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教育改革：全面推动教育发展

张　健

我国教育工作者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是为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教育改革，使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方针更加落实，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要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树立起以下基本观点：

第一，全党全民都要树立起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科学观点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当人类处于主要还是依靠用手工劳动搞饭吃、做衣服穿、盖房子住的阶段，那时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国外有些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学者对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的分析是：在蒸汽机时代，促进生产力发展，体力劳动约占90%，脑力劳动约占10%；在内燃机、电动机广泛使用的时代，体力劳动约占60%，脑力劳动约占40%；在本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部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机械，包括用机器人操作的生产部门），体力劳动约占10%，脑力劳动约占90%。现在这些国家的职工总数中，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职工已超过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职工。

美国研究教育经济学的专家抽样调查证明，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是：受过小学教育的要比文盲高43%；受过中学教育的要比文盲高108%；受过高等教育的要比文盲高300%。原苏联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用于开发人的智力和教育投资花上1个卢布，将会在生产力发展上得到4个卢布的收益。

欧美、日本的许多学者专家都认为，人类进入到新技术革命、信息社会的今天，社会生产力发展从总体上来说，60%－80%要依靠开发智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事业。为什么日本和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而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却特别快？这和其对教育的重视有关。日、德两国在100多年前，就把教育作为提高民族（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合格人才的主要手段。有的学者指出：今天的教育就是10年后的工业，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开发又依靠教育所培养的人，因此，经济、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过10年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他的著作《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起飞，主要的经验是兴办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合格人才，日本用于开发人的智力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1962年日本文部省的教育白皮书指出，用1960年价格计算，用于人的智力开发的教育资产，1905年到1960年增加了22倍，同一期间用于物的开发投资只增加了6倍。

党的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党的十四大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经验，从各个方面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经济活动效益太低的弊端，逐步缓解社会生产创造的商品供给总量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生活实际需要这一根本矛盾。欧美、日本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运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是一本万利；进行科学的经营管理来发展生产力是无本万利。目前我国每年消耗的能源与原材料和日本消耗的能源与原材料差不多，但是我国1亿多职工（另外加上乡镇9800多万职工）和日本6000多万职工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相比为1∶6。如果用1988年国民生产人均总产值来计算，日本人均总产值是23300美元，仅次于瑞士（人均总产值为28133美元），占全世界第二位；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合人民币10000多亿元，人均总产值400美元左右，前者比后者高出50多倍。造成这种经济活动效益低（即投入多，产出少、质量差）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太差。就以受教育程度来说，日本国民平均教育程度是12年左右，中国是5年左右。从这点来说，即使教育很发达的西欧和美国，比起日本也是望尘莫及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日本外无殖民地、内少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的经济一直是主要原料来自国外而大部分产品销售到国外，充分利用自己劳动者素质好，吸收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相当快的优势，完全走了一条国际大循环的道路。它的国民经济起飞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

有的同志建议，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廉和科技较为发达的优势，走一条类似日本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国际大循环的道路，这是实事求是地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借鉴亚洲“一大龙”（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中5个经济特区，14个开放城市，珠江、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当前的问题是要用大力气及时地采取各种得力、有效的措施，抓紧抓好，动员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大胆、踏实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第二，必须进一步树立起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教育质量好坏的主要标准的科学观点。

邓小平同志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原联邦德国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注意在扎扎实实地打好普通的科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把学校中科学技术教育和厂矿企业里能工巧匠的精密工艺的传授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瑞士也和原联邦德国一样），特别是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下工夫，严格要求。这是原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很快的秘密武器。因此，尽管原联邦德国的产品价格比日本要贵一些，但它还能以质量第一取胜。例如，1976年我国唐山发生地震后，他们制造的抽水泵在煤井下水里泡了半年之久，因质量好密封严，捞上来擦洗一下仍可以继续使用，而别的国家的水泵都泡坏了。又如其奔驰汽车尽管价格比日本的丰田车要贵一些，但由于它启动快、转弯灵、很适用，仍吸引着较多的消费者。原联邦德国国际贸易出口总额，按人均比例，相当于美国的4倍和日本的2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邓小平同志亲自主管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我国教育事业无论在数量的发展上和质量的提高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近几年来，我国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推进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1994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电话会议宣布，我国已在90%以上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大城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级中等教育。到1995年底，全国经过验收已经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市、区）已达1025个，约占全国总县（市、区）数的36%；同时，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江苏等8个省市已经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又据国家教委1995年底的统计，全国（不包括台湾、港澳的数字，下同）7－11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0.8%。全国幼儿园（包括学前班）在园人数达2711.23万人。1995年，全国普通中学初高中在校学生共5070.98万人。在成人教育方面，全国成人中学共有学员74.22万人，成人初等学校共有学员778.25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近些年全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较快的发展。到1995年，我国已建成中等职业学校1.7万所，比1980年增加7500所，其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已达369万人和939万人，分别为1980年的3.5倍和4.2倍；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在高中阶段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已分别达到57.4%和56.8%，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36.1和37.9个百分点。

