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明史述作及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众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芜秽而不可理。刘子元［玄］、郑渔仲已痛论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学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万、戴三君，先后发大心，负荷斯业，虽其功皆不就，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

三家之中，潘、万学风大略相同，专注重审查史实。盖明代向无国史，不如清代国史馆之能举其职，递续修纂。只有一部《实录》，既为外间所罕见，且有遗缺缺建文、天启、崇祯三朝。而士习甚嚣，党同伐异，野史如鲫，各从所好恶以颠倒事实，故明史号称难理。潘力田发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盘错。其弟次耕序其《国史考异》云：“亡兄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献》曰：“亡兄与吴先生（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实如此，故顾亭林极相推挹，尽以己所藏书所著稿畀之。其书垂成，而遭“南浔史狱”之难。既失此书，复失此人，实清代史学界第一不幸事也。遗著幸存者仅《国史考异》之一部分原书三十余卷，仅存六卷及《松陵文献》，读之可见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学术，已具第八讲，此不多述。彼为今本《明史》关系最深之人，学者类能知之。但吾以为，《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工作，在考证事实以求真是，对于当时史馆原稿既随时纠正，复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叙事翔实，不能不谓季野诒谋之善。虽然，《史稿》为王鸿绪所攘，窜改不知凡几。魏默深有《书王横云明史稿后》，辨证颇详。后此采王稿成书，已不能谓为万氏之旧。且季野最反对官局分修制度，而史馆沿旧制卒不可革。季野虽负重望，岂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况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几四十年，中间史馆废弛已久；张廷玉等草草奏进时，馆中几无一知名之士，则其笔削失当之处，亦概可想。故季野虽视潘、戴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传。然《明史》能有相当价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与潘力田同，而著作之无传于后，视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较之辞耳。观集中《与余生书》（即南山致祸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见；且彼亦与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费于考证耳。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彼生当明史馆久开之后，而不慊于史馆诸公之所为，常欲以独力私撰《明史》，又常与季野及刘继庄、蔡瞻岷约偕隐旧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饥驱潦倒，晚获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虽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遗文数篇，足觇史才之特绝。其《孑遗录》一篇，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其《杨刘二士合传》，以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运宏四人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势若指诸掌。其《左忠毅公传》以左光斗为骨干，而明末党祸来历及其所生影响与夫全案重要关系人面目皆具见。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镕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不著议论，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两人而已。(www.xing528.com)

潘、万、戴之外，有应附记者一人，曰傅掌雷维鳞。其人为顺治初年翰林，当明史馆未开以前，独力私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书虽平庸不足称，顾不能不嘉其志。虽然，三君之书或不成或不传，而惟傅书岿然存，适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当时随笔类之野史甚多，虽屡经清廷禁毁，现存者尚百数十种。其用著述体稍经组织而其书有永久的价值者，则有吴梅村伟业之《鹿樵纪闻》，专记流寇始末；其书为邹漪所盗改，更名《绥寇纪略》，窜乱原文，颠倒事实处不少。有王船山之《永历实录》，纪永历十五年间事迹，有纪有传；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编年》《殉国汇编》，实潘力田《明史长编》之一部；耘野与亭林、力田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为担任晚明部分，此诸书即其稿，见潘次耕《寇事编年序》。有黄梨洲之《行朝录》，于浙闽事言之较详；有万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温睿临之《南疆绎史》，皆半编年体；有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有邵念鲁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盖以所闻于黄梨洲者重加甄补，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云。嘉道以降，文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搜集审查皆不易，惟徐亦才鼒之《小腆纪年》《小腆纪传》最称简洁。戴子高尝欲作《续明史》，成传数篇，惜不永年，未竟其业。钱映江绮著《南明书》三十六卷，据谭复堂云已成，不审有刻本否，亦不知内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开馆，至乾隆四年成书，凡经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后稍为补缀而已。关于此书之编纂，最主要人物为万季野，尽人皆知。而大儒黄梨洲、顾亭林，于义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为叶讱庵及徐健庵、立斋兄弟，颇能网罗人才，故一时绩学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吴志伊、施愚山、汪尧峰、黄子鸿、王昆绳、汤荆岘、万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间接参定。《明史》初稿某部分出某人手，可考出者：如《太祖本纪》、高文昭章睿景纯七朝后妃传至江东李文进、龙大有列传四十七篇出汤荆岘；《成祖本纪》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货志》出潘次耕；《历志》出吴志伊、汤荆岘；《艺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传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尧峰；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出万季野；流贼、土司、外国诸传出毛西河。……此类故实，散见诸家文集笔记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汇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时流风所播，助长学者社会对于史学之兴味亦非浅尠也。

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之《国史》《实录》《方略》外，民间私著卷帙最富者，为蒋氏良骥、王氏先谦之两部《东华录》，实不过钞节《实录》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贞之《弇州乙部稿》等稍带研究性质者且不可得；进而求如宋王偁之《东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无论矣。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郭筠仙、意城兄弟尝逐条签驳，其家子弟汇刻之，名曰《湘军志平议》。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其足备表志一部分资料者，如祁鹤皋韵士之《皇朝藩部要略》，对于蒙古部落封袭建置颇详原委；如程善夫庆余之《皇朝经籍志》《皇朝碑版录》《八卿表》《督抚提镇年表》等，当属佳构，存否未审见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称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闻。其人物传记之部，最著者有钱东生林之《文献征存录》、李次青元度之《国朝先正事略》等。钱书限于学者及文学家，颇有条贯。李书涉全部，自具别裁，而俭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则阮芸台之《畴人传》，罗茗香士琳、诸可宝之《续畴人传》皆极佳。董兆熊之《明遗民录》、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等颇可观。至于《碑传集》钱仪吉编，《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国朝耆献类征》李桓编等书，钞撮碑志家传，只算类书，不算著述。李书尤芜杂，但亦较丰富。至如笔记一类书，宋明人所著现存者，什之五六皆记当时事迹。清人笔记有价值者，则什有九属于考古方面。求其记述亲见亲闻之大事，稍具条理本末如吴仲伦德旋《闻见录》、薛叔耘福成《庸庵笔记》之类，盖不一二觏。昭梿《啸亭杂录》、姚元之《竹叶亭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之类，虽皆记当时事，然全属官场琐末掌故，足资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以吾个人的经验，治清史最感困难者，例如满洲入关以前及入关初年之宫廷事迹与夫旗人残暴状况，《实录》经屡次窜改，讳莫如深。孟莼生《心史丛刊》记累朝改《实录》事颇详。又如顺治康熙间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吾侪虽于各书中偶见断片，但终无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据官书记载，则其时正乃黄金时代。又如咸同之乱，吾侪耳目所稔，皆曾胡辈之丰功伟烈，至洪杨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无一书记述。又如自戊戌政变，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虽时代密迩，口碑间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备年月正确之载记，亦杳不可得。……窃计自汉晋以来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盖缘顺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书”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他不具论，即如我自己便是遗传中毒的一个人。我于现代事实所知者不为少，何故总不肯记载以诒后人？吾常以此自责，而终不能夺其考古之兴味，故知学风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