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建立学位制度，人才培养

1966年6月13日，中央通知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从此，高校停止了招生。后来，在千百万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1972年，在高考被废除6年后，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进入大学的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认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当时，教育部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两个凡是”尚未冲破，单靠教育部门是难以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与王震等同志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9日，他在一次对教育工作的谈话中说，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虽然，会议在落实1972周恩来总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指示上有所进展，但是，在“两个凡是”阴云的笼罩下，仍未能突破不合理的招生规定。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认真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教育科技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谈到清华大学教学质量很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那就应该称做“清华小学”、“清华中学”。随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一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情绪激动地希望国务院下决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同志插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同志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赢得了在场教育家和科学家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立即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中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是教育部门前所未有的，而且，会议时间之长也是创记录的。但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这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指明了方向，9月初在对《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的批复中彻底否定了“两个估计”。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要求教育部门大胆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9·19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和写信，把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旷日持久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立刻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随后，邓小平同志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此外，据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210所高等学校和162所研究机构共录取1.07万名研究生，还有26所重点高等学校在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www.xing528.com)

1979年11月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明确指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在短短3个月后，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为近10多年来我国初步形成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法律保证。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的沉闷的精神状态，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的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改变。建立学位制度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依法办教育的新阶段。20年过去了，77、78和79级大学生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我国培养的1000多万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其中研究生30万人），正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继学位条例之后，我国陆续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职业教育法》等法律，近期还要审议高等教育法，已经初步建立起全国的教育法律法规相互配套的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