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自余不满人意者颇多。编年类司马《通鉴》止于五代，有待赓续。此外偏霸藩属诸史，亦时需补葺。清儒颇有从事于此者。
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夙称良史；但其不满人意者三点：一、行文太简，事实多遗；二、无志表；三、以魏为正统。宋以后学者对于第三点抨击最力，故谋改作者纷纷。宋萧常、元郝经两家之《续后汉书》，即斯志也。清则咸同间有汤承烈著《季汉书》若干卷，吾未见其书；据莫郘亭友芝称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争正统为旧史家僻见，诚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则其书足观矣。
《晋书》为唐贞观间官修，官书出而十八家旧史尽废。刘子元［玄］尝慨叹之。其书喜采小说，而大事往往阙遗，繁简实不得宜。嘉庆间周保绪济著《晋略》六十卷，仿鱼豢《魏略》为编年体也。丁俭卿晏谓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体例精深，因而实创”；魏默深谓其“以寓平生经世之学，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据此则其书当甚有价值。乾隆间有郭伦著《晋纪》六十八卷，为纪传体。
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故司马《通鉴》不从之。乾隆末谢蕴山启昆著《西魏书》二十四卷，纠正收书之一部分。南北朝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
今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之与《南史》《北史》，《旧唐书》之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之与《新五代史》，皆同一时代而有两家之著作，文之重复者什而八九，两家各有短长，故官书并存而不废。然为读者计，非惟艰于省览，抑且苦于别择矣。于是校合删定之本，颇为学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钞》□卷，删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隶诸南北二史而夹注其下。其书盛为当时所推服，与顾氏《方舆纪要》、马氏《绎史》称为海内三奇书。实则功仅钞撮，非惟不足比顾，并不足比马也。映碧复钞马令、陆游两家之《南唐书》为一书。康雍之交，有沈东甫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其名虽袭映碧，而体例较进步，彼于两书异同，经考订审择乃折衷于一。其《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讹补阙，几等于新撰。全谢山谓“可援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鲒埼亭集·沈东甫墓志铭》。要之此二书虽不能谓为旧史之改造，然删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学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欧书行而薛书殆废，自四库辑佚，然后两本乃并行。欧仿《春秋》笔法，简而无当；薛书稍详，而芜累挂漏亦不少。要之其时宇内分裂，实不能以统一时代之史体为衡。薛欧皆以汴京称尊者为骨干，而诸镇多从阙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吴志伊任臣著《十国春秋》百十四卷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义法论，彼时代之史，实应以各方镇丑夷平列为最宜。实则宜将梁、唐、晋、汉、周并夷之为十五国。吴氏尚一间未达也。吴氏义例，实有为薛欧所不及处。然其书徒侈攟摭之富，都无别择，其所载故事又不注出处。盖初期学者著述，体例多缺谨严，又不独吴氏也。道咸间，粤人吴兰修著《汉纪》，梁廷枬著《南汉书》，皆足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精审。
嘉庆间陈仲鱼鳣著《续唐书》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盖不欲帝朱温，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则以南唐续之。其自作此书，则将以处于刘、欧两《唐书》与马、陆两《南唐书》之间。此与汤氏《季汉书》、谢氏《西魏书》同一见解。为古来大小民贼争正统闰位，已属无聊，况克用朱邪小夷，又与朱温何别？徒浪费笔墨耳。然亦由薛欧妄宗汴京称尊者而造为“五代”一名称，有以惹起反动也。有李旦华（宪吉）著《后唐书》内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辽金，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金人颇知注重文献，史官能举其职，元好问、刘祁等私家著述亦丰，故《金史》有所依据。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宋史》中北宋部分本已冗芜，南宋部分尤甚。钱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九朝之完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明。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词曲家汤玉茗显祖曾草定体例，钩乙原书，略具端绪
见王阮亭《分甘余话》及梁曜北《瞥记》。清初潘昭度得玉茗旧本，因而扩之，殆将成书见梁茞林《退庵随笔》。但今皆不传。乾隆末邵二云发愤重编《宋志》，钱竹汀、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以旧史南宋部分最蒙诟病，乃先仿王偁《东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创之稿亦不少见《章实斋文集·邵与桐别传》。然二云体弱多病，仅得中寿卒年五十四，两书俱未成，即遗稿鳞爪，今亦不得见。又章实斋治史别有通裁，常欲“仍纪传之体，而参（纪事）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故“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名［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文集·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是实斋固刻意创作斯业，然其书亦无成。