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伊洛渊源录：重建道学传统与研究范围

朱熹在1173年编辑《伊洛渊源录》时，更进一步强调二程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友人、学生是一支鲜明的儒学传统。这本书没有全面讨论11世纪复兴儒学的学者，只褒扬强调“道”的人。朱熹追随程颐的说法，认为致力于道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儒者，研究文学和经学的学者则不然，所以他略过11世纪中叶对儒学复兴持比较宽广观念的学者，以传记和师承谱系追溯他所认为的道学流派渊源，指出这些先贤的贡献是延续道统，绍述古代圣人。朱熹在开头几章集中讨论开创道学的主要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他虽然用“伊洛”当做书名，而且二程素来被视为道学传统的源泉，但这里强调周敦颐的开山功劳，的确饶富意义。

邓广铭（1907-1998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敦颐其实没有学生，在北宋时期也没有被视作重要的思想家，南宋的道学家才将他变成道学传统中重要的人物，朱熹尤其如此。朱熹夸大周敦颐的地位，甚至引起道学内部不同的意见。汪应辰两次写信给朱熹，表示怀疑二程是周敦颐学生的说法，推测二程顶多年轻时曾经受周敦颐影响，但《伊洛渊源录》却断定周敦颐和二程有明确的师生关系。朱熹答复汪应辰，只简单解释他的说法来自吕大临（1044-1093年）记录在《二程语录》里的一条。朱熹承认汪应辰的质疑有道理，但没有修改《伊洛渊源录》的说法，仅引用吕大临的话为证据。邓广铭先生指出，朱熹避开汪应辰的合理的挑战，却以有问题的材料改写道学的历史。

朱熹虽然是把周敦颐扶上道学宗师位子的主要人物，其实有些道学家已经为此奠立基础。本书在第一部已经提到，朱震早在1134年就说二程的学识甚受周敦颐的影响，湖湘学派也一直同时强调周敦颐和二程，胡宏和张栻都认为二程延袭周敦颐的一些思想。张栻除曾引用周敦颐的思想，至少写过六篇文章赞扬周敦颐。陆九渊虽然不承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见第九章），但也相信周敦颐曾经教导二程。汪应辰反对周敦颐与二程有师生关系的说法，其实不是涉及二程地位的唯一敏感问题，例如，杨时就不承认二程曾经追随过张载，而且贬抑张载：“横渠之学，其源出自程氏。”吕祖谦一意结合张载与二程的思想，但对周敦颐并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朱熹回答吕祖谦关于《伊洛渊源录》的问题来看，朱熹将周敦颐当做早期道学关键人物，吕祖谦并无异议。吕氏一家对周敦颐遗留的学说也没有敌意，吕希哲、吕本中虽然曾经判断二程曾向周敦颐学习，但认为他们后来超越周敦颐。因此，强调二程地位的学者不必然贬低周敦颐的地位。总而言之，我们不宜夸大道学人士反对周敦颐的情形。

朱熹也强调二程的贡献比较大。朱熹虽然引用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为依据，表示二程的确曾经追随周敦颐，但更侧重二程的贡献。根据程颐这篇行状的说法，程颢得到周敦颐直接传授，但没有寻得学问的根本，所以自己苦心钻研近十年之久；程颐认为周敦颐的学问还不足以指导程颢这般天赋异禀的人。程颢回顾《六经》后，才获得思想的突破，发现古代圣人的道理。程颐形容他的兄长：

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程颐显然认为程颢超越周敦颐，朱熹也含蓄接受这个说法，后来更明确赞扬二程复兴儒家之道。朱熹作《中庸章注》序时，指出二程与道的传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说而得其心也。

这段文字与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和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似乎互有抵触，因为朱熹在书中指出周敦颐重新发现道，并将道传给二程；这项表面的矛盾显示：现代的研究可能太高估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崇。(www.xing528.com)

朱熹在1193年所写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提供另一个角度，可以观察朱熹如何评价周敦颐和二程。朱熹虽然强调周敦颐的独特角色，但认为二程的贡献更大：“〔周〕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周敦颐因为传道而受赞扬，但朱熹将发扬道的功劳归于二程。

就《伊洛渊源录》的篇幅而言，北宋五子的轻重排列依次是：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最后才是周敦颐。朱熹也很重视二程的其他同道，尤其是胡宏及吕祖谦的先人吕希哲、胡安国；这两个例子都显示朱熹给二程的篇幅比周敦颐多。

