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几部古经，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工夫去研究，另为一问题。他们费这些工夫，到底把这几部古经研究清楚没有？以下请逐部说明。
（甲）《易经》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絜净。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以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矫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代《易》学第一期工作，专在革周、邵派的命。黄梨洲的《易学象数论》首放一矢。其弟黄晦木宗炎著《图书辨惑》，把濂溪《太极图说》的娘家——陈抟自称从累代道士传来的《无极图》——找出来了。同时毛西河有《河图洛书原舛》，大致与二黄之说相发明。其后胡朏明著《易图明辩［辨］》，引证详博，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千年罩蒙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
他们对于周邵派的破坏算是成功了，建设的工作怎么样进行呢？论理，他们专重注疏，自应归到王韩一派，但王注援老庄以谈名理，非他们所喜。而且“辅嗣《易》行无汉学”，前人已经说过，尤为汉学先生们所痛恨。所以他们要另辟一条新路来。
清儒说《易》之书收入《皇清经解》者，最先的为毛西河之《仲氏易》。但这部书专凭个人臆见，学无渊源，后来学者并不重视他，所以影响也甚小。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
惠定宇所著书，曰《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其《九经古义》中关于《易》者亦不少。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然则汉人的《易》说一部无存，怎么办呢？幸而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内中征引许多汉儒各家遗说。定宇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爬梳整理一番，用的劳力真不小。我们读这几部书，才知道汉人《易》学的内容如何。这便是惠氏在学界一大成绩，然成绩亦止于此而已；若说他已经把这部《易经》弄通了，我们绝对不敢附和。为什么呢？因为汉儒说《易》是否合于《易》旨，我们先已根本怀疑。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纳音”、“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有什么分别。王辅嗣把他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定宇辈因为出自汉人，便认做宝贝，不过盲从罢了。而且定宇还有一个大毛病，是不知家法。同为汉儒，而传受渊源不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定宇统而名之曰“汉学”，好像汉人只有此学，又好像汉人个个都是此学，这便大错了。定宇说的不过东汉末年郑康成、荀慈明、虞仲翔等几个人之学，顶多可以代表一两派，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惠氏凡汉皆好的主张，只怕汉儒里头先自打起架来，他已无法和解了。
张皋文所著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藉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瞭，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部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若问皋文的《易》学是否真《易》学，便要先问仲翔的《易》学是否真《易》学，可惜这句话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焦里堂所著书，有《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阮芸台说他：“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伯申说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阮、王都是一代大儒，不轻许可，对于这几部书佩服到如此，他的价值可推见了。里堂之学，不能叫做汉学，因为他并不依附汉人。不惟不依附，而且对于汉人们所纠缠不休的什么“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一一辨斥，和黄、胡诸人辨斥陈、邵《易》图同一摧陷廓清之功。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他靠这种学问做帮助，而从本经中贯穴钩稽，生出妙解。王伯申说：“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里堂这几部书，是否算得《易经》真解，虽不敢说，但他确能脱出二千年传注重围，表现他极大的创作力。他的创作却又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所以可贵。他发明几个重要原则，曰旁通，曰相错，曰时行，曰当位、失道，曰比例，都是从《彖》《象》《系辞》所说中推勘出来。我细绎里堂所说明，我相信孔子治《易》确曾用这种方法。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里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
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专就这三家看来，成绩还不算坏。《易经》本是最难懂的一部书，我们能否有方法彻底懂他，很是问题。若问比较上可靠的方法吗？我想：焦里堂带我们走的路像是不错。我们应用他以本书解本书之法，把他所阙略的那部分——本卦本爻之意义，重新钩稽一番，发现出几种原则来驾驭他，或者全部可以彻底真懂。这便是我对于整理《易经》的希望及其唯一方法了。
