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维世界：第二时期重要成果

金人在1161年南下入侵，宋朝的政治文化随着双方的紧张情势与军事行动而变化。高宗在1162年夏天宣布退位，孝宗继位（1162-1189年在位）。孝宗依照惯例广征举国学者官员建言，道学人士也响应呼吁提出种种建议，要求改革朝政、对金人抗战。1164年孝宗与金人签订停战和约后，这种兴奋的心情愿望随之消退。新约不像以前的和约那样不平等，道学人士还是为失去收复北方的机会而感到万分失望。然而，这时道学人士与朝廷执政人物的关系，比前一时期改善许多，道学传统与程学的后人都没有遭受猛烈抨击，而且他们更愿意出仕。

比较第一与第二时期进士的来源，或许能显示政府与道学间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具体的量化当然不容易，我想选择在12世纪90年代被“庆元党案”列为“伪学”（道学）的人士，以及攻击道学的人士加以说明。这份所谓的“伪学”名单虽然是由攻击迫害道学的人士所罗列的，它还颇有几分道理，因为名单上的人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远超过他们在官场上互相举荐与援引的关系。攻击道学的人士的联系没有如此密切，但是都曾上书批评道学，或做过攻击道学的事情。这批人只是因为反对道学而被列入名单，所以很难判断他们究竟属于哪个士大夫团体。目前所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详细比较名单上的道学人士与反对道学人士，以及他们所属的团体人数；就名单的性质而言，被列入的道学人士显然比较多。近代学者素来认为这些人攻击道学的动机无非是出于个人好恶、嫉妒，甚至有盲目的反智倾向；不过我觉得这犹待商榷，他们或许别有反对的理由。就目前不完整的资料来看，两个名单没有显示年龄、地位、官阶或地理分布的重大差异，而且两派在上述特征上的分布面都很广，很难根据这些特征讨论两个团体的不同。59名道学人士被列入“伪学”的名单，攻击道学的名单上则有35名。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料，可以考查到他们哪年得到的进士学位。59名道学人士中有36人的进士学位可考，而35名反道学的人士中有21人可考。

现有数据虽然有以上的限制，有些数字仍然能显示部分的趋势。“伪学”名单中的五位（相当于总数的14%）道学人士，在第一个时期（1127-1162年）得到学位。这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最为突出，即朱熹和周必大（1126-1204年），不过他们当时都还很年轻，朱熹只有18岁，周必大是26岁，与道学尚未有密切的关系。在36个获得进士学位的道学人士中，有86%的人在第二个时期（1163-1181年）中举。在21个反对道学的人士中，有43%的人在第一时期考中进士，57%的人在第二个时期获得学位。从1172年开始的十年，吕祖谦和尤袤（1127-1194年）担任科举主考官，情形显得更为突出。在分等考卷时，吕祖谦因父丧必须回金华，但其友尤袤按照他们的愿望，完成试事。这一年中举的道学人士比任何一年都要多，而只有一位后来的道学人士在当年通过进士考试。在“伪学”名单上，19%的人在1172年获得进士。吕祖谦的努力以及意识型态的偏好不仅表现在统计数字上，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朝廷明文禁止考场徇私，并设下种种防范措施使考官无法认出考生的试卷，但吕祖谦还是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虽然以前他只读过几篇陆九渊的短文，至于认出同乡友人陈傅良（1137-1203年）的考卷就更不在话下。吕祖谦当时的地位和声望非常崇高，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1172年中举人数的数字没有包括陆九渊这么著名的案例，因为他比较早去世，没有赶上编制“伪学”名单的时间。总而言之，在1172年到1182年的十年间，上述的道学人士中有44%的人获得进士学位，而21位反道学的人士中只有一人获得进士学位，仅占5%。与第一个时期相比，第二个时期道学人士获得进士学位的人数和比例都大幅增加，攻击道学的宿儒则相形减少。

由于当时的气氛对道学日益有利，赵彦中（1169年进士）在1180年上书，对科举注重讨论人性、天理以及二程之学的影响表示不满。赵彦中参加1169年的考试，通过科举的道学人士和反道学人士人数相当，但1169年是两派中举人数相当的最后一年。赵彦中这类人不仅不满某次考试不公，而且意识到考生与考官形成特殊的关系，会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长期合作，所以考试与政治派系有直接的关系。

1161年金人的入侵激发南宋人士对儒家价值观的进一步认同，使他们更热心教育年轻人以振兴价值观。高宗时期抗金失利，孝宗时期的相对成功显然增加士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危机以及后来的和平给文士以捍卫传统更坚强的信心，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传统。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知识分子可以花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与辩论。

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继任，其实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张九成、胡宏和胡寅已经去世，李侗（李延平，1093-1163年）不久也谢世。到1163年，南宋头十年出生的第一代学人开始成熟，并成为这时期儒学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熹、陆九龄（1132-1180年）、张栻和吕祖谦。除朱熹外，这些知名的学者都在1180年或1181年前后相继过世，更年轻的学者虽然在1181年前已经开始活跃，但朱熹、张栻与吕祖谦仍然主导这段时期的道学，被称作“东南三贤”。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大致相同，而且1163年南宋最有希望收复北方的时候，三位学者都在京师临安，颇有几分象征的意义。他们在平日交往和书信往返中，建立日益深厚的友谊，这些思想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也加速道学同道与道学传统的形成。

