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吕祖谦-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祖望学派的重要人物

吕祖谦虽然不被《宋史》列入“道学列传”，并且鲜为现代学者所论及，但从12世纪60年代末期到1181年他去世的十几年里，他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吕祖谦比12世纪其他道学领袖在政治上更得意，而学问也广为时人推崇，但吕祖谦身后受到的批评却引发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到底是位主张多元化、不受教条拘束的思想家，抑或是摇摆不定、缺乏决断的人？

吕祖谦出身望族，富有才华。吕氏家族从汉代被封在东莱后，产生不少政府官员，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到北宋达到最高峰。吕祖谦的先人吕蒙正（946-1011年）、吕夷简（978-1043年）和吕公著在北宋四朝分别官拜宰相，其他许多家族成员也甚获皇帝重臣的信任。吕祖谦的曾伯祖吕好问在女真人征服北方后，辅佐高宗在南方建立政权，功业彪炳显赫；在十一、十二两世纪，吕氏家人辅佐宋室的功绩无人能及。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是出类拔萃，上下七代人中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其中三人甚至各有专章论述，另外一人与范镇（1008-1089年）并列；其中最重要的是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等三人。

吕祖谦将吕氏家学传统和道学流派结合，发展出12世纪道学的一支主要流派。全祖望（1705-1775年）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全祖望这段话虽然是在18世纪回顾历史时所说的，但他认为吕祖谦是12世纪后半叶道学的一位主要领袖，见解十分正确。全祖望区分这三派学术时，不幸忽略张栻的地位；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把张栻放进他的划分系统里，却转而忽视吕祖谦。其实吕祖谦和张栻都不容忽视，而且除朱、陆、张、吕四派外，许多其他南宋道学家也颇值得研究。倘若一定要坚持简单的三派区分方法，全祖望的分法问题比较少，因为在12世纪后半叶，吕祖谦的影响力比张栻大得多。无论如何，全祖望准确指出吕祖谦学派的特点是能够兼容并蓄，而形成这种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吕家从北方带来很多中原文献。

吕祖谦以家学和藏书为基础，在金华创建一所书院。他在金华附近的明招山任教一段时间后，于1170年把教学的中心移到城东的丽泽书院，与弟弟吕祖俭一起主持教务。当时的丽泽书院可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在南康附近）和张栻的岳麓书院（在长沙附近）媲美，丽泽书院的学者继承吕学的传统，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使吕祖谦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的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吕祖谦的思想对这三个地区的学者都有影响，而且这些学者在当时已经有共同的归属感。

吕祖谦在金华讲学期间，学生从各方登门受教，吕祖谦也认为士子应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对“道”和文化传统具有更根本的责任感，并且试图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关心文化、道德和哲学的问题。吕祖谦对心、性的看法接近孟子，属于当时道学的主流见解，但是他不像一些道学家花许多时间研究这些哲学问题的细节。他与朱熹、张栻等同道最大的不同处，在于他更注意全国的政治问题，重视历史研究和经世之学，而这正是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儒者的共同点，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远比一般的宋代儒者（尤其是道学家）活泼。

过去几世纪的学者讨论吕家学术传统时，侧重四个主要的特点，而它们大多源于朱熹对吕家学术的评论。朱熹认为吕氏学术的特色：第一，“不名一师，不私一说”。这个传统是吕希哲在11世纪中叶有意识开创的。吕希哲曾追随欧阳修（1007-1072年）的弟子焦千之，又曾问学于胡瑗（993-1057年）和孙复（992-1057年），使他的学术奠基在北宋第一代复兴儒学的学者的学说上；他又曾从学于王安石等第二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学者；道学的兴起也引起他注意，而与邵雍、二程过从甚密。朱熹的《伊川先生年谱》据《吕氏童蒙训》说：“吕希哲原明与先生〔程颐〕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可见朱熹十分了解吕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对道学的兴起有很重要的帮助。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继承“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家风，先后追随过刘安世（1048-1125年）、杨时、陈瓘（1057-1122年）、尹焞、王（1082-1153年）等名儒，这些儒家学者和二程都有交往，其实他们代表的是12世纪初期范围视野较为宽广的道学。例如，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他的语录只保存在张九成弟子所编的《诸儒鸣道集》里。张九成和吕家的关系也很深厚，他与吕本中亦师亦友，写给吕本中的信充满感情，目前都收录在《横浦文集》和《横浦日新》里。

