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成：朱熹思维世界中秦桧案的影响

张九成曾在北宋首都开封修习二程之学，主要师事杨时。他返回家乡杭州后，在1132年考中状元，得以进入礼部踏上仕途。张九成的著作中有1/4的篇幅是论史的文章，但是他曾三次婉拒高宗请他讲解《春秋》的要求。他在受命讲解《春秋》伦理内容时，推托说只能讲解《论语》和《孟子》。不过，高宗曾提到，就历史的学习而言，他从张九成那里所学到的知识，比从道学和史学名家胡安国那里所学到的要多。除了曾抡取状元的荣衔外，他对《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的注解在当时也享有盛誉，不过，目前只有他对《孟子》和《中庸》的大部分注疏保留下来。他在一份上书中讲到：“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由于如此直言不讳地抨击和金政策，于是触怒了权相秦桧。秦桧以其结党为借口，将他流放在外达14年。因为秦桧翦除异己，张九成认为“有道之士”可以谢绝入仕。1155年秦桧死后，张九成才复出担任温州知州。

二程对天理、格物和个人修养的看法，在张九成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张九成不仅继承程颢以理为万物自然之倾向的主张，而且也接受程颐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源的观点。他与程颢都强调理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而且理内在于人情，但更重于人情。他说：“理之至处，亦不离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远。”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看到这种天理与人情的不同：“圣人以天理为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

张九成强调格物穷理为学问的首务。他建议说：

观六经者当先格物之学。格物则能穷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穷则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

从心中的念头到外在的万事万物都遵守此理的规范，所以人应该开放心胸，关心万事万物，然后回归一理，如此则可与万事万物合而为一，所以，格物致知基本上是一种以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努力，而修养功夫必须集中在克除一己私欲，不懈地自律，以及在心性中存养天理。

张九成“心”、“仁”的概念主要来自程颢。他在论及程颢关于“医书以四肢痿癖为不仁”的看法时，把仁当做心的知觉；他解释说：“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所谓“觉”不但意指感官知觉，也指对他人痛苦的感受，所以仁是一种与人合为一体的感觉。张九成用心能够感受他人的痛苦解释仁的意义，出自《孟子·告子上》的讨论。张九成诠释这段文字说：“仁之一理最是圣门亲切学问，唯孟子识得，故曰：‘仁，人心也’。”仁体如天公正不私，又如道不可名物，张九成如此断言是因为仁就存在人心中，因此，实现仁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求仁于人心之中。

张九成认为心是通往仁的途径，也是万物的根源，所谓“心即理，理即心”。有时他对万物本体的论述似乎是一种哲学的唯心论，他说：“夫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张九成的观点还涉及到经典权威的问题，他认为大部分的经典在秦代已付之一炬，所以许多出于人心的道理已经无法在经书里寻得，唯有在后来贤士哲人的著作中才能找到人心中的道理。

一旦此心悟出心中之理，那么他就会了解“《六经》皆吾心中物也”，因为这些经典只是记载古代圣贤之心所发现的天理。张九成显然没有阐发哲学的唯心论，而是再三强调心在功夫修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的心一直是在修身养性的意义下谈的：“君子之心常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乱、安危、得失、成败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张九成对心中之物的看法多与文化道德修养有关，而他的论述基本属于这个范围层次。他最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个人修养的实践、历史和经典的学习，而不是周敦颐曾为之冥思苦想的那种“无极而太极”。张九成告诫说：“道非虚无也，日用而已矣。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为避免走上这种异端，张九成教训说：“学问于平淡处得味，方可入道。”也许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这些话平淡无奇，但是这种平凡正是宋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www.xing528.com)

张九成论及心的超越面向时，不仅认为它与新的哲学观念“天理”的意义相通，并且使用比较古老而不常使用的观念“天心”说明。例如，他至少两次将周文王的心视为“天心”，而心的意义更广泛时，他宣称：“秉此忠诚，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张九成引用比较古老的“天心”观念，并且强调功夫修养，都反映他比较注重文化价值，介于实际政策与思辨哲学间的学术理论。

张九成维护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但不反对佛教。他与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1163年）是挚友，他们被秦桧流放到同一地区渡过十年，因此相处甚为亲密。宗杲用佛教的语言解释《中庸》和格物的意义，力图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家，并劝导张九成兼容三家学说，所以后来许多关于张九成的材料来自佛教的记载。张九成承认佛教有些正确的观点，并且把佛的“空”性哲学解释成去除人欲的道德修养，大慧宗杲无疑影响了张九成的儒学典籍讨论与注释；此外，张九成强调用格物的方法，以达到与万物合一的境界，与宗杲提倡的反省与觉悟，是他们最重要的相似之处。禅学的影响也促使张九成追随程颢提出的学说，将仁与心的知觉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心是理的根本。这些综合的观念是他对道学重要概念发展的贡献。

这里谈到张九成在继承发展二程的理论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平衡一般认为他是佛教徒的看法。张九成去世不久后，这种看法就开始流传。陈亮在12世纪60年代初曾经说：“家置其书，人习其法”，认为很多士人都受到迷惑，他对儒学的损害远甚于古代的杨朱和墨子。根据张九成自己的看法，杨墨的异端很难排挤，因为他们同意儒学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人多不识异端，所以难去。只如杨、墨，本学仁义，仁义岂是异端？惟孟子能辨之，故能去之也。”

张九成虽然并不反佛，而且努力寻求儒佛学说的共同点，但仍然认为儒学比佛学优异。张九成批评佛学破坏儒家的基本三纲五常，导致伦理实践的缺失：

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之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

从儒家的观点而论，佛学自满于参禅静坐，张九成则认为要达到道德的境界，需要不断修身养性，以建立更完善的自我与社会。他因为佛教的出世倾向而指责佛教执著于空的观念，而且始终自认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与佛教徒并不相同。张九成时代的许多程学门人对禅学颇感兴趣，所以他与佛学的关系密切，其实提高了他当时的声望。

张九成在南宋第一代学者中的声望，以及他很具代表性的儒佛合一论的观点，都在现存最早的道学文选《诸儒鸣道集》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部文选是一位或数位不知名的张九成弟子在12世纪60年代初期编辑的。张九成与学生对谈的两卷记录“日新”，占全书最重要的地位，可见该书的编者认为张九成代表当时道学传统的高峰；但这个观点与朱熹的看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