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即将发布

田浩教授的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是一部体大思精、思虑缜密的作品，中文版出版后广受海峡两岸学术界的重视，也引起不少相关的讨论，这是相当可喜的现象。可惜的是，初版售罄后久未重印，这使得有心阅读的读者颇为关心，也殷殷期盼它的再版。现在，经过长期的等待后，这部学界期待已久的佳作即将增订再版，的确是一个好消息，虽说它的出版距离初次问世已有十一年之久。在本书的修订增补过程中，田浩教授与笔者之间有过一些意见交换，因此当他提出希望笔者能为这部书的修订再版本撰写前言时，虽然有些为难，却也很难拒绝，再三考虑之下，还是答应了这件并不容易的工作。

虽然当今研究朱熹的专著浩如烟海，也不乏佳作，但田浩的朱熹研究迥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他能不受既有成见束缚，别开蹊径，开展出另外一个面向，提供研究朱熹及宋代学术者更广阔的思考方向。不似此前研究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朱熹本来即是南宋道学的领导者，上承二程，下开此下六百多年的道学传承，是集道学大成的伟大学者。田浩同意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成就非凡，在学术史上拥有杰出的地位。在肯定朱熹之余，他同时也关心掩盖在朱熹光芒下的南宋其他重要学者，他认为朱熹的成就并非偶然，其中固然有朱氏本人锲而不舍的持续努力，但同一时期与其有密切来往的学者的切磋琢磨，以及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涉与碰撞，就建构朱熹学术成就与地位而言，显而易见的，其实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进行本书写作时，田浩采取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二者的研究方法，注意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这和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不同。他认为，深入观察南宋道学思想，朱熹地位的提升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朱熹建立学术界领导地位之前，南宋学界的主流人物先是张栻，然后是吕祖谦，他们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都在朱熹之上。张栻对朱熹思想的成熟开展曾有积极的贡献；吕祖谦则身拥“中原文献”之传，“德宇宽弘，识量宏阔”，在朱熹逐步提升学术地位的过程中，经常折冲协调，沟通朱熹与其他学者的分歧意见，消解彼此的误会与成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此一认知，田浩这部书的撰著方式不再遵循前人旧规，单独以朱熹思想为讨论重点；而是将朱熹放回南宋当时的情境中，透过朱熹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学者如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以及其他人物的关系或交往以进行考查，进而了解朱熹本人在这种交涉中逐渐发展凸显出的思想观念。所以全书虽不见讨论朱熹的专章，但每一章都出现朱熹与这些学者的交涉与对话，可以说朱熹的身影无所不在，是贯穿全书的主轴，这应是本书命名的由来。这种处理方式相当特别，但无可否认的是，读者不仅可从中理解朱熹本人的观念和想法，更可从抽丝剥茧的论述中体会到，在理宗1241年正式订定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为正统思想之前，南宋学术界并非独尊朱学，其实是一个各家争鸣、开放的多元世界。

若是放开视野，从南宋再往上观察朱熹以前的宋代学术世界，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色彩缤纷，较诸南宋时期不遑多让的广阔天地，既多元又各具特色，全然与习知的周、张、二程一线单传的景象不同。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问题就出在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所重新建构的思维世界上。这个世界以韩愈所提倡的孔孟道统为主轴，再加上朱熹极力标榜的北宋的周、张、二程，从而构成了完整的道统传承，也明白凸显出朱熹在道学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重构之后，书面历史记载的重点也随之而变。就在这个架构下，道学形成“一枝独秀”的态势，道学以外的其他学派与学者，虽曾各领一时风骚，但在道学家各种不同论述中，逐渐失去原有的独特性，纷纷离开历史场域，成了道学萌芽发展以迄茁壮过程中的陪衬角色，失去了原本的历史地位，这就是后代学者探讨道学发展史时，所面对的唯一学术场景。

