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中国文化之由来，其悠久已无待论。然更有足贵者，即中国自古迄今，文化史料又甚丰富。今试分述如下：

（甲）石器陶器等物之发现也　西方学者尝谓中国无旧石器之发现，因而有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自西方传来之说。孔子亦以“夏殷文献不足征”而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但谓极盛之文化，至周代而始有灿烂之章物可寻究耳，不能解为前此绝无可见也。及至近年，中西学者发掘上古文化遗物之结果，竟发现前期及晚期旧石器之遗物，足证前此学者中国无旧石器之见解大误。及至新石器发现，益以石铜期并存之遗物及陶器贝器玉器先后出土；于是中国古文化由太古绵延以至夏商之际，更多实物之佐证。中国周口店已发现粗鲁之前期旧石器，为初期旧石器时代之明征；稍后同地又发现晚期旧石器，其中有燧石器，有硅石器，有骨器，有装饰物，又有鱼骨贝类之属。其后相继发现者，于宁夏、鄂尔多斯、榆林之黄土层中，则有或穿孔或刮磨之石用器及兵器；于宣化万全则有剑石及火石制成之用具；于外蒙古则有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与陶器及新石器时代灰色绛色陶器，并有花纹，作绞丝形或几何图形。凡此诸物，为时均在数十万年前乃至数万年前。

中国新石器蔓延更广，遍于南北。如雷斧，雷楔，霹雳等，皆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也；中国北部，东北至辽宁，中至河南，西至甘肃，皆有重要之发见。石器有石刀，小石斧，石锥，石削，石矛，石镞，石环，石珠，石杵，石针，石耡，石镰，石纺织轮等。陶器有单色及彩色；其物有碗，罐，鼎，鬲，瓶，尊，爵，簠，簋，壶，杯，钵，甗，瓿，及陶纺织轮等；花样有席纹，绳纹，回纹，十字纹，狗，羊，豖，马，牛首，人，鸟等纹。骨器有锥，针，凿，耡，兽牙雕刻器等。贝类有贝环，贝琼等。此类产品，至近亦当距今三千七百年以上，即夏商之际，其器物有极精工者。甘肃并发现铜器，且有带翼之铜镞。

（乙）殷商文字之发现也　殷商文字发现于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之殷墟，为殷商之故都，其文字皆刻于龟甲兽骨之上，供占卜之用。卜文中已有以六十甲子纪日，且以十干为人名，男女皆同。其卜文可表现殷代之文化；盖殷人每事必灼龟以卜，而记其文于甲上，如祭祀，告，享，行止，佃，渔，征伐，俘获，问晴，求雨，祈年，卜旬等事，皆可于龟甲上考现之。吾人于此可以知殷代先王先公及其时氏族邦国之名；可以知其时之礼制，社会，风俗等；对于文化史料实甚有益。近人从事研究者颇多。出版之书最著者有《铁云藏龟》《铁云藏龟之余》《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前后编》《书契考释》《殷墟文字类编》等，不可胜述。研究此类书籍，不第可知殷代文字之要略，于中国文字之变迁，亦至有用也。

（丙）金石竹简书卷之发现也　古代之金文，以周为最盛。孔子有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亦于此见之。盖周代鼎彝钟镈近来出土者甚多；虽殷商为石器铜器并用时期，其铜器发现于今世者亦间有之，然究不敌周金之足资文化探讨也。汉代亦时有周代鼎彝发现；惟为数尚少，识古文者亦无多。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曰：“汉代以得鼎为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见，学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后，古器始多出，复为世重，勒为成书。南宋元明以来，以我朝（清）西清古鉴，美备极矣。且海内好古之士，学识之精，能辨古器，有远过于张敞郑众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间者，亦不可胜数。”此皆实语。盖自清代以来，金石之学，除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及宋吕大临《考古图》、王黼等《宣和博古图》、王复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钟鼎款识》及清代之《西清古鉴》外；清室所编尚有《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等。虽宋代所著不耑属铜器；然清室所编，及清代私人所编如阮元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之《筠清馆金文》、潘祖荫之《攀古楼彝器款识》、方濬益之《缀遗斋彝器款识》、端方之《吉金录》等皆耑志金文。其金石并记者，则有王昶之《金石萃编》、陆心源之《金石续编》、陆增祥之《八琼室金石补正》，要皆多至一二百卷；其编列之文固有在周以后者，然搜罗亦勤矣。他如古玉，古泉，符碑，印玺，瓦当之类，著者益伙。凡此皆足资古代文化之考证者也。至若历代之石文，则有孙星衍之《寰宇访碑录》以及各省志中之金石等；尤数之不能尽者耳。