（乙）《尚书》 《尚书》是一部最啰唣——问题最多的书。相传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删成百篇，已算得骇人听闻的神话了。所谓百篇者，在汉初已有人见过，只传得二十八篇，却是有百篇的序文见于《史记》。不久又有什么河内女子得着一篇《泰誓》，变成二十九篇。那篇《泰誓》是真是假，当时已成问题。然而不管真假，他只是昙花一现，忽然又隐身不见了。二十八篇或二十九篇正立于学官，人人诵习了二百年，到西汉末，忽然有所谓《古文尚书》者出，说是孔安国家藏，献入中秘，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来。因此惹起今古文之争，学界生出绝大波澜。西汉末的《古文尚书》是否靠得住，已成千古疑案。到东汉末，这新出的十六篇又隐身不见了。经一百多年到东晋之初，忽然又说《古文尚书》复活转来！却是由十六篇变成二十五篇，还带着一部孔安国的注！离奇怪诞，莫此为甚了。今文的二十八篇，到最近还有人对于他发生真假问题，这是后起之义，姑且不说。至所谓《古文尚书》者，伪中出伪，至再至三，说起来便令人头眩！内中夹着一个《书序》真假问题，越发麻烦极了。自唐人撰诸经《正义》，采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自是这部书著为功令、立于学官者一千多年！直到清初，然后这种啰唣问题才解决十之八九了。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
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谳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这件案的决定，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
假的部分剔出了，真的部分如何整理呢？《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属春秋以前的语体文，佶屈聱牙，最称难读。自《伪孔传》通行之后，汉儒传注一概亡佚，更没有一部完书可为凭藉。怎么办呢？乾隆中叶的学者，费了不少的劳力，著成三部书：一是江艮庭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三位是各不相谋的同时分途去著自己的书；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都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再把唐以前各种子书及笺注类的书，以至《太平御览》以前之各种类书，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之文，慢慢搜集起来，分缀每篇每句之下，成为一部汉儒的新注。三部书里头，江艮庭的比较最坏。艮庭是惠定宇的派，一味的好古，没有什么别择剪裁。王西庄搜罗极博，但于今古文学说分不清楚，好为调和，转成矛盾，是其短处。孙渊如算是三家之冠了。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就组织上论，已经壁垒森严。他又注意今古文学说之不同，虽他的别择比不上后来陈朴园的精审，但已知两派不可强同，各还其是，不勉强牵合，留待读者判断从违。这是渊如极精慎的地方，所以优于两家。
江、孙、王三家都是绝对的墨守汉学，非汉儒之说一字不录。他们著书的义例如此，本也甚好。但汉儒所说一定就对吗？怕未必然。《伪孔传》虽伪，但都是采录魏晋人旧说而成，安见所解没有过于汉人处？宋儒经说，独到之处甚多，时亦可以补汉人之阙失。乾嘉间学者对于他们一概排斥，也未免堕门户之见。光绪末年简竹居朝亮补救这种缺点，著一部《尚书集注述疏》，也仿渊如例，自注自疏。惟汉宋兼采，旁及《伪孔》。这书成于江、孙、王之后，自然收功较易；他的内容也稍嫌过繁，但采择汉宋各家说很有别裁，不失为一良著。
汉代今古文之争，本由《尚书》而起。东晋伪古文不必论矣，即所谓西汉真古文者来历已很不分明。嘉道以降，今文学兴，魏默深著《书古微》，提出《古文尚书》根本曾否存在之问题，是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至今未决互见辨伪书条。
西汉晚出古文，真伪且勿论，其学说传于东汉而为马融、郑玄所宗述，则甚明也。其与西汉今文博士说牴牾殊多，又甚明也。江、孙、王之书，以辑采马、郑注为中坚，只能代表古文说，不能代表今文说。郑君虽云兼通今古，择善而从，但仍祖古文为多。道咸间，陈朴园乔枞著《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三［二］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很费些劳力才搜集得来。我们从此可以知《尚书》最古的解释了。
《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十卷，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虽其书许多疏舛经后人补正，最著者成芙卿蓉镜《禹贡班义述》，丁俭卿晏《禹贡锥指刊［正］误》等，其余单篇及笔记中，此类著作甚多。然始创之劳，应该纪念的。
《尚书大传》，为汉初首传《尚书》之伏生所著，而郑康成为之注。这书在“尚书学”里头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原书在宋时已残缺不完，明时全部亡佚了。清儒先后搜辑的数家，最后陈左海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完善，而皮鹿门锡瑞继著《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也算“尚书学”中一附带的成功了互见辑佚书条。
《书序》问题，亦至今未决。别于辨伪书条叙其经过，此不述。
总括起来，清儒之于“尚书学”，成绩总算不坏。头一件功劳，是把东晋伪古文打倒了，拨开无限云雾。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经许多人费很大的劳力，解释明白了什之六七。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守汉儒说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关于校勘文字，时或缺乏判断的勇气；例如“在治忽”之或作“七始咏”，或作“来始滑”；“心腹肾肠”之或作“优贤扬”。诸家往往好为穿凿曲护，致晦真意。关于研究制度，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例如释“六宗”附会《月令》之明堂，或《周官·大宗伯》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这类都是多数清儒公共的毛病。后有治此经者，专从训诂上平实解释，不要穿凿，不要贪多，制度有疑则阙之。能泐成一部简明的注，或者这部书有人人能读的一天了。
