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治理的关键：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

由上述可知，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成为一种必需的改革，制度建设在大学管理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大学功能的不断延伸，旧的大学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大学发展的需求，现代大学体制的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体现，现代大学体制的核心是确立学术的价值，保障学术的自由。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要想提高大学的质量，必须要有活跃的学术氛围，充分发挥学术自由，重视学术的力量，使学术权力得到充分的体现，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也进行了体制改革，但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体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学术自由是使教授群体拥有学术权力，并且是通过民主管理实现的。要有效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将学术委员会上升到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

大学内部管理是大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国高校经过20世纪末的规模快速扩张期，内部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加，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日益复杂。如今大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体现在内部治理的优化水平，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首先表现在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完善我国大学的管理机制特别是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机制，不仅是优化内部机构的关键，也是提高大学科研水平和提高大学整体质量的关键。

建立并完善现代大学体制，必然要求建立“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机制，这就要求切实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的学术权力，而且要使全校师生尽可能多的参与学校的管理，包括一般教师、学生，当然还有部分行政人员、校外相关人士代表，以代表高校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需要说明的是，民主管理的实质在于决策过程的平等“立法”权，而不是泛化为简单的参与决策活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表明，现代大学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学的管理制度，其核心就是校长工作行政化、学术决策教授化。”^[58]事实上，我国大学虽然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民主形式，例如，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授委员会等等，但是尚没有真正发挥出民主的决策功能。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机制是否科学合理。

学术自治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自由与学术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学术发展是动态的，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同时，应该保持学术价值观的时代性，其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完善与高校内部治理改革密切相关，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的规范，反过来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深化我国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促进高校的整体发展。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环节。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我国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上的研究。

确立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地位、校长的行政执行身份，与高校的党委领导体制是否有冲突呢？从政治学的角度，这三者并不矛盾，政治学恰恰强调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与监督。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既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者、也是高校管理工作的监督者，将管党治党与办学治校紧密融合，为大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样，高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与校长行政系统形成了领导监督、学术决策与行政执行的不同权力侧重，从而形成权力既合作又制衡的现代大学制度。具体的权力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4-5　现代大学学术治理示意图

【注释】

[1]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29-130.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16、17世纪前后兴起的一场基督教社会改革运动，以反对教会的极端统治、宗教教义的异化和教会组织对民众的压迫而闻名，其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组织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

[2]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29-130.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第一，赋予了各邦国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在一定范围内的选择权：第二，至于各邦国的臣民，则没有像他们的主子那样的选择权——要听从君主的决定，以君主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

[3]沈波，许为民.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7）：60-64.

[4]甘永涛，等.大学评议会的缘起：历史理性、合法性与认同基础［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01）：85-88.

[5]甘永涛，等.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探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0（01）：97-101.

[6]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9.

[7]于杨，张贵新，苏守波.美国大学“共治”结构中的教师评议会制度研究——以密歇根大学为例［J］.外国教育研究，2008（5）：69-74.

[8]甘永涛，等.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探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0（1）：97-101.

[9]郭卉.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05（3）：76-80.

[10]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3.

[11]Academic Senate［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Senate.2019-12-8.

[12]Academic Senate［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Senate.2019-12-8.

[13]郭为禄，林炊利.美国大学评议会的运行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12（4）：67-72.

[14]郭为禄，林炊利.美国大学评议会的运行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12（4）：67-72.

[15]郭为禄，林炊利.美国大学评议会的运行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12（4）：67-72.

[16]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75-176.

[17]Academic Senate Overview［EB／OL］http：／／admin.utah.edu／academic_senate／academic-senateoverview.2019-05-22.

[18]Bylaws of the Academic Sen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EB／OL］.http：／／senat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manual／blpart1.html＃bl5.2017 05 09.

[19]包婷.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6：29.

[20]孙绵涛.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0.

[21]沈波，许为民.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7）.60-64.

[22]Berliner Hochschulgesetz-Berl HG［EB／OL］.http：／／gesetze.berlin.de／default.aspx？words＝Berl HG＆btsearch.x＝42＆filter＝，2011-06-08.

[23]张德祥.美、德、日三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现状、结构及其运行［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8（1）：92.

[24]沈波，许为民.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2（7）：60-64.

[25]沈波，许为民.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2（7）：60-64.

[26]沈波，许为民.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2（7）：60-64.(www.xing528.com)

[27]ROWLAND EUSTACE.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and State［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82（03）：17.

[28]彭虹斌.西方五国大学自治的演变及特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04.

[29]陈孝彬.外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6.

[30]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ICE.Higher Education：Appendix Four，to the Report of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1963［R］.1963：38.

[31]HER MAJEST Y'S STATIONERY OFICE.Higher Education：Appendix Four，to the Report of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1963［R］.1963：21.

[32]王承绪.伦敦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09-113.

[33]邓肯.英国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74.

[34]熊庆年，代林利.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差异［J］.高教探索，2006（1）：40-43.

[35]熊庆年，代林利.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差异［J］.高教探索，2006（1）：40-43.

[36]Petercoa Ldrake，Lawrence stedman，Peter Little.Issue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y Governance［EB／OL］.http：／／www．chancellery.qut.edu.au／vc／governancefinal.pdf，2007-09-07.

[37]CUC.Guide for Members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ing Bodies in the UK［DB／OL］.http：／／www．hefce.ac.uk／pubs／hef2ce／2004／0440／，2007-09-07.

[38]张倩.英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10（1）：46-48.

[39]李建奇.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9（5）：39-44.

[40]龚怡祖.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J］.公共管理学报，2008（4）：70-76.

[41]史彩霞.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困境——对中国大学治理结构低效率的制度解读［J］.复旦教育论坛，2006（5）：50-56.

[42]Essential Warwick［EB／OL］.http：／／www．warwick.ac.uk／about／profile／essential_warwick_12.pdf.2010-10-12.

[43]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是一个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干预高校分层定位的经典案例。1965年英国教育和科学部大臣克罗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按照阶梯原则实行分层，并正式宣布“两种高等教育”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将高等教育分为“自治部门”和“公共部门”两部分，其中，以大学为代表的“自治部门”（共计45所）可以获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助，具有学位授予权；以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共计400多所）归属地方管理，经费由地方资助，自身没有学位授予权。1992年英国政府相继颁布了《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和《1992年苏格兰继续和高等教育法》两个法案，标志“双重制”定位政策的终结。

[44]毕宪顺.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权力关系模式及其借鉴意义——读《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J］.煤炭高等教育，2006（6）：29-31.

[45]葛喜艳.国外高校教授会的特点分析及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9（5）：53-57.

[46]约翰·范德柯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130.

[47]朴钟鹤.日本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广岛大学改革为例［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5：20-21.

[48]袁本涛.百年学府的新生与崛起——筑波大学［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88-94.

[49]赵慧君等.筑波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3（3）：92-95.

[50]杨汉清，韩骅.比较高等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88.

[51]杨汉清，韩骅.比较高等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88.

[52]卫道治.莫斯科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41-142.

[53]卫道治、夏凤銮.圣彼得堡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97.

[54]刘淑华.俄罗斯高等教育分权改革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206.

[55]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1.

[56]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王元，译.香港：华夏出版社，1987：47.

[57]杨克瑞.教授治校，如何走出中国的道路［J］.江苏高教，2012（4）：10-13.

[58]孙绵涛等.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