吕本中的弟子林之奇（1112-1176年）把多样化的传统传给吕祖谦。林氏是吕祖谦青年时代最主要的老师，对吕祖谦的历史观——尤其是他对《书经》的看法——影响重大。吕祖谦年轻时也透过其他老师与广义的道学建立联系，他曾短暂地追随胡宪，从杨时与张九成的弟子汪应辰（1119-1176年）处得益尤多。胡宪的学术则结合二程的学说（尤其是他们的《易经》学说）和胡家的史学与经学。胡宪是胡宏的堂弟，也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托孤时指定的三个老师之一，所以朱熹与吕祖谦有一个道学传统中的共同老师。吕祖谦还和道学的另一个分支有关系，他们是在温州永嘉的程颐传人，可上溯到郑伯熊（1128-1181年），甚至周行己（1091年进士），周行己曾经带领八个永嘉同乡北上向程颐求学。

朱熹承认吕祖谦学问广博，但批评他不能专注研究学问的根本；似乎用程颢既能广博又能“守约”的标准衡量吕祖谦。《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弟子吴昌寿批评：“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朱熹甚表认可同意。朱熹并将批评引申到整个吕氏家族的学问，他在“与林择之第十一封信”中说：“吕公家传深有警悟之处，前辈涵养深厚乃如此。但其论学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

第二，吕家“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学术风格使他们比较能够包容佛教。宋儒大多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吕家比一般宋儒更能认清这事实，而且能够坦率承认佛教的影响。吕希哲晚年研习佛学，与僧侣交游，认为儒释两家教义有许多相近之处，所以主张调和两家学说。吕本中继承调和论的立场倾向，尤其喜好禅宗。吕祖谦在这方面的态度与先人不同，不但没有鼓吹佛教，而且还批评佛教。然而，还是有人认为他曾受禅宗顿悟学说的影响，因为他在“易说”中说过：“知此理，则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终身之蒙蔽，可以一语通；滔天之罪恶，可以一念消。”但这句话是他在讲解《易经》睽卦时所说的，从上下文的脉络可以看出原意似与佛学无关（在第五章我们会再讨论吕祖谦的易学）。不过，朱熹仍然“有疑于伯恭词气之间，恐其未免有阴主释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发之于口耳。此非小病。”

朱熹既然没有具体指出吕祖谦的思想和文章中有哪些地方“有阴主释氏之意，但……不发之于口耳”，我们也许不应太强调吕家传统中佛学的成分对他的影响。其实朱熹也曾经批评吕祖谦与张栻不读佛经：“〔张〕钦夫、〔吕〕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道学虽然深受佛道两教影响，许多道学中人却对佛道深怀敌意，甚至把它们斥为异端。

吕家继承唐代大家族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这种风格在宋代显得十分突出。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吕家因为受到佛道两家相对主义倾向的影响，而“喜和不喜争，喜融通不喜矫激”。吕家当然不是有兼容并蓄胸怀的唯一宋代政治家族，但这些家族多半不是道学中人。吕祖谦虽然不如先人深受佛教影响，他还是比较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的包容倾向还有一个重要基础：他认为闻道十分困难，“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又说：“义理无穷，才智有限。”承认难以明确了解“道”；而且为人秉性谦和，所以特别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轻易排斥异己。他说：“人各有偏处”，所以应“就自己偏处，寻源流下工夫”。这种个性使他擅长在儒家学者间扮演调停折中的角色，不过他也不免受到当时道学界狭隘学风的影响；他只追求儒家学者间的和谐共识，尤其是道学家间的和谐共识。

第三，吕家不论接受多少佛家影响，涉猎各种不同的理论，其家学终究还是以《四书》为中心，而《四书》是道学界公认的儒家主要思想文献。吕本中虽然又加入《孝经》，但仍然认为《四书》比传统的《五经》重要。他说：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