从朱熹的思想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与前一个时期有显著不同。朱熹的生平思想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所以这里只简单谈论他的生平大略。朱熹的童年是在高宗时代的混乱和动荡中渡过的，其父朱松（1097-1143年）因反对和金政策被贬谪到福建。朱熹出生后不久，朱松的县尉的职务也被革除。朱松是杨时的学生，他培养朱熹对二程之学与司马光历史著作的兴趣。他过世前将儿子的教育委托给邻近三位研究程学的学者，胡宏的大侄子胡宪（1082-1162年）是其中一位。胡宪并没有把胡氏家学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强烈敌意带进对朱熹的教育中，他对张九成所表达的一些佛教思想抱持很宽容的态度。另一位老师刘子翚（1101-1147年）的文章只保存在《诸儒鸣道集》中。朱熹这时非常喜爱大慧宗杲的禅宗学说，并且师事大慧的弟子道谦，可能是由于他的学习环境使然，而亲师的亡故也促使他寻求精神的慰藉，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他的少年时代相继去世，负责教育他的三位先生中的两位也很快过世。这些不幸的变故不仅使他更迷恋佛学与道家思想，而且让他感受生者的强烈使命感。朱熹经历了这些人事的重大变化，且没有一位固定而且影响深远的老师，所以比其他儒生更能独立思考。

朱熹的命运在1148年考取进士后开始变化。虽然位在五甲，名列九十，但他比大多数中第的人要年轻一半以上，所以很早就可以不必再为科举考试浪费许多时间，并得以迅速进入仕途。1153年他被任命为福建同安县主簿，并且在任达四年之久。在职期间他改进地方税收、整顿治安、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制定礼仪规范。这个职务使他了解官场的实务，随后他被授予“岳庙督查”的闲职，有几年悠闲读书和思考的时间。(www.xing528.com)

朱熹的思想到12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从1153年开始，他数次拜访李侗。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朱熹的父亲曾极力赞扬他是二程学术的传人。朱熹最初在探讨程学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道家和佛教，李侗批评他研究这些异教，要他把精力集中在程学的研究上。宋代佛教在福建地区的影响很大，所以当地许多学人喜欢综合儒佛的学说教义，朱熹少年时期的三个老师就是如此；另外有些人则热衷建立儒学的正统权威，例如李侗、胡宏和朱震等人。朱熹在1159年编辑第一部著述《上蔡语录》，删去许多谢良佐批评老师二程助长佛学的言辞。其实在二程的第一代学生中，谢良佐可能是最倾向佛学的人，但是《上蔡语录》显示朱熹向程学迈进一步，逐渐接受李侗完全认同程学的观点。

到12世纪60年代，朱熹与李侗一样敌视佛道二教。他1166年撰写“杂学辨”，抨击融合儒学与佛道学说的学风，批评苏轼对《易经》、苏辙对《老子》、张九成对《中庸》以及吕本中对《大学》的注解。友人何镐（叔京，1128-1175年）为他写题跋，明确说明他的用意。朱熹认为苏氏兄弟、张九成及吕本中将儒家经典与老子、庄子、佛祖的思想混为一谈，后来的学人因为这些文人享有盛名而接受他们的看法，异端邪说因此日渐发展猖狂。何镐在跋文里说朱熹“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缪，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

朱熹摘要引用张九成对《中庸》的注解后，指出张九成的观点与经典或二程的看法不同，并且批评张九成强调内在发展，却迷失方向，甚至走上异端的路子，不重视思考和经典诠释。而且朱熹认为张九成把仁解释成知觉，以及他对本心的主观理解，都是禅宗顿悟思想的反映。朱熹认为张九成不过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禅僧，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说张九成受到禅宗不少的影响，那倒是不假。朱熹的“杂学辨”显示他已经与年轻时代的儒佛合一的思想告别，并开始清理那些他所认为的儒家内部异说。

朱熹在1163年所完成的《论语要义》以及在第二个时期的其他著作，都显示他的发展方向日渐成熟。到1163年前，他虽然收录很多以前和当代学人对《论语》的注解，但已经奉二程的《论语》注解为圭臬。1168年编辑《二程遗书》完成时，他指出程氏兄弟复兴了古代圣人的绝学。1172年他在《论孟精义》中进一步用二程门人的著作解释二程的经典解释。1177年他完成《论孟集注或问》，书中驳斥许多程学门人的观点，同年完成的另一部著述《周易本义》，更显示他的独立与成熟；他不像程颐将《周易》解释成关于理的哲学著作，而强调它的占卜本义。朱熹在编选或诠释各家学说的过程中，显示他从道学的学徒走向道学权威的自信与成熟。

要从朱熹所在的背景中了解朱熹，就得探索其他儒家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与朱熹的交往。在1163到1181年这段时期，如果我们将张栻、吕祖谦与朱熹放到当时的历史地位上来考查，就不会像以往的研究那样过于集中在朱熹的身上。从秦桧的高压政策下解脱出来以后，道学学者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的思想，自由地吸引更多的学生。吕祖谦努力保护这个群体，使它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他的领导地位——与以前和以后时期相比——鼓励各种观点的交流以及道学群体的相对多元化。

即使有这种相对的多元化倾向，紧张依然存在。由于12世纪60年代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元祐遗事而引起的政治争执日益消退，思想的因素和学术渊源在划分集团时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张栻、朱熹以及吕祖谦都试图使道学更纯正，而为摆脱杂学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他们培植出更强烈的独特道学群体意识。政治压力的相对宽松，不仅提供道学群体发展的环境，而且也使道学人士开始专注界定这个传统内的成员与学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