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维世界：第一时期

女真人在1127年征服中国北方，导致中原文化的断裂，对宋代儒学的发展是一大灾难。南宋的朝廷在陪都临安（今杭州）致力重振朝纲，以巩固南方、抗拒女真金国政权（1115-1234年）的兼并，但南宋政权惨淡经营之余，不得不忍受耻辱，与金人和谈，因为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包括北宋的最后两个皇帝，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女真人公开蔑视汉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中原汉人接受女真人的发型和服饰。北宋的沦亡以及中原文化地区的丧失震撼知识分子和朝廷大臣，儒家知识分子为那些没有保持忠贞节操，甚至投靠“蛮夷”的士大夫感到特别的羞耻。这些变化使人对儒家教育的效果提出质疑，同时也加深他们对儒家行为和价值观的忧虑。

很多儒生学者相信复兴文化和道德观可以使他们获得重建国家、驱逐外敌的力量；胡宏说：“中原无中原之道，然后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复行中原之道，则夷狄归其地矣。”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之间展开一系列的辩论，探讨怎样的传统才是对“道”正确的诠释，以及什么传统能成为儒教社会的价值标准。

南宋成立的头十年中，道学士人还是少数，但是有机会向年轻的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进言。高宗为求得政治军事的稳定，首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高宗对北宋最后30年控制朝政的改革派怀有敌意，不过，他也意识到即刻改变推行已久的新法并非易事，因此他不进行重大改变，而保留以前新法的政策。不过，高宗依然留恋保守的元祐时代，下令追封加谥司马光、苏轼和程颐等人。从1127年到1137年的十年中，重臣如吕好问（1064-1131年）和赵鼎（1085-1147年）等人对道学很有好感，道学人士在1132年和1135年的科举中名列榜首，甚至传闻说朱震（1072-1138年）要担任1138年的科举主考。朱震由于赵鼎的推荐而得到高宗的重用，担任皇子赞读，以后又升任中书舍人兼诩善；他是程颐的第二代门人，对《易经》颇有研究。

由于道学迅速发展，朱震在1136年正式上书高宗，提出他对道统传承的看法。朱震所陈述的道学师承有如家族的世袭关系，这种师承关系虽然与佛教禅宗的说法相当类似，但是儒家的师承仍与佛教有不甚相同之处。禅宗大师往往要把象征权威和教化的衣钵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而且这种师承关系历久不断；儒家发展的过程却有上千年的中断，所以师承的过程和内容也不同于佛教。在儒家体系中，每代学生中可以有一人以上接受师门传承，个人也可以自己得道，不需要老师的认可。而且，儒家不能像禅宗那样地“默传”，经典对儒家非常重要。二程虽然在儒学中断千年之后复兴道统，但不表示他们的传承不借助文字，因为经典（我们将在第五章加以讨论）是他们与圣人之心间不可或缺的联系。按照朱震的说法，儒家之道是由孔子经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子思（公元前492——前431年）到孟子的时期建立起来的，但以后道的传承中断达千年之久，直到北宋程氏兄弟出现为止，所以程子之学是儒学之道的真正传人，而程子的门人又将道传到南方。这个看法虽然在道学群体之间广泛流行，但以前没有人在朝廷上公开讲过。

朱震发出垄断道统的大胆宣言，立刻引起异议。陈公辅和吕祉（1092-1137年）要求高宗禁止程颐的私学影响朝廷和科举，认为拥戴程氏兄弟的人受到北宋末年结党营私风气的影响而在堕落腐化；不论是程颐的私学，还是王安石的新法，都强迫大家同意他们的观点。陈公辅指出，禁止这种学说是复兴北宋王安石新法以前较自由讨论风气的唯一办法，并且用“狂言”、“怪语”、“淫说”和“鄙喻”形容程颐复兴孟子死后失传的道的说法，对程颐弟子的傲慢举止也大感不快，因为他们：

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程〕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

南宋许多道学人士确实极力模仿古人，甚至学习古代的装束和举止作为。刘子健先生收集许多相关的材料，这样描述道学家：

他们〔道学人士〕戴尖顶高帽，便装时又着圆帽，宽袍大袖，内衬白细薄纱。他们举止规范严格，直身正坐，度步直视，鞠躬深缓以示敬意，言语威严而少以手势相助。(www.xing528.com)

这些看似矫饰的行为显示，这批力图恢复圣贤之道的儒士有极严格认真的生活方式和礼仪规定，但是这种过度矜持的做法惹恼了世儒和宿儒。

胡安国和尹淳（1071-1142年）挺身为二程之学辩护。胡安国在1137年所上的奏章中，极力排解这些责难，认为它们反映了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对程氏兄弟和司马光的攻击，他并且列举德高望重的学者，如谢良佐（1050-1120年）、杨时都是程氏兄弟的学生，并且刻意突显程颐与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1027-1097年）等元祐保守党人中资深政治家的关系。胡安国提到这些学者，目的是要缓和许多人对道学家行为举止的不满，但他对二程复兴道统的说法没有让步：

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复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程子之学是得道入门的途径，二程使宋代士人可以更确切了解先贤圣人的思想。胡安国认为这四个人以“道学德行”而闻名于世，大胆地要求为邵雍、张载和二程加封荣衔，不过高宗对他的建议并未理睬。

高宗认为应该限制这种正在发展的私学，以及它奇特的治学方法，所以态度倒向反道学的一边。他采纳吕祉的建议，发布敕令，张贴在太学中，要求学生研习古籍经典，而不是近世小人的文章。张淳（1096-1164年）虽然大力保荐胡安国出任官职，但他自己要求从征选任官的名单里除名。由于年长道学人士主动求退，赵鼎和张淳又遭罢免，秦桧（1090-1155年）的权力更形坐大。从1138年直到他去世为止，主和的秦桧使高宗的政权稳定下来，朝廷虽然明文规定官吏的铨选以及科举考试不会因考生的背景而有差别待遇，但其实高宗容许秦桧的主和派打压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排斥主战立场强硬的道学人士。秦桧当政期间与同党把持官吏的选用和科举考试，有时在朝廷上用“专门之学”这个巧妙的称谓贬抑赞成二程的学人官员，暗示道学对儒学的理解相当狭隘，并且在1144年的科举排挤追随这种“专门之学”的学生。秦桧的专权和打压异己使思想文化窒息，不过，比起北宋末几十年间压制元祐党人的做法，高宗还没让秦桧及其同党做得那么过分。

气氛即使压抑凝重，有些儒生学者还是致力保存道学的传统，甚至小有程度发展道学传统。年长的学者如杨时、尹淳与胡安国致力传授从程颐那里学习的道学学术。在女真人入侵前后，他们的学术活动为道学在南方打下基础，但是他们在南宋时期只过了8-15年时间，就相继去世。我们的讨论就从高宗时期道学人士的活动谈起，当时道学的根基已经足以支持几个枝干朝不同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