所以《四书》和《孝经》比起其他经书更属儒学的根本，儒学的基础稳固后，才能运用其他各家的理论。吕氏所关怀的《四书》问题和其他道学家相同，包括：“存心养性”、“穷理”、“尽心”、“正心”、“诚意”等主题。例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道学当时甚至还未兴起。吕氏一直很注重孟子的修身方法，这点也和其他道学家一样。

第四，吕氏重视功夫修养的情形，从他们的治家格言“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出自《周易·大畜卦》）即可见一斑。吕公著早年就依此治学，而且把它变成家学的精华，吕家的成员虽然转益多师，他们最珍贵的还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家学传统。这个格言很能反映吕氏“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作风，因此能够在历代产生出许多杰出人物，并且发扬它的教训，收集大量图书，建立当时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全祖望说：“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这些藏书不但培养丰富的文学修养，对他们的史学研究也很有帮助。

二程在广博的吕学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吕希哲曾从游于程颐，吕希哲的子孙又追随过杨时等二程最亲近的弟子。吕祖谦把杨时的《中庸》注解当做研习此书的标准，认为个人教育应该以二程和杨时的文章语录为中心。吕本中也把张载的学问纳入吕氏的家学，所以1345年编成的《宋史》虽然未把吕祖谦列在“道学列传”内，却仍说吕祖谦的思想是张载和二程哲学结合的产物，当然二程和张载的哲学并不是吕祖谦综合思想中的唯一成分。

吕祖谦的家世和教育都很优越，所以他在科举和仕途上都很得意，发展比其他南宋主要道学家顺利。他在1163年考中进士，不久又获得博学宏词科的殊荣；宋朝300年历史中，只有34人曾登上博学宏词科。报考博学宏词科需要熟读大量典籍，范围涉及文学、历史以及历代制度，吕祖谦能荣登此科显示他一直究心学问研究，以及他对效忠皇帝有十分的热诚。吕祖谦登上博学宏词科后立刻踏上仕途，担任的职位多半是史官，但是他的双亲分别在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次离职回乡守制。张栻等人在此期间经常造访，使吕祖谦与士大夫的关系得以维持不坠，所以他守丧期满后旋即被朝廷重新启用。

吕祖谦在1169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随后出任位处京城南郊的严州州学。吕祖谦把金华书院的学规引进州学，当时张栻是严州的地方官，两人住得很近，可以每天相聚。1170年吕祖谦写作两篇有名的奏议，劝孝宗选用贤能，远离小人，矢志收复北方河山。不久，孝宗擢升他和尤袤为礼部考官，因此成为1172年进士会试的主考。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次考试的结果显示政治气氛转向，对道学群体非常有利。由于著名史学家李焘（1115-1184年）的推荐，吕祖谦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又兼任国史编修官以及实录院检讨官，主持徽宗（1100-1126年在位）实录的编纂。吕氏家人担任过几次类似的工作，吕夷简编修过太祖（960-976年在位）到真宗三朝的国史，吕公著则主编英宗（1063-1067年在位）和神宗（1067-1085年在位）实录，可见吕家编修实录的经验比时人丰富。由于徽宗实录会涉及北方沦陷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在政治上很敏感。1177年实录完成，吕祖谦在呈献时，劝皇帝汲取经验教训，进行改革。孝宗再次提拔他，请他负责收集编纂北宋时期的杰出奏议、序跋和札记。他在这部汇集北宋政治智慧和文学典范的著作里，收录大量苏轼、王安石和欧阳修的文章，但也包含其他北宋人的作品。吕祖谦发扬一贯兼容并蓄的精神，不以人废言，只论文章的优劣，不管作者的政治和哲学立场。这部书完成后孝宗御赐《皇朝文鉴》的书名，并赏吕祖谦三百两银子，再度擢升他的官阶。