朱熹编辑《伊洛渊源录》赞美书中的人物，有力发扬一支研究道的独特儒学传统。全书近五章半的篇幅是谈论二程的主要学生，而其他20个较不重要的学生只在一章中简单带过。朱熹用巧妙的方式以二程为中心建立传统，并且用“伊洛”标榜二程的学派，结合四位儒学宗师与34位门徒，展现11世纪后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几代道学发展。朱熹在1173年对道学范围的界定比晚年的见解宽广，但是比起同时代的学者已经狭隘许多，《诸儒鸣道集》就是很好的例子。

朱熹重新界定道学的范围，其实隐然要回应及取代《诸儒鸣道集》的看法。这部书是由张九成的学生在12世纪60年代编辑的，选取的人物顺序与朱熹不甚相同：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然后才是二程；所以司马光传道的地位仅次于周敦颐，而且司马光和张载被列在周敦颐和二程中间。周敦颐的地位在此不成问题，显示南宋初期不少道学人士认为周敦颐属于道学的一员，而且拥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朱熹将周敦颐包括在内，并不算拓宽道学的传统。《诸儒鸣道集》虽然包括邵雍，但并未将他置于“北宋五子”的崇高地位，也没包括胡宏，但这部最早的道学选集还是显示道学初期较广阔的背景，因为它不集中于二程，而且较少谈论抽象的哲学问题。这本书还包括其他儒家学者，最有名的要属张九成，但朱熹将他排除在外，认为他受到佛教的影响太深。《诸儒鸣道集》反映道学初期视野广阔的另一证据：保存一些别处不见的著作。例如，刘安世的《元城语录》、江公望（北宋末期）的《性说》、刘子翚（1101-1147年）的《圣传论》以及潘植（12世纪初）的《忘荃集》最完整版本。潘植和刘子翚对佛教很有好感；江公望说有些儒生为性下定义时，不够重视人情的作用；潘植反对将道与物理分离。张九成不喜欢抽象的哲学，也明显表现在寓道于实践的思想，而《诸儒鸣道集》处处显示这种倾向。例如，它收入周敦颐的《通书》，而“太极图说”就未在书中出现。总而言之，这部选集呈现的道学，上溯几代到二程以及元祐党人中的同道，尤其是司马光和刘安世，包括日后选集所删去的人物，描述的范围比流传的朱熹版本要宽广许多。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被元代的《宋史》编者当做撰写“道学列传”和“儒林列传”的基本资料；18世纪《四库全书》的编者回顾说，以道学来划分儒家学者，始于朱熹1173年完成的《伊洛渊源录》。朱熹以前虽然就有人界定道学的范围，但《伊洛渊源录》是重建或重新定义这支学术传统的重要一步。

朱熹和吕祖谦为弘扬道学，合作编辑一部哲学的入门选集《近思录》。吕祖谦在1175年拜访朱熹时，共同完成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随后一直联络讨论某些章节，直到1178年才定稿。《近思录》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不同，只包括北宋四子：周敦颐、二程与张载，传承的顺序依旧是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张载，邵雍被排除在外。朱熹在别的著作里引用邵雍的宇宙论和自然观，但认为邵雍不应该包括在道学的主流里，因为他有宿命论的思想，而且不够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全书最强调二程，其次是张载。全书总共622条，二程占80%的篇幅，张载占18%，周敦颐占的比例不到2%，而取自“太极图说”的只有一条。从《近思录》的编排数目以及《伊洛渊源录》的篇目，可看出周敦颐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对朱子哲学的传统认识恐怕得修正，应该更注意张载，而不是周敦颐，虽然强调张载可能要归因于吕祖谦。

自从南宋末以来，朱熹的后学将他当做《近思录》的唯一作者，但钱穆与陈荣捷等现代学者注意到吕祖谦的协助与贡献。吕祖谦的观点影响这本书的内容，由于他的坚持，朱熹保留一条论法制的条文，又删除几处抨击科举的文字。吕祖谦在一些特别的段落使朱熹放弃原来的目标。朱熹重视抽象的哲学，但却是吕祖谦劝他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当做全书的第一卷。吕祖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删除程颢的“仁论”，而收录程颐的《易传》许多言论。朱熹质疑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原本希望《近思录》不要引用任何段落，但结果全书有106处文字出自程颐的《易传》，竟然占总篇幅的17%，仅次于朱熹编辑的《二程遗书》。朱熹在多年后解释说，他对吕祖谦让步是因为吕祖谦建议的段落很能解释日用生活中的功夫修养。可是朱熹为什么不满程颐的《易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