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寖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佚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分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夥。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藉，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思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篯）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www.xing528.com)
道光《泾阳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府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浔县志》《乌程县志》汪谢城（曰桢）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罣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亟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竞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设立三书议》，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正史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
嘉庆《广西通志》目录：
约而言之，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故康之《武功》，韩之《朝邑》，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实斋所著《方志辨体》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义例，内一段云：“《通志》食货考田赋一门，余取《赋役全书》布政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病奏议详揭及士大夫私门论撰，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府州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弊利，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旧志尽取各府州县《赋役全书》挨次排纂，书盈五六百纸。……阅者连篇累卷，但见赋税钱谷之数，而数百年利病得失，则茫然无可求。……”
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湖北掌故》中有《赋役表》一篇，《方志辨体》述其义例云：“志文既撷其总要，贯以议论，以存精华，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县《赋役全书》，巨帙七十余册，总其款目以为之经，分其细数以为之纬，纵横其格，排约为《赋役表》。不过二卷之书，包括数十巨册，略无遗脱。……”观此可见《掌故》书体例一斑。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依式最录，则不必高材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及也。实斋所作《州县请立志科议》云：“天下大计，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元［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亳》《永清》三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诸名志，见者甚少，不敢细下批评。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统新疆袁志，前无所承，体例亦多新创，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县志，除章实斋诸作超群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今古；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孙渊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师》《安阳》，段茂堂之《富顺》，钱献之之《朝邑》，李申耆之《凤台》，陆祁孙之《郯城》，洪幼怀之《鄢陵》，邹特夫、谭玉生之《南海》，陈兰甫之《番禺》，董觉轩之《鄞县》《慈溪》，郭筠仙之《湘阴》，王壬秋之《湘潭》《桂阳》，缪小山之《江阴》，皆其最表表者。比而较其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其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故以刘子元［玄］之身具三长，三入史馆，而曾不得一藉手以表所学，徒发愤于《史通》。此其明效矣。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然以乾隆末之湖北志局，以毕秋帆为总督，而举国以听于章实斋，亦可谓理想的人选矣。全书已成未刻，毕忽去位，而局中一校对员陈矰者构煽其间，遂至片迹不存。若非实斋自录有副本之一部分，则数年间努力之结果，皆灰飞烬灭矣。始末见《章氏遗书》中《方志略例》及各散篇。又如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经籍一门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员排挤削去。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看《道古堂集·两浙经籍志序》。州县志规模较小，责任转专，故得良著亦较易。或绩学之长官亲总其事，如陆稼书之在灵寿，段茂堂之在富顺，李申耆之在凤台；或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如王述庵之于太仓，武授堂之于偃师、安阳，陆存斋之于归安，邓湘皋之于宝庆，缪小山之于江阴；又或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掣，如永清之得章实斋，长安、咸宁之得董方立。三者有一于此，斯佳志可成。虽然，犹有难焉。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学，官至督抚，归老于乡，自任本县《湘阴图志》总纂，书已告成，而为藩司李桓所扼，卒历若干年，仅得以私赀付刻。始末见本书后序。蒋子潇受聘修《泾阳志》，体例一仿实斋，及全书刻出，凡例仍其原文，而内容已窜改无完肤矣。见《七经楼文集》“关中志乘”节条。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骋其理志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志者且不一二睹也。