吕祖谦40岁的时候已经深受皇帝的敬重与信任，并和周必大等政府要员关系友好密切。吕祖谦的人缘良好，多少与他家人世代在朝任官有关。宋朝南迁后，吕家仍维持北方望族的习惯，与外地的名门大族联姻通婚。吕祖谦先娶韩元吉（1118-1187年）之女，后来又和芮烨（1114-1172年）的女儿结婚，韩、芮两姓不是金华同乡，但都是名门显宦。吕祖谦一直很密切注意朝廷的政局变化，不像朱熹不屑参政，但疾病使他的政治潜力未能完全发挥；他在1178年患病，次年辞去所有的官职，两年后就去世。

吕祖谦的一生都被病痛所困扰。父母于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度返乡守孝三年。三个妻子都在生产后去世，子女中只有一男一女存活下来。从1157年他初次结婚，到1179年第三任妻子过世为止，总共只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所以在第一次结婚后的3/4时间里，他是个孤独的鳏夫。吕祖谦从幼年起就病魔缠身，从症状来看似乎是年轻时得肺结核，40多岁时又中风。他抱怨右半身体虚弱疲惫、动作不灵，有时连饮食都无法自理，只能写很短的信。他在一封信中说：“药物日进三、四服，未尝废炙艾，医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则盖燥涸，以此犹未绝也。”从他祖先和宋代士人的一般寿命来看，他应该还可以再活十几或二十几年，但是体弱多病以及守孝和丧妻的伤痛，都促使他在中壮之年就去世。

吕祖谦早年病中的反省却改变他的性格。他幼年时期脾气很坏，疾病又火上添油，甚至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就要摔盘子，但病痛没有妨碍他认真读书，朱熹说吕祖谦在病中也是书不离手。《宋史》说吕祖谦“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性格从此变成非常宽厚。吕祖谦家庭教育加强了他对政治和文化危机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三个年头里，一直在金华专心教学研究，学生再度云集门下。这种门庭若市的盛况有诸多原因：吕祖谦具有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且中过博学宏词科，此外还曾担任过太学博士，又主持过1172年的进士考试。他奉旨编修的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而且金华的书院离首都临安很近，从临安坐船逆流而上，最多四天就可以抵达金华。

吕祖谦的讲学有独到之处。他强调学生应该发掘新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墨守成规，他说：

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他也劝朱熹多教导学生在日用生活中作修养功夫，教学则应注意方向和顺序，他说：

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工夫初不可偏。学者若有实心，则讲贯玩索，固为进德之要。其间亦有一等后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点检日用工夫常少。虽便略见仿佛，然终非实有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训诱之际，愿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语上”、“不可以语上”之别。……非谓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为缓，但示之者，当循循有序耳。

吕祖谦留意到若要寻求知识与实践的平衡，学生应该自己思考。

吕祖谦教过多少学生呢？1180年左右，丽泽书院有近300学生。陈荣捷（1901-1994年）先生向来重视朱熹的成就，却也完全接受这个说法。这300个学生外，还应该加上1180年以外的丽泽书院学生，1167年、1168年和1173年三年在明招山任教时的学生，以及严州官学的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即使只计算1180当年的300个学生，他也无疑是12世纪70年代最受欢迎的老师，与张栻在12世纪60年代所受的欢迎程度相当。

吕祖谦的学生人数和朱熹的学生人数相比呢？以现在的眼光回顾，朱熹是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例如，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列出的467人中，只有五人是在1167-1179年间列入门下。朱熹在南康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又有35位年代可考的学生投入门下，另外9个本地学生从游的年代不明，即使把这9名学生都包括进去，朱熹在这15年内似乎只有49个学生，而吕祖谦在1180年一年里就有近300的学生。朱熹1181年所收的49个学生约占他学生总数的10%左右，这些数字虽然不完整，仍然明白显示朱熹的学生大部分是在1182年到1200年之间投入门下，亦即吕祖谦去世后的19年间所招收的。

吕祖谦在父丧不久后就再广收学生门徒，因此几个友人对他略有微词，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哀伤及孝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

〔吕祖谦〕尝与汪端明书曰：“刘子澄传道尊意，是时以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于遽已，今岁悉谢遣归。”祖望谨案：此即〔陆〕象山谓“伯恭在哀绖中，而户外屡恒满”者也。〔张〕南轩亦尝问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议其非者。”观此条，则〔吕〕先生因〔汪〕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过者。