以道学为主流的论述，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举例而言，近人讨论北宋学术，受限于既有成见的影响，经常只注意到胡瑗（安定）、孙复（泰山）以及稍后的周敦颐（濂溪），以他们为北宋学术的先导，并以周敦颐为道学的开山。首先，《宋元学案》确实说过“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不能省略的是，这句话的下面还接了“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一语，足见这是程、朱等道学家的共同意见。道学家如此认定，然而道学家以外的学者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是否也有这种共识呢？注意及此的学者可能就不多了。不仅如此，全祖望在同书中也说过：“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更强调：“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案：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似有阙焉。”身为历史学家的全祖望犹有此憾，后代学者在接受胡瑗、孙复二人为宋学先河的说法之前，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此做一些检证的工作？

其次，对周敦颐为二程所自出的看法，全祖望即已大表怀疑，他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吕希哲）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吕本中）又深言之，汪玉山（应辰）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司马光）、邵（邵雍）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全祖望并说：“晦翁（朱熹）、南轩（张栻）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明确指出道学家以周敦颐为二程学术源头之说发自朱熹、张栻，此说其后虽成为道学发展的主流论述，但疑点依然存在，持保留态度者，仍不乏其人。值得注意的是，参阅二程的文集，虽提及周敦颐，但并无特别恭敬之处，以二程对师道的重视，这种现象并不寻常。再则，程颐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及“明道先生墓表”中，再三强调“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大力表彰其兄程颢上接孔孟传承，也以阐扬道学自我期许，却丝毫未提二人少年曾受学的周敦颐，此一不合常理的情形，岂不又是一个疑点？程颐既没有推崇周敦颐的言论，程门后学也尚未建立“二程之学出自周子”的共识，自然不可能有“周、张、二程为道统正传”的认知。看来以周、张、二程为道统正传的论述，应为后起的说法，而非当时学者的意见。可能性较大的就是南宋道学家朱熹、张栻等人，他们为了彰显扩张己派学说，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化传承。

除此之外，二程道学兴起较晚，在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学派之前，王安石新学、司马光史学以及三苏的蜀学，在当时学界都曾盛极一时，影响力犹在后起的道学之上。但当南宋道学昌盛，名家辈出，文化传承经过重构之后，这些曾活跃学界的学者及其后学，随之销声匿迹，少有论述提及。这使得学术史的记载产生失真，神宗以下的北宋学界失去大半活力，除了使道学饱受打压迫害的元祐党禁之外，少有习见的学术活动与论述。即使重视历史事实的全祖望在其修补的《宋元学案》中，也深受此一重构的影响，书中除保留司马光的“涑水学案”之外，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都摒落为“学略”，与金儒李纯甫的“屏山鸣道学略”等列，连最基本的“学案”都不予安排，这应该不是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此而论，《宋元学案》虽为一部论述宋元两朝的学术史，著述态度理应持平，却因深受道学主流意见的影响，并未能公正地呈现当时的学术世界。(www.xing528.com)

上述所举这些疑点，虽只是读书偶得信手拈出，但举一反三，沉埋在历史灰尘中，犹待发覆之处恐怕仍不在少数。当此之时，若能以开阔的心胸，摆落既有成见的拘束，重新对宋代儒学发展做一番检视工作，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获取文化创新的契机，确实有其必要。由此观之，田浩教授在完成本书的修订出版工作之后，是否有意愿鼓其余力，上溯源头，再针对朱熹以前的北宋道学进行深入的清理诠释，就成为笔者极为关切并期待的要事了。

再次阅读此书，可以发现作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旁征博引，广泛参考可信史料，足见其读书之博，用力之勤；而论证严谨，析理入微，细密精致的思辨能力，更使人折服。这些都是这部力作广为学界肯定欣赏的重要因素。据笔者所知，这次本书增订再版，除了校正初版的若干文字讹误之外，更在部分章节上做了适度的调整，新补入有关朱熹祈祷文与其道统观的关系，结语更有大幅度的增补，使全书结构更趋坚实，论述也更加周延。这应是读者所乐见的修正。忝为此书修订本的早期读者之一，笔者更企盼增订本的出版，不仅可以满足读者长期的期待，更希望它能继余英时先生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之后，再度引起关心宋代学术研究学者的热烈讨论，那就是学界乐见的盛事了。是为序。

夏长朴

2007年12月6日

序于台湾大学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