（丙）《诗经》 《诗经》和《尚书》相反，算是问题最少的书。三百篇本文，几乎绝无疑议之余地。其最为聚讼之鹄者惟一《毛诗序》。《诗序》问题，别详辨伪书条下，现在暂且少讲。但略讲清朝以前《诗》学变迁形势。西汉十四博士，《诗经》惟鲁、齐、韩三家。毛氏则哀平间晚出古文，来历颇不分明。自郑康成依毛作《笺》，此后郑学孤行，而三家俱废。六朝经学，南北分派，惟《诗》则同宗毛、郑无异辞。唐初《正义》因之，郑学益成统一之局。惟自唐中叶以后，异论寖生，其发难大率由《诗序》。驯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四库提要》语，猖披极矣。朱晦翁亦因不满于《诗序》而自作《集传》。元明以还，朱传立于学官，而毛、郑亦几废。清儒则乘此反动，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也。
清儒在《诗》学上最大的功劳，在解释训诂名物。康熙间，有陈长发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有朱长孺鹤龄的《毛诗通义》，当时称为名著。由今观之，乾隆间经学全盛，而专治《诗》者无人。戴东原辈虽草创体例，而没有完书。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
。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硕甫专宗其一，也可以说他取巧。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絜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
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的旗号，所以多数著名学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举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凶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著有《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著有《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渐渐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罢。《诗经通论》我未得见，仅从《诗经原始》上看见片段的征引，可谓精悍无伦。《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诗经原始》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
今文学复活，古文的《毛氏诗》，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最初做这项工作者，则为魏默深之《诗古微》。《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我以为序和传要分别论。序呢，无疑是东汉人妄作。传呢，我并不敢说一定出自“子夏所传”《汉书·儒林传》述毛氏语，也许是西汉末年人造出来，但他对于训诂名物解释得的确好，虽以我向来崇尚今文的人也不敢鄙薄他。老实说，我是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的，因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这种作品当然可憎。至于训释文句，何必问他子夏不子夏，毛公不毛公？我们现在悉心研索还可以做一部好极的来哩！所以我对于攻击《毛传》，认为不必。虽默深这部书，偏激的地方不少，但是亦有许多崭新的见解，可以供将来“新诗学”之参考。
齐、鲁、韩三家学说，汉以后便亡了。宋王应麟有《三家诗考》一卷，是为搜辑之始。到清嘉道以后，继起渐多。冯柳东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九卷，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陈左海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有《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严铁桥可均有《辑韩诗》二十一卷，这都是兴灭继绝、不无微劳的。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诗补传自序》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那么，清儒所做工作，已经给我们不少的便利了。
（丁）三《礼》 三《礼》依普通的次序，是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亦叫做“四礼”。这几部书的时代真伪，都很有问题，留着有辨伪书条下再讨论，今且不说。三《礼》都是郑康成作的注。在康成毕生著述中，也可说是以这三部注为最。所以“三礼学”和“郑学”，几成为不可分的名词。虽然，自古说“议礼之家纷如聚讼”。自孔门诸子，已经有许多交锋争辩；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一部《白虎通义》便是汉儒聚讼的小影，一部《五经异义》是郑康成和许慎对垒，一部《圣证论》是王肃和郑康成对垒。这种笔战，我们一看下去便头痛。六朝、隋、唐争论的也不少。昔战国诸子诋斥儒家，大都以“穷年不能究其礼”为口实，何况在千余年异论更多之后？所以宋学兴起，把这些繁言缛语摆脱不谈，实是当然的反动。中间虽经朱子晚年刻意提倡，但他自己既没有成书，门生所做又不对，提倡只成一句空话。宋元明三朝，可以说是三《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了。
这门学问是否有研究的价值，俟下文再说。现在且说清朝礼学复兴的渊源。自黄梨洲、顾亭林惩晚明空疏之弊，提倡读古书，读古书自然触处都感觉礼制之难懂了。他们两位虽没有关于礼学的专门著作，但亭林见张稷若治礼便赞叹不置，他的外甥徐健庵便著有《读礼通考》。梨洲大弟子万充宗、季野兄弟经学的著述，关于训诂方面的甚少，而关于礼制方面的最多，礼学盖萌芽于此时了。其后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惠氏父子著《禘说》《明堂大道录》等书，对于某项的礼制，专门考索。戴学出江慎修，慎修著《礼书纲目》，对于礼制为通贯的研究。而东原所欲著之《七经小记》中《礼学篇》虽未成，而散篇见于文集者不少。其并时皖儒如程易畴、金檠斋、凌次仲辈，皆笃嗜名物数制之学。而绩溪、泾县两胡竹村、景庄［孟］以疏《礼》名其家，皆江、戴之遗风也。自兹以往，流风广播，作者间出，而最后则孙仲容、黄儆季称最善云。
