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得到中央的支持。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已经结束，但是，极“左”思潮还远远没有被清算，“两个凡是”还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整顿工作十分被动。不冲破“两个凡是”，不推翻“两个估计”，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整顿就无从谈起。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出席，在前4天的座谈中，邓小平同志不仅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讨论，还多次插话，并在8月8日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8.8讲话”）。他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接着，邓小平同志首先谈了对17年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了6位省部级科教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分析了“两个估计”的出台背景，认为“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是教育工作的障碍，必须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连夜以《情况汇编·特刑》的形式（题为“（1971年）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报到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复。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就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专门找教育部领导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他指出：“（1971年全教会）《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又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他尖锐而恳切地指出了当时教育部门个别同志思想不解放，希望“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并强调：“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www.xing528.com)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一度比较迟缓，邓小平同志看到后十分焦急，组织一些老同志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有关拨乱反正和领导班子建设的调查。邓小平同志审阅了调查报告并作了批示，还约见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谈话。在这些批示和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首先选择了推翻“两个估计”这一牵动教育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突破口，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教育界以及各单位知识分子的大量冤假错案被纠正平反，仅清华大学就平反了1800多起冤假错案。教育战线开始全面地进行恢复和调整，广大知识分子从心底发出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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