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
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常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比起晚明史学家，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内中专以史学名家，极可佩服而极可痛惜的两个人，先要叙他们一叙。
吴炎，字赤溟；潘柽章，字力田，俱江苏吴江人。两位都是青年史学家，顾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无情的文字狱牺牲了。两位所要做的事业，都未成功，又蒙奇祸而死，死后没有人敢称道他。我们幸而从顾亭林、潘次耕著述里头得着一点资料。《亭林诗集·汾州祭吴潘二节士诗》，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之句，可谓推挹到极地了。《亭林文集》有《书吴潘二子事》一篇。据所记，则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诸生，国变时，年仅二十以上，发愿以私人之力著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们，把自己所藏关于史料之书千余卷都借给他们。康熙二年，湖州庄廷鑨史狱起，牵累七十多人，陆丽京圻即其一也，而吴、潘皆与其难。亭林说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又说：“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余视为畏友。”他们的学问人格可想见了。力田实次耕之兄，遇难后家属都被波累，次耕改从母姓为吴，其后次耕从亭林及徐昭法学，克成德业，从兄志也。两人合著的《明史》，遭难时抄没焚烧了。亭林藏书也烧在里头。赤溟别无著书。我仅在《归元恭文续钞》里面看见他作的一篇序。力田著书存者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但《国史考异》已成者三十卷，烧剩下的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对于这两部书各有一篇序。我们从这两篇序里头，可以看出力田的著述体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约大部分工夫，费在鉴别史料上头。用科学精神治史，要首推两君了。因本校图书馆无《遂初堂集》，未能征引原文，改天再补入。两君的《明史稿》之遭劫，我认为我们史学界不能回复之大损失，呜呼！
我在第五讲里头曾经说过，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梨洲门下传受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年六十【五】。他的籍贯家世，在第五讲已经叙过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学问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据全谢山做的传，说他小孩子时候异常淘气，他父亲履安先生泰每说要把他送和尚庙里当徒弟，他顽性依然不改；于是把他锁在空房里头。他看见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翻一翻觉得有趣，几日间读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学。逾年，遂随诸兄后，学于梨洲。在梨洲门下年最少，梨洲最赏爱他。梨洲学问方面很多，所著《明史案》，今仅存其目，曾否成书盖未可知。季野学固极博，然尤嗜文献，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著《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征鸿博，有人荐他，他力拒乃免。明年，开明史馆，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当总裁，极力要罗致他，他因为官局搜罗资料较容易，乃应聘入京。给他官，他不要，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住在元文家里，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极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说道：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才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假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之迹，
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季野自少时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余年，继续他的工作，著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著书旨趣道：
史之难言久矣。……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后，设官局修史，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到潘力田、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
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钱竹汀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潜研堂集·万季野传》盖实录也。乾隆四年张廷玉《进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质言耳。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不替万季野不平，而且还替学界痛惜。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乾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钞一分，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那部分是真的，那部分是假的。关于这件公案，后来学者零碎举发颇多，恕我未能把他汇集起来做一篇详细考证。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季野所谓“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却“益”了许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丧掉，真冤透了！