今先分经举其最有名之著述，而关于贯通的研究次于后。
（1）《周礼》 清儒礼学虽甚昌，然专治《周礼》的人很少。两《经解》所收，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沈彤《周官禄田考》，段玉裁《周礼汉读书》，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徐养原《周官故书考》，王聘珍《周礼学》，不过寥寥数部，又皆属于局部的研究，未有贯穴全书者。惟一的《周礼》专家就是孙仲容诒让。他费二十年工夫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其价值留待下文论新疏条下另行批评。
《考工记》本另为一部书，后人附入《周礼》。清儒对于这部书很有几种精深的著作。最著者为戴东原之《考工记图注》，阮芸台之《考工记车制图考》，乃其少作，亦精核。次则王宗涑之《考工记考辨》。
（2）《仪礼》 清儒最初治《仪礼》者为张稷若尔岐，著《仪礼郑注句读》，顾亭林所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也。乾嘉间则有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次则有张皋文惠言的《仪礼图》，先为宫室衣服之图；宫室七，衣服十二。次则十七篇，每篇各为之图；士冠十，士昏十二，士相见一，乡饮酒九，乡射十三，燕十七，大射十二，聘三十，公食大夫十二，觐八，丧服三十九，士丧九，既夕十一，士虞六，特牲馈食十七，少牢馈食八，有司彻十八。其不能为图者则代以表凡六篇，每图每表皆缀以极简单之说明。用图表方法说经，亦可谓一大创作。宋人有《三礼图》等书，仅图器物，且多臆揣，不能援以为比。道咸间，则有邵位西懿辰《礼经通论》，专明此经传授源流，斥古文逸礼之伪。有这三部书振裘挈领，把极难读的《仪礼》变成人人可读，真算得劳苦功高了。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与竹村同时合作者有胡墨胡承珙之《仪礼今古［古今］文疏义》，但主于辨正文字，非为全书作新疏也，勿混视。
（3）《礼记》 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礼记集说》。其书仿卫湜例，为录前人说，自己不下一字。所录自宋元人迄于清初，别择颇精审，遗佚之说多赖以存。例如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我们恐怕没有法子再得见，幸而要点都采撷在这书里头，才能知道立方的奇论和特识，这便是杭书的功德。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将来有著《礼记》新疏的人，这两部书总算最好的资料了。朱彬的《礼记训纂》未见，不敢批评。
《礼记》单篇别行之解释，有皮鹿门锡瑞之《王制笺》，康长素有为之《礼运注》，刘古愚光
之《学记臆解》，各有所新发明。
（4）《大戴礼》 《大戴礼》旧惟北周卢辩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亦不少。乾嘉间戴东原、卢抱经从事校勘，其书始稍稍可读。阮芸台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轩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汪少山照著《大戴礼记补注》，二君盖不相谋，而其书各有短长，汪似尤胜。孔书刻于乾隆五十九年，有自序及阮元序。汪书年代无考，然有王昶序自称同学弟，则汪年辈或稍先于孔也。
《大戴礼》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黄相圃模之《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义》。
书中《曾子立事》等十篇，清儒以为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遗文，阮芸台元把他抽出单行，为《曾子注释》四卷。
（5）礼总 礼学家往往不专一经，因这门学问的性质本贯通群经也。通贯群经的礼学著作，有几部书应该论列者：最初的一部为徐健庵乾学的《读礼通考》百二十卷。这部书是健庵居丧时编的，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虽题健庵著，其实全出万季野之手，所以甚好。健庵为亭林之甥，也有相当的学问，礼学尤其所好。观《憺园集》论礼制诸篇可知。中间的一部是秦味经蕙田的《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看第八讲论万季野著述。曾涤生大佩服此书，说他“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三《礼》之外，得此而四”；俞荫甫则说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俱见《礼书通故》俞序。此书之短长，这两段话尽之了。此书成于众手，非味经自著。分纂的人确实可考者，有戴东原、王兰泉，也许钱竹汀、王西庄都在里头，其余二三等学者当更不少。所以全书各篇价值不同，有很好的，有较次的，不如《读礼通考》之画一谨严。依我看，这书是一部很好的类书，价值在《文献通考》上。专指礼制一部分言，《文献通考》范围更广，他所无的门类，自无从比较。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礼制史的长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固然是他的毛病，但我总觉得“折衷”这句话是空的，自己以为折衷，别人看来不过多一重聚讼的公案。汉代的石渠奏议、白虎观讨论，何尝不是想折衷？况且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流学者了，你看算不算空论？所以案而不断，或者也是此书的最好处哩！最后的一部是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一百卷。儆季为薇香式三之子，传其家学，博而能精；又成书最晚草创于咸丰庚申，告成于光绪戊寅，先辈所搜辑所考证，供给他以极丰富的资料。所以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他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
