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似乎总是在路上。如前所述，从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界就开始呼唤下放高校自主权，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之作为重点任务。然而，时至今日高校自主权下放的步骤尚未完成，去行政化一直是人们关注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甚至去高校行政级别、去行政机构也转而成为热议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去行政级别、还是去行政机构，都不是讨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本意或实质。因此，高校去行政化到底要去什么？这是个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所谓行政，顾名思义，就是行使政策。这也就是说，行政部门的本职当为权力执行机关，是政策上传下达的执行者。明确其为政策的执行角色，这是与政策的制定者，即立法者相对而言的。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认为：“行政之所以与政治不相干，是因为它包括了半科学、准司法和准商业或商业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真正的国家意志的表达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为了能最有利于行使行政功能的这一分支，必须组织一套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机构。”[56]英国伯爵阿克顿（Lord Acton）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即“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独立于决策权，这是避免专权独断的重要分权思想，并不意味着其高于决策权。然而，事实却往往是恰恰相反，本应属于下位的权力却往往会越俎代庖。这点正是中国所有行政化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症结所在。
明确了高校行政化的实质与问题根源，我们就可以为行政是否出现了“行政化”而划出一条清晰的标准界限：这就是说，行政部门所行使的政策，是自己所制定的政策，抑或合法的“立法者”所制定的政策。前者是一种行政化现象，后者才是行政的回归。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强调行政部门的执行地位，也就是要与政策制定的这种“立法”地位相区别。也就是说，执行谁的政策，是行政人员决策还是学者决策，这是区分行政化与否的分水岭。“将决策回归给学术委员会，这也是贯彻教授治学、民主治理并杜绝权力专断的必然选择。”[57](www.xing528.com)
确立行政化的界限，去行政化也就清晰易见了。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去除行政部门的决策权，将政策制定的决策权力交给具有合法性的立法部门来完成，从而实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合理分设。因此，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与教授治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没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授治学模式，去行政化讨论也就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根源，学术权力也就若隐若现而无法在大学治理中寻找到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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