不一也显示道学在整个12世纪仍然继续具有广泛的意义。撇开道学内部的不同思想不谈，道学人士具有的共同特征足以招致反对派的侧目与攻击。

政治的冲突加强道学群体内部的团结。道学与所谓世儒和权臣的冲突，使他们放下哲学上的歧见而展开合作。道学家即使在政治环境最有利的12世纪70年代，仍然对朝廷的权力分配感到失望，但也使他们更加团结；但政治上的考虑并没有阻止道学内部在12世纪80年代展开激烈的争论，不过12世纪90年代的危机的确加强了道学内部的团结和妥协。他们关心皇室孝道的问题，而且许多提出批评的官员纷纷遭到革职，所以几乎每个上黑名单的人都曾上书劝谏批评。政治压力不断增加，使他们力图寻求共同的出发点。

朱熹在孝宗在位时要排除道学异说，但在1194年以后，表现出与其他道学人士联合的倾向。他在竹林精舍把司马光列入学生每日清晨礼拜的道学大师；以象征刚柔兼具的竹子命名书院，或许反映他力图缓和自己刚烈不肯妥协的个性，而他早就承认有“伤急不容耐之病”。竹林精舍的象征意义明显与从1183年到1194年在武夷山的武夷精舍不同。“武”字意思是军事，“夷”字意为用武力平定，以“武夷”命名学舍恐怕不是出于偶然。他在武夷精舍的时期正是他对对手抨击最为猛烈的日子。与前后时期的思想比较，武夷精舍时期的朱熹对道学群体和传统的定义较为狭窄。1194年的竹林精舍周围有水环绕，颇像吕祖谦在金华的丽泽书院，与刚硬的武夷大不相同。朱熹在12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比前20年的范围更广，包括六经、礼，甚至文学作品。在1193年和1194年，他的学术对手陆九渊和陈亮先后去世，而他们是12世纪后期最不满朱熹使用“道学”一词的主要思想家。由于两位主要论敌去世，朱熹可以稍加放松，减轻他对道学其他流派的抨击。

12世纪90年代中叶几个主要思想家过世，朱熹逐渐成为儒学领域中最年长资深的人物。1196年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在艰苦的放逐生涯中过世，其他较次要的思想家，尤其是蔡元定和舒璘（1136-1199年）也在朱熹之前过世。等到朱熹在1200年去世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都至少比他年轻20多岁。有三个值得一提的例外：陈傅良比他年轻七岁，但只多活三年；陆九渊的学生杨简和袁燮比朱熹小十余岁，而且一直活跃到13世纪20年代中期。在崇老的儒家文化气氛中，朱熹的长寿加强了他在道学发展的第三时期对年轻学者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身份也帮助道学群体在一个权威下形成共识。

朱熹此时的特殊地位或许也影响他的政治待遇。朱熹在60多岁遭罢黜期间，当朝的反对者并不迫害他本人。他已经辞官还家，也不再上书劝诫皇帝，所以他们只下一道简单的谕令，禁止他授徒。不过执政当局却流放蔡元定，蓄意使朱熹难过，却不让他成为殉道者而博得同情。朱熹使蔡元定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相信蔡元定的风水理论，上书抗议宁宗为孝宗选定的墓址。不论朱熹是否认为自己要为蔡元定的厄运负责，他仍在路途中迎接蔡元定及其随员，与友人伤心告别。

反对朱熹的人也极力破坏他的为人以及儒者的名誉，他受到的指责包括不孝，对皇帝不忠、不敬，并且与两个尼姑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除了恶毒的诽谤外，反对者还指责道学士人使用暗语，在科举考试中舞弊互相提携。他们在朝廷上重复以前的指控，说道学士人治学狭隘、道德虚伪，也不喜欢道学士人将庆元党案与元祐党案相提并论。他们很清楚重复以前的讽刺谩骂犹不足以压制道学，因此使用“伪学”的标签指出道学的虚假与伪善。攻击道学的人士也像12世纪30年代的人那样要求回到孔子原来的思想，摒弃被道学歪曲的见解；这种看法显示部分攻击道学的人士也自认为儒家传统的代表。我们对这些人的思想所知甚少，而这些人常常被简单描述成一批反智的人物，但石田肇先生在研究明州高氏时指出，高文虎（1134-1212年）家族对历史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而石田肇先生对周密的研究也显示必须认真看待周密（1232-1308年）及其前辈对道学的批评。将来的研究也许会再现攻击道学的人士的学术发展轨迹，无论如何，反对道学的人不仅指控道学家自命的超然与正统，而且也指控这个排外的集团意图影响政府与政策方向。然而，即使环境如此不利，对道学的禁令还是逐渐失去最初的强势，终于在1202年解禁。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纷争相比，更重要的是道学内部的学术争论。在12世纪的最后25年中，朱熹与陈亮和陆九渊的争论最为重要，以下我们就要讨论朱熹与他们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