以上三种，是卷帙最浩博、材料最丰富的。此外礼学重要著作，在初期则有惠天牧士奇的《礼说》，江慎修永的《礼书纲目》，算是这门学问筚路蓝缕的书。《礼书纲目》的体例，为后来秦、黄两家所本，虽后起者胜，而前人之功万不容没。在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次仲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做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又焦里堂之《群经宫室图》，虽标题“群经”，而所重在三《礼》，考证宫室最通赡之书也。此外则孔巽轩的《礼学卮言》，武虚谷亿的《三礼义证》，金城斋鹗的《求古录礼说》，凌晓楼曙的《礼说》，陈朴园的《礼说》，性质大略相同，都各有独到处。又如凌晓楼之《公羊礼疏》，侯君模［谟］之《谷梁礼证》等，虽释他经，然专明彼中礼制一部分，亦礼学之流别也。其余各家文集笔记论礼精核之专篇极多，不能具录。
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周礼》一向很寂寞，最后有孙仲容一部名著，忽然光芒万丈。剩下的就是《礼记》，我们很不满意。《大戴礼》本来是残缺的书，有好几位学者替他捧场，也还罢了。
就通贯研究的著作论，有徐、秦、黄三部大著，分量总算很重；其余碎金式的零册散篇，好的也不少。用从前经学家之眼光看，成绩不能不算十分优良了。但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头一件，所根据的几部经，先自有无数问题。《周礼》之难信，不必说了；《仪礼》成立的时代，也未有定论；《礼记》则各篇之真伪及时代，亦纠纷难理。万一所凭藉的资料或全部或一部分是假的，那么，所研究的岂非全部或一部分落空？第二件，就让一步说都是真的，然而几部书成立年代有很大的距离，总不能不承认。如说《周礼》《仪礼》是周公作，《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首尾便一千多年了。然而里头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便矛盾百出。例如五等封建的里数，井田的亩数，《孟子》和《周礼》和《王制》何等矛盾。五帝的祀典，《月令》和《帝系姓》何等矛盾。国学、乡学的制度及所在地，《礼记》各篇中相互何等矛盾。此类悉举，不下数十事。学者对于那部经都不敢得罪，只好四方八面弥缝会通。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越会通越弄到一塌糊涂。议礼所以纷如聚讼，就是为此。从古已然，墨守汉学的清儒为尤甚。解释专经时稍为好些；《仪礼》问题比较的少，所以《仪礼》独多好书。所以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
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宫室、衣服、饮食之类，制度井田、封建、学校、军制、赋役之类，礼节冠昏丧祭之类，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个方向，不把他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说他没有学问的价值，却大大不对。清儒的工作，最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的资料搜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戊）《春秋》三传 《春秋》是孔子惟一的著作，孟子、董仲舒、司马迁说得如彼其郑重，这部书地位之尊不待言了。但文字简单到如彼，非传不能明白，所以治《春秋》者不能舍传而专言经。西汉博士，只有《公羊》底下严、颜两家，也可以说《春秋》只有一传。后来《谷梁》出来，又后来《左氏》出来，东汉时便三传并行，各有专家，然终以《公羊》为最盛。六朝以后，《公》《谷》日废，《左氏》孤行。唐代便渐渐的“《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了。啖助、赵匡之流，把三传都攻击得一钱不值。自此以后，纷纷奋臆作传，而宋人胡安国的传盛行。明永乐将《胡传》立于学官，三传真皆废了。间有治《左传》者，不过拿来做策论的资料。清以前《春秋》学的形势，大略如此。清儒刻意复古，三传之学渐渐的都恢复转来。今分论之。
（1）《左氏传》 《左传》的真伪及著作年代很有问题，等到辨伪书条下再说。这部书本是史的性质而编在经部，所以学者对于他也有“史的研究”、“经的研究”之两派。史的研究派有一部极好的书，是顾震沧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其内容及价值，前文已经说过看第八讲末段。经的研究派，大抵对于杜注、孔疏摭拾纠补。乾隆以前未有专注此传之人，到嘉道间刘孟瞻文淇、伯山毓崧父子继续著一部《左传正义》，可惜迄未成书。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
（2）《公羊传》 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传给他的外孙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高望都属于这一派，各有散篇的著述。而陈卓人立费毕生精力，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实为董、何以后本传第一功臣。其内容及价值，别于新疏条下论之。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3）《谷梁传》 《谷梁》学自昔号称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作有钟朝美文烝之《谷梁补注》，有侯君谟康之《谷梁礼证》，有柳宾叔兴恩之《谷梁大义述》。柳书较佳。
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微不足道。刘氏《左传正义》若成，则《左氏》重矣。惟《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他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www.xing528.com)
（己）四书 “四书”之名，是朱子以后才有的。明人及清的理学家关于四书的著作颇多，清的汉学家却很少。最著名的，前有阎百诗的《四书释地》，后有翟晴江灏的《四书考异》，但都是局部的考证，无关宏旨。清儒有价值的著作，还是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论语》《孟子》各别研究。