吕祖谦虽然把学生“悉谢遣归”，张栻仍认为他对这些学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吕〕伯恭真不易得，向来聚徒颇众，今岁已谢遣。然渠犹谓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谓来者既为学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断有所未足。

有些学生当然只是为准备科举而入门进修，但必定也有被吕祖谦广博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吸引来的学生。

吕祖谦有几部主要著作是根据讲稿编成的。他的《书经》讲词被学生编成《东莱书说》，他在太学时根据“为诸生课试之作”而编成《东莱博议》，尤其著名。《东莱博议》虽然是学生用来准备科考的范文，但就像吕祖谦曾对张栻说的，里面的文章也教导学生道德原则和历史教训。吕祖谦对追求“道”的一心投入很能表现道学群体的共同特点，他明白宣言：“坚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力，乃区区所望。”许多儒家学者偏离儒家正道的时候，这种对道投入奉献的热诚尤其重要，吕祖谦向朱熹说：

论学之难，高者其病堕于玄虚，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异端，平者浸失其传，犹为惇训，故勤行义。轻重不同，然要皆是偏。

再三强调当日学者治学方法褊狭的弊病。

吕祖谦认为当时不友善的气氛四处弥漫，有些登门求教的学生也感染这种态度，使儒学之道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从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实者，所宜深察。往时固有得前辈言语声欬以借口，而行则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辈，以姗侮吾道，绍兴之初是也。虽有教无类，然今日此道单微，排毁者举目皆是，恐须谨严也。

吕祖谦尤其担心自称道学弟子的人行为不轨，提供敌人攻讦的口实。现有的材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知道陈公辅曾经向道学示好，批评“王安石学行之误”，可是他后来态度一变，在1136年上书高宗，嘲笑道学“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吕祖谦的忧虑与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教派（fundamentalistsects）颇为类似，而他明确表现这种忧虑。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是最宽厚开明的道学领袖，而且政治地位最为稳固，甚至敢公开宣扬他在评阅进士试卷时，认出陆九渊的文章。

吕祖谦虽然有时表现出很深沉的忧虑，但对扭转恶劣的环境更表乐观。他鼓励学生潘景宪（叔度，1134-1190年）加强责任感：

大抵讲论治道，不当言主意难移，当思臣道未尽。不当思邪说难胜，当思正道未明。盖工夫到此，必有应，原不在外也。(www.xing528.com)

吕祖谦认为士大夫应该负起实际行动的责任，不应该只是坐论空谈、抱怨世道人心不古：“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去做，如何得会好？”他还批评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外风俗而论政事。”吕祖谦认为讲学是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关键：

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有转移之理。

吕祖谦的政治学术生涯显示，他希望从朝廷开始，由上而下影响世道风俗，在社会上培养正直奉献的儒者，从而改造社会、政治，使它们符合道的理想。吕祖谦对教导士子应试的态度比张栻、朱熹积极，认为科举的成功可以使他们从政治中心改造影响社会。这种对体制内改革的信心，无疑深受出身仕宦家庭的背景影响。

吕祖谦为教导学生进入体制内工作，在金华书院的课程里对政府各种制度进行详尽的分析，这套教材流传使用150年后，才被后代门人编成《历代制度详说》出版。吕祖谦叙述评论历代制度，讨论的题目包括：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和祀事。吕祖谦不但分析各种制度在历史上的优缺点，而且讨论它们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他的判断多基于现实条件而非空泛的理论。例如，他认为当时百姓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所以张载、胡宏等学者要想在全国实行井田制度，只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吕祖谦在其他著作中讨论到法治的问题。许多儒家士大夫重德治而轻视法治，吕祖谦却很肯定法律的功用。他认为一般人反对用法，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申韩之法，其实法律的本质与申韩之法不同：“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韩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法律应该建立在人情物理和仁义的基础上，而不是系于人主的好恶。法律的“仁义之气”不是抽象的理论，应该是实在的东西，有时必须用严刑峻法吓阻不法，才能达到仁的目的。法律如果太宽松，违法犯禁的人会增加，结果受法律制裁的人反而比较多。这些观点虽然都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但他也主张公私应该并重：