季野著书，除《明史稿》外，尚有《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自《周正汇考》以下十种，钱竹汀都说未见。但《群书疑辨》现有单行本，《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各丛书多采入，其余存佚便不可知了。又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全谢山《万贞文先生传》云：“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侍郎因读［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恤，以讫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读［请］先生编［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据此则徐书全出季野手，毫无疑义。惟秦氏《五礼通考》不得捉刀者主名，或说出戴东原，或说出某人某人，都无确据。据谢山说，季野既续作五礼之书二百余卷，这部书往那里去了呢？只怕也像《明史稿》一样，被阔人偷去撑门面了。我们读《历代史表》，可以看出季野的组织能力；读《群书疑辨》，可以看出他考证精神；读《读礼通考》，可以看出他学问之渊博和判断力之锐敏。除手创《明史》这件大事业不计外，专就这三部书论，也可以推定季野在学术界的地位了。
季野虽属梨洲得意门生，但关于讲学宗旨（狭义的讲学）和梨洲却不同。梨洲是很有些门户之见，季野却一点也没有。《四库提要》说：“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陵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斯同目睹其弊，著《儒林宗派》，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持论独为平允。”他这部书著在《明儒学案》以后，虽彼此范围，本自不同，亦可见他对于梨洲的偏见，不甚以为然了。
还有一件应注意的事。季野晚年对于颜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启超案：此当是潘平格，字德舆。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据此愈可证明，季野虽出黄门，对于什么程朱陆王之争，他却是个局外中立者。至于他的人格，受梨洲教育的影响甚深，自无待言。(www.xing528.com)
季野兄子经，字九沙，斯大子；言，字贞一，斯年子。皆传家学，而尤致力于史。九沙著《明史举要》。贞一在史馆，独任《崇祯长编》。而九沙最老寿，全谢山尝从问业，衍其绪。
章实斋学诚论浙东学术，从阳明、蕺山说到梨洲，说道：“……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梨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说：“朱陆异同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而为事功，蕺山得之而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文史通义》卷五从地理关系上推论学风，实学术史上极有趣味之一问题。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则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
现在要讲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全谢山。以年代编次，梨洲第一，季野第二。
谢山名祖望，字绍衣，浙江鄞县人，生康熙四十四年，卒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一七七［五］五），年五十一。他生当承平时代，无特别事迹可纪，然其人格之峻严狷介，读他全集，到处可以见出。他尝入翰林，因不肯趋附时相，散馆归班候补，便辞官归。曾主讲本郡蕺山书院，因地方官失礼，便拂衣而去，宁捱饿不肯曲就。晚年被聘主讲吾粤之端溪书院，对于粤省学风，影响颇深。粤督要疏荐他，他说是“以讲学为市”，便辞归。穷饿终老，子又先殇，死时竟至无以为敛。他体弱善病，所有著述，大率成于病中，得年仅及中寿，未能竟其所学。假使他像梨洲、亭林一般获享大年，不知所成当更何若。这真可为我学界痛惜了。他的朋友姚薏田玉裁说他：“子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董秉纯著《全谢山年谱》这话虽属责善雅谑，却极能传出谢山学风哩。
谢山著述今存者，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经史问答》十卷，《校水经注》三十卷，《续宋元学案》一百卷，《困学纪闻三笺》若干卷，辑《甬上耆旧诗》若干卷。其未成或已佚者，则有《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等。《鲒埼亭集》被杭堇浦世骏藏匿多年，又偷了多篇，今所传已非完璧。同治间徐时栋著《烟屿楼集》，有《记杭堇浦》篇，述始末颇详。《水经注》则谢山与其友赵东潜一清合作，屡相往复讨论，各自成书，而谢山本并经七校。《宋元学案》，黄梨洲草创，仅成十七卷，其子耒史百家续有补葺，亦未成；谢山于黄著有案者增订之，无案者续补之，泐为百卷本，但亦未成而殁。今本则其同县后学王梓材所续订，而大体皆谢山之旧也。
沈果堂彤说：“读《鲒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壮，得失相半。”谢山亦深佩其言云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四。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谢山性情极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他是个史学家，但他最不爱发空论，像苏明允、张天如一派的史论文章，全集可说没有一篇。他这部集，记明末清初掌故约居十之四五，订正前史讹舛约居十之二三，其余则为论学书札及杂文等。内中他自己的亲友及同乡先辈的传记，关系不甚重要的，也有一部分。他生当清代盛时，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愤恨，但他最乐道晚明仗节死义之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试看他关于钱忠介、张苍水、黄梨洲、王完勋……诸人的记述，从他们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像很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他手里头丢掉了。