（1）《论语》 《论语》有一部名著，曰刘楚桢宝楠、叔俛恭冕继续著成的《论语通［正］义》，其价值及内容，在新疏条下别论之。今文派有戴子高的《论语注》，引《公羊》为解，虽多新见，恐非真义。别有焦里堂的《论语通释》，虽寥寥短册，发明实多。而简竹居之《论语集注述疏》，则疏解朱注。宋人经注之有疏，此为创见云。
《论语》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江慎修之《乡党图考》，盖礼学之流。
（2）《孟子》 《孟子》也有一部名著，曰焦里堂循的《孟子正义》，别于新疏条论之。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
《孝经》本为附庸，亦无重要著述，不复论。《尔雅》别于新疏条小学修补之。
（庚）诸经新疏合评 现在之《十三经注疏》，其注出汉人者六《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孟子》，出魏晋人者五《周易》《左传》《谷梁传》《论语》《尔雅》，伪托汉人者一《尚书》，出唐人者一《孝经》，其疏出唐人者九自《周易》至《谷梁传》，出宋人者四《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清代提倡经学，于是注疏之研究日盛。然愈研究则愈发见其缺点。就疏的方面论，唐人孔、贾诸疏，本成于众手，别择不精，牴牾间出。且六朝经学，本分南北两派，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初唐诸疏，除三《礼》外，率宗南派，大为清儒所不喜。宋人四疏，更不足道了。就注的方面论，除汉人六种外，其余七种，皆大为汉学家所不满意。以此之故，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起到孙仲容止，作新疏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镕铸几百种参考书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今列举各书，稍为详细点说明，备将来汇刻《新十三经注疏》者采择焉。一经有两部以上之新疏者，只采一部，余部附论。次第以著作年代先后为序。
《尔雅正义》二十卷余姚邵晋涵二云著，乾隆四十年属稿，五十年成，凡经十年。
附：《尔雅义疏》二十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
邵二云是头一位作新疏的人。这部《尔雅正义》，在清学史中应该特笔记载。旧注疏本《尔雅》，为晋郭璞注，宋邢昺疏。“邢疏多摭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采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原序语二云此书，仍疏郭注。但旧本经文有讹舛，注亦多脱落。二云先据唐石经及宋椠本，详为增校，又博采汉舍人、姓名也，旧认为官名，误。刘歆、樊光、李巡、孙炎，梁沈旋，陈顾野王，唐裴瑜诸家佚注，以郭为主，而分疏诸家于下。郭注云未详者，则博征他经之汉人注以补之。《尔雅》缘音训义者颇少，二云更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书凡三四易稿乃定。
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近人多谓郝优于邵。然郝自述所以异于邵者不过两点，一则“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二则“释草木虫鱼异旧说者皆由目验”。胡培翚撰郝墓表引然则所异也很微细了，何况这种异点之得失，还很要商量呢？因前人成书增益补苴，较为精密，此中才以下尽人而可能。郝氏于义例绝无新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有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其有不以邵为然者，著一校补或匡误等书，善矣。《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乾隆五十九年属稿，嘉庆二十年成，凡经二十二年。
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著。
《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著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著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著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文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
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著之右，但孙著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著，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
《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著作。惟今注疏本之孙奭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蹖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著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是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著，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