竹简之文，则晋初发现之竹简，多至数十车；今已不可见，仅留传《穆天子传》及残本《竹书纪年》而已。近年新疆发见之琅玕，皆当时戍守人以竹片互相问候之遗文，亦罕见者也。古以缣帛写书，故有书卷之称；今于敦煌石室中发现北朝及唐以来纸写之书卷，虽多属宗教经典，然亦可考其时之文化，且有各体之书，弥可贵也。(www.xing528.com)

以上皆为实物之发现者，而其中以现代发现为尤多；此诚考古文化之幸事。然历代之文化究以见于今日通行之书籍为最重要；盖纸本之流传，终胜于遗物之散见也。兹续述于下：

（丁）群经　《诗》《书》《易》《春秋》皆周代所编辑；《书》经所载有上及周以前者，仍以周为最详。然欲考周代文化之盛，当以《周礼》为荟萃；《周礼》一书或谓周公所作，或谓出于战国时，要其属于周代无疑也。此书分为六官，虽皆记王朝之制；然如朝祭聘享之仪，教育宾兴乐舞之典，宫室衣服车旗币玉之制，田猎征伐之礼，乡道都邑之别，授田治军理民之则，刑狱诉讼之法，食饮牧养之规，以及医药考工之方，莫不备载。他若《仪礼》，虽多记士礼，然亦有诸侯之礼，如公会大夫礼，聘礼等；《礼记》为汉儒所纂；然皆纪周代之文化者，固可备考也。

（戊）史志政书　此皆记汉代迄于清代之制度，或断代为书，或通贯前后；要皆分别部居，备具始末，最为研究中国文化者所必须也。断代之书，首称《汉书》，迄于《明史》及《清史稿》，其间志目，多同少异。例如《汉书》之志，分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诸目；《后汉书》则分为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其他大抵相若，或分礼乐为两志（始自《晋书》），或称百官为职官（亦始于《晋书》）。他若郡国或称州郡，或仍称地理，《宋史》始作河渠志，即《汉书》沟洫志也。《清史稿》始有外交志，犹《金史》之有交聘表也。《宋书》始有祥瑞志，《魏书》则谓之灵征；此即因五行志而增出者也。《唐书》始有选举志，兵志，则从百官志刑法志析出者也。《魏书》有官氏志，记官制与氏族，而《唐书》则有宰相世表，《辽史》有皇族表，部族表，《金史》之黑白姓，则备载于百官志。故观其目之大同，亦可证检寻之便易矣。

至于通贯前后之通史，首推《史记》。《史记》八书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实为《汉书》所本（前四书《汉书》并为礼乐，律历二志；后四书《汉书》易称天文，郊祀，沟洫，食货）。后世能循《史记》八书之体而扩为专著，留传至今者，当以唐杜佑之《通典》为最显矣。《通典》亦分八门。曰：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上溯黄虞，下暨唐之天宝，源流毕贯。次之则为宋郑樵之《通志》；其著此书，实欲仿《史记》之通史体，故兼有纪传；然为世所称许者，乃在其二十略，曰：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其略目别具手眼，可谓前无古人。又次之为元初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律，物异，舆地，四裔各门。是书仿《通典》例，自上古迄于南宋，分类既详，检寻尤便，故最为通行。以上三政书，世所谓“三通”者也。明王圻有《续文献通考》，实欲并续《通志》，故兼有列传；然体例颇杂糅。自清乾隆勅撰之《续三通》及《皇朝三通》出现，而王氏续通考遂废。近年刘锦藻有《续清朝文献通考》之作，记载迄于清末，于是一代之文献亦大略可睹矣。

（己）诸家著作　此等著作，尤为伙赜，或考订文献，或补苴缺漏，或汇集专书；皆极有裨于吾人之检讨。试分别言之。第一类属于考订范围者，则如《四库全书总目》所列杂家之杂考类，凡五十七部。其属于补苴范围者，杂品之属十一部，杂纂之属十一部，杂编之属三部，杂事之属八十六部。此皆著录者。至以存目言，则有杂考之属四十六部，杂品之属二十六部，杂纂之属一百九十六部，杂编之属四十五部，杂事之属一百一部；而艺术类之目犹未及焉，可谓多矣。夫四库总目止于乾隆时，乾隆以后诸家著作，其精要者尤多后胜于前，如《书目答问》及晚近诸家目录所载者皆是，未遑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