以亟须改造之《宋史》，曾经多人从事，其中更有史学大家如二云、实斋其人者，然而此书始终未得整理之结果，并前辈工作之痕迹亦不留于后，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载有吴县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三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录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并名氏亦不见，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康熙间则邵戒三远平著《元史类编》四十二卷，然仅就原书重编一过，新增资料甚少，体例亦多贻笑大方。乾隆间则钱竹汀锐意重修，先为《元史考异》十五卷，然新史正文仅成《氏族表》《经籍志》两篇。竹汀学术方面甚多，不能专力于此，无足怪也。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嘉庆间则汪龙庄辉祖著《元史本证》五十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竹汀谓其“自摅新得，实事求是，有大醇而无小疵”原书卷首《钱序》。推挹可谓至矣。右三家者，除竹汀所补表志外，余皆就原书拾遗匡谬，其对于全部之改作，则皆志焉而未逮。大抵《元史》之缺憾，其一固在史法之芜秽，其一尤在初期事实之阙漏。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藉之资料太阙乏也。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钱竹汀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于考证《元史》者盖以此。其后张石洲穆将《亲征录》校正，李仲约文田为《元秘史》作注，于是治元史者兴味骤增。虽然，元时之修国史，其重心不在北京史馆，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亲王合赞之命著《蒙古全史》，写以波斯文，实为元史第一瓌宝，而中国人夙未之见。至光绪间洪文卿钧使俄，得其钞本，译出一部分，而“《元史》学”又起第二次革命。盖自道咸以降，此学渐成显学矣。近百年间，从事改造《元史》，泐有成书者，凡四家：(www.xing528.com)
二、洪文卿钧《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光绪间著成，光绪二十六年刻。
三、屠敬山寄《蒙兀儿史记》，卷数未定光绪、宣统间随著随刻。
四、柯凤荪劭忞《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十一年刻。
吾于此学纯属门外汉，绝无批评诸书长短得失之资格。惟据耳食所得，则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其传名及篇目次第为：……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以后累朝平服叛藩，勋戚，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开国武臣，开国相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平叛藩诸臣，平东夷南夷诸臣，中叶相臣等。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洪著据海外秘笈以补证旧史，其所勘定之部分又不多，以理度之固宜精绝。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惜所成者多属蒙古未入中国以前之一部分，而其他尚付阙如。柯著最晚出，参考拉施特旧史之洪译本、《元秘史》之李注及《经世大典》《元典章》等书，资料丰富，固宜为诸家冠。然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著作家作此态度，吾未之前闻。吾尝举此书价值，问素治此学之陈援庵垣，则其所序［予］批评，似仍多不慊，吾无以判其然否。最近柯以此书得日本博士。
右所举皆不满于旧史而改作者。其藩属敌国外国之史，应补作者颇多，惜少从事者。以吾所知有洪北江《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刻。而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
温公《通鉴》绝笔五代。赓而续之者，在宋则有李焘，迄于北宋；在明则陈
、王宗沐、薛应旂，皆迄元末。然明人三家，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荒陋殊甚。清初徐健庵著《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襄其事者为万季野、阎百诗、胡东樵等。《四库》著录，许其善述。然关于北宋事迹，则李焘《长编》足本之在《永乐大典》者未出；关于南宋事迹，则李心传《系年要录》亦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徐著在此种资料贫乏状态之下，势难完善，且于辽金事太不厝意，亦与明人等，而宋嘉定后元至顺前，亦太荒略，故全部改作，实为学界极迫切之要求，至乾隆末然后
毕秋帆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出现。此书由秋帆属幕中僚友编订，凡阅二十年，最后经邵二云校定。章实斋《邵与桐别传》云：“毕公以二十年功，属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损益，无大殊异。……君出绪余，为之覆审，其书即大改观。……毕公大悦，谓迥出诸家《续鉴》上。”可见书实成于邵手。而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实斋有代秋帆致钱竹汀论《续鉴》书，见本集。函中指摘陈王薛徐诸家缺失，及本书所据资料所用方法，甚详核。可见章氏与此书关系极深。其书“宋事，据二李焘、心传而推广之，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章代毕致钱书中语。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自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为史界创一新体。明陈邦瞻依其例以治宋史、元史。清初则有谷赓虞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其书成于官修《明史》以前，采辑及组织皆颇费苦心。姚立方谓此书为海昌谈孺木（迁）所作，其各篇附论则陆丽京（圻）作。郑芷畦述朱竹垞言，谓此书为徐倬作。虽皆属疑案，然其书出谷氏者甚少，盖可断言。叶廷琯《鸥波渔话》辨证此事最平允。而马宛斯有《左传事纬》，高江村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皆属此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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