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移动的中线：从仰韶文化到中国文化史

Civilization一语，我国译为文化，《易·贲卦彖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之译语，当由此而来。孔颖达《易正义》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程伊川易传》曰：“人文，人伦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观吾国之旧说，已知所谓文化者，即指诗书礼乐，人伦之伦序与其成为礼俗者也。清人彭申甫谓：“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即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见彭氏编辑之《易经传义解注辩正》，注：原名《易经解注传义辩正》）其言颇合。盖文化指一民族之进化，无所不包蕴，非一端一节所能标示也。近世史学者及人类学者对于文化之意义，大抵释为“生活之样式”（Life mode）。其义乃指营生活于地球上之人类，分为若干人种或人群，各以相异之式而营求生活；此各自相异之式之生活范围，名曰生活圈（Life cycle），于文化上为一地理的单位。同在一生活圈内所营生活，有种种方面，例如衣食住也，政治也，宗教也，各有其特殊形式；此生活形式，即为构成文化要素之一单位。如由人类学分析之，约可别为学艺、社会、言语、信仰等类。中国之文化，亦莫能外是；如所谓诗书礼乐，人伦伦序，礼俗云云，亦不过谓中国之人，在其生活圈之一单位内，表示其学艺、政治、社会、信仰等之文化云尔。

中国文化，实为东方文化之中心；北自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至日本，西至西域，无不被其影响。然中国文化又何自而来耶？文化人类学者，对于文化夙有一源说与多源说之歧异；实即两说各有是处，不能执一而概论。近世对于文化之移动，又有北线，南线，中线诸说；而中国文化则属于文化移动之中线。所谓中线者，谓自西至东之一线，中国殆即此中线之中心。综合诸学者就此问题研究之结果，则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之“巴克族移住说”（Theory of the Bak），及晚近之安特生（J.G.Andersson）与巴克斯顿（L.H.Dudley Buxton）之“彩色土器分布说”（Theory of Distribution of Printed Pottery）皆可证明中国与西亚细亚之关联。拉克伯里断定西亚为中国文明之发源地，而汉族即巴克族。彼谓：“中国传说皆暗示其起源于西方，就其史料观察，弥觉可信。汉族当由西北而入中国；中国今日之大，实由微小积累而成。所谓巴比伦古帝Nak-hunte，其音与黄帝相近，盖即巴克族之大酋长，率其族人入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向东而进者也。”拉氏既以Nak-hunte为黄帝，则不能不认迦勒底之Sargon为神农，而以巴克之名即中国语之百姓。此说，究不免穿凿附会，在今日已少有赞成者。然今之学者，主张由西移东之文化移转线说，实滥觞于拉氏之说，则拉氏之贡献，固非毫无价值矣。至于彩色土器分布说，见解较新，即巴克斯顿之所主张也。彼谓：“近人发掘土耳其斯坦之阿脑（Anau）所得彩色土器，最近在中国亦发现之，故中国与土耳其斯坦应划入同一文化圈内。”其说盖本于安特生之记载。安氏于其近著之《古代中国文化》（J.G.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etin of Geological Survery of China，No.5，1919）中，述辽宁省沙锅屯及河南省仰韶村所发现之土石器，而谓仰韶发现之土器与欧洲新石器时代后期，及石铜并用时期为一致。对于分布土耳其斯坦之阿脑及北部希腊，伽里西亚（Galicia），及特里波里采（Tripolitza）之物，亦甚近似。阿脑与仰韶相距固甚远，但交通非不可能。汉代与西域之交通，历史已载之，前此固亦未始不可通行也。西亚此类土器，公元前四〇〇〇年乃至前一五〇〇年尚使用之，其时固可由中国土耳其斯坦以入中国也。此类土器，因在仰韶发现，故称为仰韶文化云。以上所引西人文化之说，谓中国文化由西而来，虽不可尽信，然谓上古绝无往来，殆亦不然。汲冢所出《穆天子传》虽只能视为战国初之小说，然谓殷周之时，绝无东西移动之文化，亦未敢断定也。