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著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剗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著。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于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以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广异闻袪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著《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钞》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著，此书著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惟据《句溪杂著》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蹖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著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惟《杂著》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著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著》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著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庚申（咸丰十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惟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
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著序》。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于《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著，子恭冕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
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何晏《集解》，自言“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然去取多乖，义蕴粗略，皇、邢二疏，益无所发明皇疏近人已疑其伪。刘氏此书，仍疏何注。叔俛所述凡例云：“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据此可知，他对于何平叔《集解》实深致不满，不过不得已而用之。故各章之疏，破注居半，在诸疏中算是最例外的了。陈卓人说：“视江、孙、邵、焦诸疏义，有过之无不及。”我未细读，不敢多评，大概总不错罢。
竹居疏晦翁《集注》，当然与汉学家不同调。但平心而论，晦翁《集注》实比平叔《集解》强。若把汉宋门户搁在一边，则疏他也何尝不可？只是竹居之疏，我总嫌他空话太多一点。
《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于毓崧伯山、孙寿曾恭甫续，未成。
这部书始终未成，真是学界一件憾事。孟瞻、伯山父子之学，我们读《青溪旧屋》、《通义堂》两集可以想见一斑。这部书之发起，据陈卓人说是道光八年和《论语正义》《公羊义疏》同时动议的见前。据伯山说：“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但《左传》卷帙如彼其繁重，卒业自属大难。孟瞻未及写定而卒，伯山继之，时值乱离，年仅五十卒，迄未能成；恭甫又继之，年四十五卒，至《襄公》而绝笔。三世一经，赍志踵没，可哀矣。据《国史儒林传稿》此书既未得见，自无从妄下批评。但据伯山所述，知道他是革杜注的命。《左传》自刘歆创通义训后，贾逵、服虔两注盛行，自杜预剽窃成今注，而旧注尽废。预助司马氏篡魏，许多诐邪之说夹在注中，所谓“饰经术以文奸言”者，前人论之甚多，大概不为冤枉。这些且不管他。至于盗窃成书，总不能不说是破坏著述家道德。孟瞻父子，就是要平反这重公案。此书体例：“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注补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例。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伯山《先考行略》此书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今既不得见，所以我不嫌繁重，把伯山的话全录如右。刘家子弟闻尚有人，不审能把家藏稿本公之于世否？就是缺了昭、定、哀三公也无妨呀。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著，同治季年草创，光绪二十五年成。
此书和黄儆季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此书重要的义例有如下诸点：其一，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就这点论，和刘楚桢的《论语正义》正相反。盖楚桢本不信任何氏《集解》，仲容则谓“郑注详博渊奥，注明即经明，义本一贯也”。其二，多存旧疏，声明来历。盖贾疏在诸旧疏中本较好，原非《孟子》伪孙疏，《公羊》徐疏，《尚书》伪孔传之孔疏等可比也。唐疏多乾没旧义，近儒重修，时亦不免。如胡竹村《仪礼正义》袭贾疏处盖不少，而每没其名。仲容则绝不攘善，于著述家道德守之最严。其三，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他说：“唐疏例不破注，六朝义疏家原不尽然。”且康成对于杜（子春）、郑（众）亦时有纠正。所以他窃比斯义，“寻绎经文，博稽众家，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其四，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清儒治礼，嗜博太过，每揉杂群书，强事会通。仲容谓“《周礼》为古文学，与今古师说不相同，曲为傅合，非惟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纠”。所以他主以本书解本书，他书不合之处，疏通别白使不相淆。就这点论，最合守约之法。综而论之，仲容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虽后起者胜，事理当然，亦其学识本有过人处也。《周礼》本书价值问题，迄未解决。仲容极端的尊信，是否适当，原很有商榷的余地。但这部书最少也是西汉末一种古籍，就令出于汉人理想的虚构，也很值得细心研究。仲容这部疏，总算替原书做一个大结束了。
以上所举九部新疏附见四部，十三经中已得九经了，余下四经，还要附带一讲。