世俗多谓公私不两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则公私两全；否则公私两失。……庶或公不败事，私不伤义，便是忠厚底气象。

有人也许会怀疑吕祖谦强调法治和主张公私并顾，只是反映出权贵大家的背景观点。当然对吕氏这种家族而言，主张忠君和善待私家既是理想，也有实际利益的成分。假如硬要说他注重法制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许多统治阶级成员比较不注重法制和私人利益，又做何解释呢？吕祖谦和一般儒家学者都认为道德是治国的根本，但注重法制和私家利益是他的一大特点，而其他的浙东儒者也持相似的看法，陈傅良和陈亮的立场更鲜明，尤其是陈亮的例子，更能明确说明浙东学派如何寻求公（社会或国家利益）和私（或家庭利益）之间的平衡。

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当时的风气太重文轻武，吕祖谦却编辑宋代最重要的文选之一《宋文鉴》，而且也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所以他反对重文轻武，并不是要以重武轻文的政策取而代之。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宋太祖把武官地位降到文官之下，并把兵权从武官手里转到文官手里。吕祖谦和他的浙东友人认为文武应该均衡合一。他引证古史说：

自古文武只一道。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掌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西汉尤知此理，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刘巴轻张飞矣。

东汉以后文学日兴，而文武之途渐分，历史提供许多徒重虚文而导致祸害的教训。吕祖谦又在《东莱博议·魏懿公好鹤》中用魏懿公（公元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的典故，讽喻许多近世的士大夫与魏懿公的鹤没有什么区别：

永嘉之季，清言者满朝。一觞一咏，傲睨万物。旷怀雅量，独立风尘之表。神峰隽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乱，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鹤也。普通之际，朝谈释而暮言老，环坐听讲，迭问更难，国殆成俗。一旦侯景逼台城，士大夫习于骄惰，至不能跨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鹤也。

吕祖谦的祖先来自北方，他虽然多病，但可能学过骑马，所以讽刺不会骑马的南方文人。玩马球的风气在宋代衰落，士大夫子弟只爱在院里街中安然踢球，可以想见骑术退步的情形。吕祖谦承认这些士大夫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是数国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词藻，望其威仪，接其议论，挹其风度，可嘉可仰，可慕可亲。”然而“卒然临之以患难，则异于懿公之鹤者几希”。

从历史中寻找实际教训也是吕祖谦和其他浙东学者的重大相似处。他认为读史时应该厘清时代背景，设身处地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又说：

看史须看一半便揜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

吕祖谦认为吸收道德教训是读史的目的之一，但他更注重从历史中获得实际事功的借鉴，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限于道德的教训，还认为读史应要注重变化发展，不能只求博闻强记。他说：

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是药山，又须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丘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对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史之法。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变化，他说：“此事极，则须有人变之，无人变，则其势自变。”齐桓公（公元前684——前642年在位）就是不懂局势的变化而招致祸害。他标榜“尊王攘夷”，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人，在葵丘之会达到成就高峰后，却变得傲慢堕落，种下霸业衰落的种子。吕祖谦认为齐桓公历史的教训在于：

〔齐桓公〕抑不知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也。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阪，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

吕祖谦指出齐桓公由盛而衰的模式，并可见于汉人与胡人互动的历史。

吕祖谦认为，学者在寻找历史的发展变化模式时，也应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性。权力结构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同；例如在读《左传》时，学者应该把春秋时代划分成三个时期：五霸兴起前、五霸时期和五霸衰落后的时期。吕祖谦用权力结构划分历史，并不表示他认为统治阶级是决定历史的最终力量，他依然遵循孔子、孟子的传统，认为国家的兴亡最终取决于人民。

吕祖谦着眼于权力结构来为历史分期断限，并以此讨论过去的种种制度是否适用于宋代的现实状况。例如张载、胡宏等人主张恢复井田，吕祖谦则认为宋代距离井田制度的时代已将近两千年，历史条件改变太多，不可能恢复这种古代制度。与其固执古人的制度，不如改变旧制以完成古人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国家太平。他一再强调唯有了解历史背景，才能善用历史知识。