虽然，以乾嘉以后诸名志与康雍以前各志相较，乃至与宋元明流传之旧志相较，其进步既不可以道里计，则诸老之努力固未为虚也。
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其种别可略析如下：
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例如嘉庆初师荔扉范之《滇系》，实私撰之《云南通志》，因旧通志极芜略，且已七十年失修，独力创此。又如刘端临之《扬州图经》，刘楚桢之《宝应图经》，两书吾未见，疑实具体之州志、县志。许石华之《海州文献录》。亦未见，刘伯山《通义堂集》有序，亟称之。
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其体或为编年，例如汪容甫之《广陵通典》，此书极佳，实一部有断制之扬州史。董觉轩之《明州系年要录》；此书未见，当是一部好宁波史。或为纪事本末，例如冯蒿庵甦之《滇考》。此书甚佳，能言云南与中原离合之所由。
三、专记人物者。此即《隋志》中“某某耆旧传”、“某某先贤传”之类，实占方志中重要部分。例如潘力田之《松陵文献》，此书为极用心之作，详其弟次耕所作序。刘伯山毓崧之《彭城献征录》，马通伯其昶之《桐城耆旧传》，徐菊人世昌之《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四、专记风俗轶闻者。此即《隋志》中“风土记”、“异物志”之类，亦方志之一部。例如屈翁山大均之《广东新语》，田纶霞雯之《黔书》，吴挚甫汝纶之《深州风土记》等。
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己所研究有得而特别泐成者。例如全谢山之《四明族望表》，实《鄞县志》中主要之创作。前此各方志无表族望者。谢山此篇出，章实斋复大鼓吹之，同光后之方志多有此门矣。孙仲容之《温州经籍志》，实将来作《温州志》者所不能复加。此书佳极，仿朱氏《经义考》，搜罗殆备。刘孟瞻之《扬州水道记》，林月亭伯桐之《两粤水经注》，即扬州或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陈静庵述之《补湖州府天文志》，即府志之一部。
六、有参与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所见，私写定以别传者。例如焦里堂之《邗记》，伊墨卿修《扬州图经》，里堂主其事。墨卿去官而局废。里堂乃出所考证，私撰此书。吴山夫玉搢之《山阳志遗》等。《淮安府志》志山阳事颇多漏略。山夫躬在志局，心不慊焉，别为此书。
七、有于一州县内复析其一局部之地作专志者。例如张炎贞之《乌青文献》，乌青为苏州一镇，炎贞为潘力田学友。此书效《松陵文献》，三十年乃成。焦里堂之《北湖小记》，北湖为扬州乡村，里堂所居，此书凡六卷四十七篇，阮芸台谓足觇史才。乃至如各名城志，例如朱竹垞之《日下旧闻》，专记京师事。各名山志例如徐霞客之《鸡谷山志》，体倒精审独绝等。
凡此皆方志之支流与裔，作者甚多，吾不过就所记忆，各举一二种以为例。此类书自宋以来已极发达。有清作者，虽无以远过于前代，然其间固多佳构，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
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然一地方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实斋文征体例，与诸家所辑不尽从同。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其最著名而范围较广者如元遗山之《中州集》，皆是也。然多属选本，或专为一时少数人酬唱之荟萃，含史学的意味盖尚少。清代学者殆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若胡文学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邺嗣补之为若干卷，全祖望续之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季友之《槜李诗系》四十二卷；若张廷枚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森之《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若费经虞及其子密之《剑阁芳华集》二十五卷明代蜀人诗，此皆康雍以前所辑也。中叶以后，踵作滋繁，若卢见曾之《江左诗征》、王豫《江苏诗征》，吴颢及其孙振棫之《杭郡诗辑》，吴允嘉之《武林耆旧集》，阮元之《淮海英灵集》辑扬州及南通州人作、《两浙
轩录》督浙学时所辑，刘宝楠《宝应文征》，温汝适之《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罗学鹏之《广东文献》，郑珍之《播雅》辑贵州遵义府人诗，邓显鹤之《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夏退庵之《海陵文征》《诗征》，沈
翁之《湖州诗摭》，朱祖谋之《湖州词录》等，悉数之殆不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
亦有不用总集体而用笔记体，于最录遗文之外再加以风趣者，如戴璐之《吴兴诗话》，朱振采之《江西诗话》，莫友芝之《黔诗纪略》等。
亦有不限于乡邦人所作，而凡文章有关乡邦掌故皆最录之，如焦循之《扬州足征录》等。
亦有簿录乡邦人之著述，记其存佚为之提要者，如孙诒让之《温州经籍志》，朱振采之《豫章经籍志》，廖平之《井研艺文志》等。
更有大举搜集乡邦人著述汇而刻之者，如《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别于论丛书章胪举其目。
凡此皆章实斋所谓方志三书之一也。语其形式，实等类书，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无他用。虽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则其效亦可得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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