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发展与完善

（一）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发展（1998—2014）

199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教法》）正式颁布。《高教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高校应“设立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方案的制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的评定等工作。^[3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与肯定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赋予了学术委员会合法性地位，确认了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对学术委员会的职权作了较大的调整并做了较为完整的表述。与1978年10月《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相比，《高教法》将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从咨询和审议机构调整为拥有对学术事务的4种审议权和2种评定权，从辅助性定位调整为主体性地位。虽然《高教法》对学术委员会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学术事务的决定权仍然没有作出刚性规定，但这也同时给了高校进行自主制度探索的空间。

《高教法》的出台，极大促进了各高校对学术委员会建设的重视。此后，各高校加快了依法建设学术委员会制度的进程，学术委员会制度进入到稳定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一些高校开始在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上进行独立的探索与实践，各校对学术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工作制度、隶属关系等具体问题，依据《高教法》的规定和各校情况，作了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诠释，有些高校还专门制定了学术委员会章程。

但是，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大部分高校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兼有学者和行政人员两种身份的“双肩挑”人士担任，其中委员会主任多由校长、书记兼任，在职权的落实上，学术委员会章程和工作规程常常被视为一纸空文，^[32]对学术事务的审议、评定和咨询职权的行使也多被行政权力所替代。

随着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屡次出现和“去行政化”呼声的高涨，社会各界对高校学术的质疑越来越多，一些高校开始对学术委员会章程或工作规程进行制定或修订。2009年7月，吉林大学率先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将委员会定位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规定校领导不得参加委员会。^[33]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34]（以下简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章节中明确指出：公办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与发展及学校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确保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等工作中作用的充分发挥。《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文本中明确提到“教授治学”的国家文件，相比之前的文件，该文件开始强调保障学术委员会职能发挥的机制建设，这加速了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的步伐。

2011年3月，山东大学校长退出了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这在教育界引起震动；^[35]同年6月，复旦大学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委员会为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在任校级党政领导不得参加委员会。^[36]

2011年11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37]强调高校章程应该对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组成原则、负责人产生机制、运行规则与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以保障高校学术组织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及教师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咨询、审议、决策”的重要作用。国家对高校章程的硬性规定，无疑又为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设和运行加固了政策保障。

（二）学术委员会制度的逐步完善（2014年至今）(www.xing528.com)

2013年10月，教育部起草《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4年1月正式颁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规程》），直接明确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对高校学术事务有“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并对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人员结构、职责权限、工作制度等细则作了规定，要求实施本科以上教育的高校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本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制定及委员会的组建或改组工作，以保障学术委员会制度的顺利运行。

《学术委员会规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部明确诠释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国家规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术委员会在高校学术管理体系中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详细规定了其对学术事务“决策”的审议、评定和咨询权。《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刚性规定，直接催生和推动了各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设进程。

至此，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发展进入到加速发展时期，各高校纷纷改组、重建学术委员会，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到2015年年底，国内实施本科教育上的高校均已初步完成了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和学术委员会的改建工作。

表3-2展示了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轨迹：

表3-2　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轨迹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