由于史书质量的参差不齐，有的泛泛阅览即可，有的则须一字一句小心谨读。几部最重要的史书更应该以读经的态度来读：“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者，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后汉书》以后的史书品质大半不高，可以在上面少花些时间。吕祖谦也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儒家经典，开清代浙东史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先河：“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又说：“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这三段话里提到《左传》两次，可见《左传》在他的史学里占有中心地位。

吕祖谦认为《左传》是非常重要的史书，所以把它当成一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把它视为《春秋》的注解。他如此重视《左传》，但没有因此对《春秋》减低兴趣；《春秋》是宋代学者最重视的经典之一，产生至少240部相关的著作，数量超过其他任何经学著作。吕祖谦继承北宋孙复等学者的立场，强调《春秋》“尊王攘夷”的大义。吕祖谦对《左传》的看法比较独到，除写过《东莱博议》外，另有《春秋左氏传说》和《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等两部与《左传》有关的著作。吕祖谦注意《左传》的细节，从中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例如，他计算周朝将领的名字，证明周朝王室的军队确实越来越少，所以吕祖谦认为《左传》延续六经，继续记载古代的事物制度。

吕祖谦为延续《左传》的记录，开始撰写《大事记》，并在注释里评论各种事物和讨论史学得失。《大事记》大量取材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的《史记》，写作的方法也很受《史记》纪传体例的影响。他不但用《史记》和其他早期的材料纠正《资治通鉴》的细节，而且写了两部批评《通鉴》的专著，可惜这两部书都未能保存至今。吕祖谦打算用《大事记》取代《通鉴》，但只写到公元前90年，就不得不因病搁笔，留下一千多年的空白。不过他完成了《十七史详解》，可以用它为基础完成《大事记》。从《大事记》的结构及一些论述可以看出吕祖谦史学的一些特点，例如，他不像朱熹死抱着正统问题不放。吕祖谦在写《三国史详解》时，以曹操（155-220年）为正统，替魏国写纪，蜀汉的刘备（161-223年）和诸葛亮等人只有传。这种务实的历史写作方式比较接近司马光，与朱熹的距离比较远。吕祖谦之后的浙东学者也倾向司马迁那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但他们没有为吕祖谦继续完成《大事记》。

比较注意哲学问题是吕祖谦与同时的浙东学者不同的地方。浙东儒者一般较鲜论及性、命、心等题目，这些题目却是吕祖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于心的问题，吕祖谦注重孟子所讲的“本心”，追随孟子教人先寻回本心，因为它是一切学问和道德实践的基础。吕祖谦在孟子的“本心”的概念上，加上道学的“理”的概念：“凡人未尝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养之，则此理自存，至于生生不穷矣。”人若能存养此天理，则不需再向外寻求：“本不在外，自求而已”，所以“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反躬自省非常重要，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人内心世界的反映：“近日思得内外相应，不差毫发。外有龃龉，即内有窒碍。只有‘反己’两字，更无别法也。”吕祖谦对自省有强烈的信心，但告诫世人不要仰赖顿悟：“致知与求见不同。人能朝思于斯，夕于斯，一旦豁然有见，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须是下集义工夫，涵养体察，平稳妥帖，释然心解，乃是。”吕祖谦虽然在此似乎很重视内向的反省与直观的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格物的地位更加重要。这点明确显示在他对名物制度和历史研究的专心一致上；朱熹批评吕本中深染大慧禅的色彩，但很难如此批评吕祖谦。

吕祖谦也遵循孟子的观点主张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也。中则无不正矣。”他借用张载和二程的气禀论解释恶的存在：“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固才与性，亦流而偏耳。”吕祖谦以此为基础，认为功夫修养的关键在于存养本心，使本心不被不正当的欲望干扰：“此心常操而存，则心宽体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内有，若一欲败度纵败礼，则祸自外来。”（按：“纵”疑当在“一”字前。）在存心和去除欲望方面，吕祖谦的功夫修养观与张栻和朱熹很相近，不过他不像张、朱那样深入讨论修养功夫各个阶段的细节。但我们在讨论“胡子知言疑义”时已经说过，在吕、张、朱三位学者中，吕祖谦最坚持功夫的涵养与体验要维持平衡，日后朱熹却最以此著称。