如前所述，中国之文化，一部分由西而来，似无可否认；然文化之一源说与多源说固相辅并行，不可执一而定论；试观我国周口店发现之北京人，即其明证。北京人之生存，或谓在二十万年前，或谓在四十万年前，虽尚待详考；然其为中国特有文化之征象，则无可疑也。据步达生（Dr.Davidson Black）在《英国皇家学会会报》（Proceeding of the Royal Society）及《比较神经学报》（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所发表之研究报告，北京人小脑之右部较左部为发达，而其大脑之左部则较右部为发达，此可指示北京人已有运用右手之习惯。夫人类开始运用右手，竟远在四十万年前之北京人，诚饶有兴趣之事实也。且北京人脑积左侧下前部特殊发达；此为与言语有关者，故又暗示北京人已有充分发出明晰口语之神经机能矣。人类学家遂以北京人厕于猿人曙人之列，而谓猿人出现于爪哇，北京人出现于中国之周口店，曙人出现于西欧。凡此三型各出于辽绝之地，是即多源说所益持为文化多源之证者也。然此三型之分见三地，更明示人类最初之出现，必非仅此三处；故最初之中必更有最初者，换言之，则多源之上或更有一源；于是一源说又何据以张目矣。要之，在极古时代，所谓人类或已远非今之人类；然其由一而分，由分而又各自创造，且又因交通转移之故，而互有仿效，以递禅而传于今之人类者，殆可为定论矣。就北京人之文化言之，彼能言，能用右手；其发现之迹在前朝旧石器时代，属于早期更新统，所用石器经发现者皆甚粗鲁。然稍后又于周口店发现晚期旧石器时代之北京人，其文化又较前期北京人进步，能治石英及石器与骨器之工业。故谓周口店之北京人为世界人类之起源，固属不可；然中国人类之发祥地与其文化之起源，则殆无可疑。

中国人类文化之先史时代，固尚有待乎详加考证。若乎中国文化史之古，则就以上所述，已有明白之证实矣。盖文化西来之说，后世或因交通及民族移转，而有几分之可信；然中国人类有独自创造之文化，后且传播于东西辽远之地域，则更属可信也。腓得烈·希尔特（Friedirch Hirth）尝谓中国民族与其文化皆出自本土；其他西方学人持此说者亦不少。故中国文化史，至少亦当代表东方之文化，而为世界文化史鼎足之一。夫世界文化史者，固述世界人类进化之历史，然亦于其中专述一种族一国家进化之历史者也。桑戴克氏（Lynn Thorndike）《世界文化史》之导言曰：(www.xing528.com)

“文化之发展也，逐渐累进，变迁繁赜，又常无规律。易言之，即某一人群或某时期之文化有一方面异常进展，而别一方面大退步者。例如爱斯企摩人（Eskimo）制作器作，颇见巧思；而其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处处犹存初民浑噩之风。又如古代亚美利加洲中之马雅人（Mayas），有极宏丽之建筑物，有书法，亦有美备之画法；但不用家畜，其冶金之术亦甚陋，所知犹视今日阿非利加洲之黑人为逊也。且吾人今日之文化，未尝不杂有昔时野蛮鄙陋之俗；易言之，其远胜于旧日文化之点虽多，然有数点或竟退化，而失其固有之美也。此所以文化之研究最为切要；不仅借知今日文化之由来，且欲改正今日文化之程途，而定其趋向。当一民族或全世界发生大变化之际，或值新文化开始之时，常人易为热烈感情所驱使，或心中横梗有偏见误解，致有盲目无识之举动发生。其结果成为倏忽之变化，使一时才智蔽塞聪明，其为害有未能逆睹者。然在有史学修养之人，穷究今古，用心无颇，持学者批评态度，守史家严正眼光，自能识文化发展之程途，而测其变迁所底止。”

桑氏之言，不仅为世界文化史言之，即关于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史，亦莫能外是。可以知研究文化史之切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