他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记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可惜所叙述者，只有江浙人独详，别个地方不多。但也难怪他，他只是记自己闻见最亲切的史迹。他最善论学术流派，最会描写学者面目，集中梨洲、亭林、二曲、季野、桴亭、继庄、穆堂……诸碑传，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他性极狷介，不能容物，对于伪学者如钱谦益、毛奇龄、李光地等辈，直揭破他们的面目，丝毫不肯假借。他的文笔极锋利，针针见血，得罪人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有许多人恨他。他对于宋明两朝“野史”一类书，所见最多，最能用公平锐敏的眼光，评定他们的价值。此外订正历代史迹之传讹及前人评论史迹失当者甚多，性质和万季野《群书疑辨》有点相像。《鲒埼亭集》内容和价值大略如此。
谢山是阳明、蕺山、梨洲的同乡后学，受他们的精神感化甚深。所以他的学术根柢，自然是树在阳明学派上头。但他和梨洲有两点不同：第一，梨洲虽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第二，梨洲门户之见颇深，谢山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评论谢山，说他人格的光明俊伟，是纯然得力王学，可以与他的朋友李穆堂同称王门后劲。若论他学术全体，可以说是超王学的，因为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
《宋元学案》这部书，虽属梨洲创始，而成之者实谢山。谢山之业，视梨洲盖难数倍。梨洲以晚明人述明学，取材甚易。谢山既生梨洲后数十年，而所叙述又为梨洲数百年前之学，所以极难。《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云：“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据董小钝所撰年谱，则谢山之修此书，自乾隆十年起至十九年止，十年间未尝辍，临没尚未定稿，其用力之勤可想。拿这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并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者绝少作评语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以上三端，可以说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至于里头所采资料，颇有失于太繁的地方。例如《涑水学案》之全采《潜虚》，《百源学案》之多录《皇极经世》等。我想这是因为谢山未能手订全稿，有许多本属“长编”，未经删定。后有学者，能将这书再修正增删一遍，才算完黄、全未竟之志哩。
从《永乐大典》里头纂辑佚书，是乾隆开四库馆最初的动机，读朱笥河筠请开四库馆原折便可知道了。然而这种工作，实由谢山和李穆堂最先发起。本集卷十七有《钞永乐大典记》一篇详述其始末。这件事于谢山学术虽无甚关系，于清朝掌故却很有关系，附记于此。
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下文别有一篇详论他，现在且缓讲。
此外要附带讲两个人，曰无锡二顾。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明天启四年，卒清康熙十九年（一六二四——一六八○），年五十七。他父亲是一位绩学遗老。他和阎潜丘、胡东樵交好，同在徐健庵的《大清一统志》局中修书，除此以外，他未曾受清朝一官一禄。他平生著述，只有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从二十九岁做起，一日都不歇息，到五十岁才做成。然而这一部书已足令这个人永远不朽了。这书自序中述他父亲临终的话，说道：“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沉，九州鼎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又自述著书本意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乎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诸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可见他著述动机，实含着无限隐痛。这部书凡一百三十卷：首舆图，次历代州域形势，次直隶等十三省封域山川险要，次川渎异同。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每卷皆提挈纲领为正文，而凡所考证论列，则低一格作为解释，解释之中又有小注。解释之文，往往视正文十数倍。所以他这书，可以说是自为书而自注之。因此之故，眉目极清晰，令读者感觉趣味。依我看，清代著作家组织力之强，要推景范第一了。他自述著述经过，说道：“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其用力之勤，可以推见。然而他并不自满足，他说：“……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予之书其足据乎？”其虚心又如此。魏冰叔禧最佩服这书，其所作序，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又说：“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可谓知言。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然而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我们若能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之各部分，那么，地理便不至成为干燥无味的学科了。
顾栋高，字复初，一字震沧，江苏无锡人。生卒年无考，大约和全谢山年辈相当。他著有一部好书，名曰《春秋大事表》。这部书的体例，是将全部《左传》拆散，拈出若干个主要题目，把书中许多零碎事实按题搜集起来，列为表的形式，比较研究。其有用特别眼光考证论列者，则别为叙说论辨考等。凡为表五十篇，叙说等百三十一篇。《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他研究的结果，虽有许多令我们不能满足，但方法总是对的。震沧所著，还有《司马温公年谱》《王荆公年谱》两书，体例也极精审。后来如钱竹汀、丁俭卿、张石洲等做了许多名人年谱，像还没有哪部比得上他。所以我认震沧为史学界有创作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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