吕祖谦与其他道学家认为仁是四德及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他在讲解《孟子》时曾经说：

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与礼，更有甚事。

礼在吕祖谦思想中有关键性的地位，认为礼不但是理，而且也是养心的必须之具。他注重礼，而且认为仁与礼具有互相联系的关系，但仁仍无疑比礼更为根本：

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习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则礼乐虽未尝废于天下，而我无是理，则与礼乐判然二物耳。

吕祖谦继承家族一贯注重忠孝的传统，但是他把忠孝及其他道德行为都归于仁的范围，而且是从仁而来：“孝、弟，所以为仁也。体爱亲敬长之心，存主而扩充之，仁其可知矣。”显示他既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心，也与朱熹一样认为仁就是理。吕祖谦有些论点更能显示与张栻、朱熹的共通处，但他更接近朱熹。吕祖谦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而且仁的特点包括“公”和“一”：

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惟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恶人，亦如是而已。

他写信给朱熹时，又曾经以朱熹使用的比喻讲解仁与爱的关系：

盖爱者，仁之发；仁者，爱之理。体用未尝相离，而亦未尝相侵。所私窃虑者，此本讲论形容之语，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缘指出分明，学者便有容易领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始）不可不谨也。

吕祖谦认为求仁的关键是“居敬”和“存诚”，一般湖南道学家所讲的“敬”近于“恭敬”，而吕祖谦所讲的“敬”则较近“严肃认真”的意思，他尤其注重专“一”和“诚”：

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大学》曰：“君之无所不用其极”，盖非特一事当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后可。

有人问：“诚、敬两字有异否？”他回答说：“只是一般。所谓存诚，存便是敬。”所以吕祖谦对功夫修养问题的看法与程颐和朱熹见解一样，三位学者都强调“敬”。总而言之，他努力追求书本学问、治国与功夫修养三者间的均衡。

吕祖谦的学问广博，使他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的许多看法和不同的儒家学者相近，而这些学者的学术各自发展，在日后变得互相矛盾。某些现代学者把吕祖谦说成没有高深理论成就的史学家，其实是不公平的论断。他的家学风格和个人性格都倾向于在异中求同，以寻求儒学同道的和谐统一。如果现代学者能像研究朱熹那样仔细研究吕祖谦的著作，我们或许能更清楚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和结构。现代学者尚未对吕祖谦做恰如其分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与他广博的学识和庞大的著作有关，使他比同时代的学者更难以为人了解。

吕祖谦比朱熹和张栻年轻，而且考上进士的年代也比较晚，但是从12世纪60年代晚期起，他就是道学的主要领袖，而且地位一直维持到1181年去世为止。吕祖谦的道德学问及政治社会地位吸引大量的学生，对道学的成长贡献良多。政府为科举阅卷能够公平，订定许多誊抄卷子和糊名的规则，防止主考认出考生的卷子。吕祖谦对个人文风极为敏感，能在担任主考时录取许多道学家，数目之多超过整个宋朝其他任何一次进士考试。政府和社会评论素来严厉制裁偏颇的主考，吕祖谦却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没有因此受到制裁，1172年的进士考试证明他在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朱熹在与张栻的交往论学中，到1173年已经渐渐取得支配的地位，但他从来不能够支配吕祖谦的思想。朱熹在道学同道中的影响力超越吕祖谦，是吕氏去世后的事情，假如多活20年的是吕祖谦而不是朱熹，吕祖谦的思想对宋代文化界和宋以后文化史的影响或许会大不相同，至少宋代的政治气氛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吕祖谦比其他道学家更受朝廷官员尊敬。即使两人都活到1200年，朱熹的理论和行为也会甚受吕祖谦影响，因为从1163年起到吕祖谦1181年去世为止，两人一直相互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