一、《孝经》 有善化皮鹿门锡瑞的《孝经义疏》，但我未见，不敢批评。《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的。
二、《谷梁传》 这部传可谓“数奇”。据我所知，邵二云曾著一部《谷梁正义》，像是未成。洪稚存《邵学士家传》说他著有《谷梁古注》；钱竹汀《邵君墓志铭》说他著有《谷梁正义》。我想或是《古注》已成，《正义》正在属稿。盖二云以五十四误药暴卒，著作多未成也。其后梅蕴生植之又拟著《谷梁集解正义》，亦未成而卒。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嵇庵集后序》云：“丁亥、戊子间，先生欲仿孙氏《尚书》、焦氏《孟子》例，撰《谷梁集解正义》，草创疏证而书未成。”案：蕴生为刘孟瞻、刘楚桢之友，陈卓人之师。卓人述道光戊子与蕴生、二刘及包孟开赴乡闱时，相约著各书（看前文《公羊义疏》条注）。当时，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氏》，卓人任《公羊》，蕴生则任《谷梁》。蕴生《嵇庵集》中有赠薛子寿诗云：“泛舟及包、刘，遂结著书约。”即指此事也。蕴生中年咯血，寿仅五十（见孟瞻所为《梅君墓志铭》），故此书独不成。大概邵著拟另集古注如孙氏《尚书》例，梅著拟仍疏范宁《集解》如焦氏《孟子》例，但都未成，不必多讲了。
三、《礼记》 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
四、《易经》 做这部书的新疏，我想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疏王、韩旧注，不独清儒所不肯，且亦没有什么引申发明的余地，除非疏李鼎祚的《集解》或另辑一注。但汉儒异说纷歧，遍疏亦穷于术。在我们看是“一丘之貉”，在尊崇汉学的清儒看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所以，或如焦里堂之空诸依傍，独抒己见；毛奇龄之《仲氏易》，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等亦近此类。或如张皋文之专释仲翔，抱残守缺。皋文之《周易虞氏义》亦全经通释，但非疏体。若要作一部“惠氏《易汉学》式”之新疏，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勇气。
以上所举诸家新疏，是否算已经把这几部经完全弄明白？这几部经是否值得下恁么大的工夫？都是别问题，我不敢轻下判断。但和现行的《十三经注疏》比较，最少有两种优异之点：第一，每一部疏由一人独力做成，不像旧疏成于众手；第二，每人只做一部疏，不像孔、贾辈之“包办的”、“万能的”。此专指唐疏言，几部恶劣的宋疏更不足齿论。我们对于几位著作家不能不十二分感服，因为他们的忠实和努力是很不容易学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把全生涯费在一部书，卒能贯彻初志。他们的学问有用无用另一问题，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真可学。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着手著述之时，先定计画，各有别裁。每下一判断，必待众证都齐之后。判断对不对另一问题，也许证甚博而断仍错，但待证乃断，便是忠实于学。所以这几部书，无论如何，总是在学术史上有纪念的价值。至于他们所以能著成这几部书，也非专靠他们个人之力。九部之中，两部成于乾隆末年，七部在嘉道以后，实由先辈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他们才利用而集其成。倘使他们生于明代或清初，也不能有这种成绩。所以，我名之为“清代经学的结晶体”。好事者能汇刻为一编，亦一佳话也。
（辛）其他通释群经之著作 清儒以经学为学问中心。凡笔记类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东塾读书记》等，文集类如戴、段、阮、钱……诸集等，说经之文占大部分。想完全了解清人经学，这类书实极重要，但内容既不尽属于经，我只得别标一题评他们的价值。这里有几部书，应该特提：
一、朱竹垞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 这部书把竹垞以前的经学书一概网罗，簿存目录，实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学史”的人最不可少。还有谢蕴山启昆的《小学考》，也是踵朱书而成，其内容及价值当于谱录条下论之，今互见于此。
二、臧玉林琳的《经义杂记》三十卷。 这书若出在乾嘉以后，并不稀奇，因为他是康熙初年作品，而饶有乾嘉学派精神，所以要另眼看待。这书久藏于家。嘉庆间，才由他的玄孙臧在东庸刻出。有人说，内中一部分是在东所著，归美先人。但无确据，不敢遽认为事实。
三、王伯申引之的《经义述闻》三十二卷。 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于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在校勘和训诂方面，许多难读或前人误解的文句，读了他便涣然冰释。王氏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试留心读嘉道以后著作，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世所称“王氏四种”者，乃此书与《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合称。实则四种合起来，才见得出王氏经学之全豹。今为叙述方便起见，那几部在小学及子书两条下别论。
四、俞荫甫樾的《群经平议》十卷。此书全应用《经义述闻》的方法，继续有所发明，价值也仅下《经义述闻》一等。
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所以在清末已起反动，现在更不消说无人过问了。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令应读之经，非全数都应读也，注意。人人能读而且乐读。我虽然还没有具体方法，但大概在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义理方面且另说，文句方面则清儒替我们做过的工作实不少。大约清儒经学诸书，名物制度一类，聚讼不结者尚很多；训诂一类，工夫已经做到八九成。这便是各位经师对于一般人最大的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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