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辞典》之编纂，实肇端于不自满与不量力之一个人，其人为谁，笔者是已。笔者对于字书初鲜研究，于其编辑亦乏经验，民国十四年因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欲实验其效用，先就商务书馆出版多年之国音学生字汇，剪贴改排，结果流行不甚广；此或因世人狃于习惯，是书原有按部首排印之本，沿用多时，故改按新法排印者未足与比也。笔者遂转念，别编一种工具书，体例与向有者不同，即按四角号码顺序，以新法排列新稿，借瞻其效用。于大半年间，以个人及二三助手之力，编成一种语体解释，横行排版，并按四角号码顺序之辞书，命名《王云五大辞典》。彼时，笔者对于字书辞书之视野殊狭，其所谓“大”，仅为对于后此所编之《王云五小辞典》之相对语，实即是书仅中等程度之普通辞典而已。自时厥后，笔者于编纂辞书之兴趣，日益浓厚，与其对检字法之研究无异。于是继续搜罗资料，备增订《王云五大辞典》之需。计自民国十七八年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以前，九年之间，几无日不从事于此。其中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量多而粗，费力较少；大体就我国旧日之字书类书，今日之字典辞典，及日文各科辞典，逐条剪贴于卡片之上，注明来源，一一按其辞语之汉字四角号码排列。笔者除选书及规定剪贴范围外，所有剪贴排比工作，悉委诸家人戚属，并于年暑假中，集戚友之子女熟习四角检字法者相助排此。第二时期，量略少而精，费力十数倍于前期，取材方面，旧籍则就注释最详与最后出者，新籍则自各科专著之最可靠者，摘取其辞语与必要之释义，一一标以符号，分发剪录；并按其所属附注篇名卷次。此项摘辞工作，除笔者自任一部分外，分别委诸各科专任或兼任编辑，初仅三四人，继增至十余人，即剪录工作亦已视前复杂，除一部分由家人担任外，多数交发外间具相当程度及曾受训练者为之。第三时期，量少而最难得，费力亦最多。盖就前二期所搜集之资料，于其短缺者，尽力补充，俾各科资料有适当之比例。此项资料，或较偏僻，或甚难得；本国方面如方言方技之属，世界方面如新事物新制度之属，大部分即于本期集得。往往一书仅得数条，一条费力甚久。笔者除从事于搜集外，摘辞工作，尽委诸各科编辑员。此外更就西文百科全书若干种，译其标题为我国适当之名辞，所见页码，一一录入卡片，与其他资料卡片合排，俾供编纂时之参考。总之由《王云五大辞典》之编辑，进至第一期资料之搜集；及由第一期资料之搜集，递进而至第二期，第三期；皆由于笔者对学术工作之不自满，而以一人之精力资力，妄冀成此庞大之工作，亦可谓不自量矣。
民国二十五年春，中山文化教育馆（简称文教馆）理事长孙哲生先生，于笔者多年自秘之工作有所闻，本其提倡学术之诚，一再偕吴德生、傅秉常、林语堂、温源宁先生等枉顾敝庐，就彼时已搜集之资料卡片六百余万纸，详加检视，认为取材丰富，得未曾有。经即提议利用此项资料，编纂一部空前之大辞典，而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资合作，俾底于成，于是笔者提出下列编纂《中山大辞典》（简称大辞典）计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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