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教育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策与规划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这里仅举几例:
小平同志对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综观小平同志全部谈话、报告和著作,结合党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8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9月,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谈道:“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根据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把科技和教育列为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
1985年,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一贯的高度重视。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他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必须依靠科学和教育。”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相应地,中央先后制定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初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明这一战略的深刻内涵:“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和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1997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教育理论对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尚未恢复工作,在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他就谈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www.xing528.com)
在政治上如何估计和看待知识分子,是正确解决知识分子的前提。1977年8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同志首先就谈到对17年的估计问题。他说,“对建国以后的17年怎样估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了解答,大家不满意的是在教育方面,这是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针对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同志对“两个估计”的批判,为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成就和教训,为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和组织下,教育部在1977年11月以大批判组名义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两个估计”进行了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名誉开始得到恢复。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988年邓小平同志再次谈到,“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可以看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落实,与邓小平教育理论,与邓小平同志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体现在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工作的重大决定之中,例如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指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此后,培养“四有”新人被明确写入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有关决议之中。党的十五大报告更系统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和社会主义文化。”
邓小平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还可以从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一具体的事例中得到证明。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亲自领导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敏锐地抓住了高校招生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果断地提出恢复高考制度,以此促进学校教学秩序的恢复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他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
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的主张,直接推动了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7年8月至9月,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制定了新的招生条件。10月,国务院批转了经邓小平同志修改过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招生中废止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当年恢复高考制度,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从高考制度恢复到现在,国家已培养出数百万大学生,他们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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