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维世界：社会政治问题及实践

南宋的国家大事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对付占据北方的金人，吕祖谦一家和朱熹的父亲及其他道学人士一样，也直言不讳批评秦桧与他的和议政策。吕家家人甚至曾亲身参与朝廷变迁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尤其吕好问曾短暂做过兵部尚书，并陪同皇帝前往金营投降。金人将吕好问送回开封，命令他协助张邦昌的傀儡政权，但他竟然说服当权者扶立宋皇室唯一没有被俘的皇子。宋高宗在南方再建政权，曾经对吕好问说：“宗庙获全，卿之力也。”随后任命吕好问为尚书右丞。然而吕好问曾经在北方傀儡政权任职，招致许多批评，因此随即转任不太重要的职位；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也与秦桧不和而去职。吕本中虽然反对秦桧的和金政策，主张收复北方，但终究是个务实的人，认为金人的军事力量强大，所以建议高宗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应该巩固国力，保卫南方。吕祖谦承袭吕本中的观点，主张要先改革朝政、加强国力，准备充足后才能发动攻势。他采取主和、主战两派间的温和中间路线，可与张栻后来的成熟看法相提并论。

朱熹年轻时坚决主战，在12世纪60年代上书提倡军事反攻，严厉谴责所有的议和派人士；但中年以后，体认金人的军力强大，态度开始冷静下来，类似吕祖谦的务实观点，逐渐取代主战的立场。他虽然终生不忘收复失土，但晚年对主战派的抨击比对主和派的攻击还要强烈，而且开始体认到至少需要10-30年的准备，才能收复北方。朱熹在思想成熟后，更强调防守和自强的立场：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

他60多岁的时候，可能变得比吕祖谦更重防守和谨慎，但吕祖谦的立场显然曾影响朱熹。

当时内政的主要问题是减轻农民的负担。1167年福建崇安县县令请求刘如愚（1142年进士）与朱熹支援赈灾，朱熹从邻近的建阳县调请救灾物资，他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年）早在12世纪50年代初期已在当地建立良好的社仓制度。州知府王淮（1127-1187年）在1168年建议刘如愚和朱熹保留百姓偿还的贷款，以供紧急不时之需。刘如愚与朱熹根据魏掞之的先例，建议设立社仓，获得州府拨给赞助费用。崇安的社仓在1171年建立完成，由刘如愚的亲戚负责掌管，但后代人把社仓主要归功于朱熹。(www.xing528.com)

政府的义仓主要是在灾荒时，以直接发放实物或稳定市价的办法帮助农民，但由于官僚作风作梗，官方义仓的效率很低，涵盖范围也只限于城镇附近，且常由村吏或佛教僧侣负责分发赈灾物资。朱熹反对佛教僧侣参与，努力动员儒生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相信参与社仓可以培养同道的认同感以及对仁的体认。朱熹进行这项工作时，正是宋代民间社会意识日益增长抬头的时候，例如，婺州的乡村已经自组互助制度，而有的组织成为社仓的基础。

朱熹的社仓遭到某些人批评指责，认为他仿效王安石“青苗法”的借贷办法，连张栻也不免有此疑虑，吕祖谦则挺身为朱熹辩护。朱熹和王安石都使用政府的资金作基金，要求借款人偿还贷款、支付利息。朱熹在1185年所写的“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反对别人将他与王安石的办法相提并论，指出他出借谷物，而不是出借现金，实施的方式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不是以县为单位，并且由当地士人管理，目的是稳定农民经济，不是增加政府的收入。朱熹再三提到吕祖谦巡视崇安后，称赞社仓能师法古人的美意，是受古人启发，与王安石的失败实验不同。吕祖谦并表示要在金华建立社仓，而朱熹这篇文章就是为潘景宪主持的金华社仓的成立启用而写作的，赞扬潘景宪实现老师的夙愿。先前吕祖谦曾安排朱熹的儿子朱塾住在潘景宪家，并让他迎娶潘景宪的长女。朱熹在1182年办理赈灾事务时，也获得与吕祖谦有关系的婺州士人帮助。

孝宗皇帝虽然赞扬朱熹的社仓制度，并且要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但由于反对者阻止政府的支持，最后成立的社仓很少。除朱熹家乡的社仓外，金华社仓可能持续得最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地方胥吏开始接管金华的社仓，只在荒年发放谷物，并且要求以现金偿还借贷的谷物，朱熹希望由儒家君子长年监督救济照顾农民的设想，从此变成地方官僚系统赈灾的另外一个工具。朱熹倡导的社仓只短暂按照计划发挥作用，但已体现他政治理想的实践。魏掞之的社仓建立时间更早，刘如愚在“朱熹社仓”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吕祖谦的襄助，使社仓传播到金华，都显示后人所谓的“朱子社仓”并不是朱熹一人的功劳，而是道学人士合作应付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福利事业。从朱熹担任地方官时写的“劝立社仓榜”等文，以及他支持吕大钧（1030-1081年）的乡约，可以看出他非常关注建立地方社群组织，乡约成为鼓励乡民行善的地方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