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快的发展。普通高等学校从1978年的598所增加到1995年的1054所，本、专科在校学生从1978年的86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290.64万人；在校研究生从1978年的1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14.54万人。同时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也有较快的发展，1995年全国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已有1156所，在校学生数123.13万人。把普通高校的在校学生和成人高校在校学生相加起来，全国已有413.77万人接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质量基本上达到了国家的要求，培养数量大体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初步改变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造成的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局面。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还落后于经济、科技改革以及经济发展的紧迫需要。目前我国城乡劳动者的素质不高和专门人才量少质低的问题，有待于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来解决。为此就需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来克服教育脱离经济建设的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也就是说，今后要以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觉悟和掌握科学技术、科学经营管理的知识技能的实际水平，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作为衡量劳动者素质好坏、专门人才质量高低的根本标准，而不能只用升学考试或毕业考试的分数高低作为衡量教育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

第三，要树立起全面贯彻执行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把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放在首要地位的观念。

我国既是5000年文明古国，又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人们为了尽快地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往往容易产生急于求成，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社会心理。1958年我国建设中的“大跃进”和1977－1978年的“洋冒进”，都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反映。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片面地追求产值和速度，盲目地扩大基建规模，忽视产品质量，不讲究经济效益，同样也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反映。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追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速度，而忽视保证教育质量的倾向。

既然教育质量首先要体现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那么，我们教育工作者就要在思想认识上弄清楚劳动者素质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和要求。从政治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应该说这是对的。但它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合格人才的要求比起来，还应该加上增强健康的体质、良好的心理素质、美学艺术文化素养和熟练的劳动技能技巧、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科学的经营管理知识，以及遵纪守法观念等方面的基本内容，才能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挑战，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全面要求。

不仅现代化高技术产业需要劳动者有强健的体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就是一般的传统产业，也需要劳动者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适应紧张的劳动和高效率的要求。从日本、瑞士、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业（如电子计算机工业）来看，不仅要求劳动者体质健康、精力充沛，而且要有健全的心理素质，才能按照科学要求，节奏快、效率高、质量好地进行生产。现代化的社会生产要求劳动者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旧中国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人，都非常重视美育。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陶行知主张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爱美的心理和学习美学艺术知识的兴趣，要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努力。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中央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规程，将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为四育。后来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美育从全面发展的方针中取消了，接着各级各类学校美学艺术教育也受到很大的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美育才逐步地被重视起来。先是社会上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后来在国务院“七五”计划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把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到全国六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具有法律效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普遍要求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必须要有一定的美学艺术知识和文化修养，以便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新产品，适应广大消费者的需要。通过美育可以充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还可以促进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的追求，陶冶人们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通过美育启发人们的情感、思维、智慧，打开人们的心灵之窗，有利于开发人的智力。近年来有的学者再三强调，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美学艺术教育，这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三点要求：

1.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要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2.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2]他又提出：“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持反对和纠正。”[3]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作的《改革政治体制，增强法制观念》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4]他希望“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5]

3.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6]他还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7]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意见，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把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知识水平放在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这样做，才能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再有，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要培养学生讲究经济效益、重视科学的经营管理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8]当前，“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9]。为了纠正过去在发展生产上只注意速度而忽视效益的倾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0]

第四，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各地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做法上的灵活多样相结合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即使在同一地区内，也既有高度电气化、机械化生产的高尖新技术工业，又有一般机械化、电气化的通用技术，还有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的初级技术。这种多种生产技术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局面，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反映。要使教育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和推进民主政治、文化繁荣、社会综合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实行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要坚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的同时，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各种专门人才。所有这些专门人才，都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不懈地艰苦奋斗的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都要有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敢于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

为着培养能够适应反和平演变和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劳动者及专门人才，各级各类教育必须贯彻执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同时，国家也要允许各地区和各部门、各行业从实际出发，按照各自不同的需要，在办学上具有灵活性；允许各级各类教育办学层次、规格、形式上的多样性；在国家、地方、部门大力办学为主的同时，允许民主党派、集体企事业单位和民间个人办学，并使上述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说过：不发展教育、不培养人才，四个现代化就化不成；不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稳步地发展教育，中国的教育就办不好。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只有实事求是地采取上述政策，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把教育事业认真地抓起来，才比较容易落实。

第五，要正确处理好教育事业的数量和质量关系

世界银行原高级教育顾问赫尔丁教授（曾任过瑞典皇家理工学院院长）在世界银行工作近30年，到过40多个国家，1981－1984年期间，曾多次到中国考察教育。他认为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完成普及9－12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把着重点应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着重点应放在如何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上面。中国介于两者之间，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应在努力完成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着重注意提高教育质量；在内地广大地区应着重普及义务教育。据他看来，中国属于世界教育改革中的第三种类型。从总体上说，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分为三类地区，党的十三大分为两种要求。但是，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普及教育年限的长短和教育质量的高低，首先要适应经济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同时也受着经济承受能力、师资、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办学条件的制约。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规划，才能实事求是地拟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从近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的幅度，比我们原先设想的还要大一些、复杂一些。据了解，长江和珠江两个三角洲部分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的县和乡镇，为了尽快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进养出、以出促进”国际市场大循环的发展道路，已经提出要求普及高中教育。例如广东省顺德县伦教镇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决议，从1991年起就普及高中教育。该县电风扇厂招收的职工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并经过短期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工作。他们利用华南工学院的科技力量和靠近香港、澳门的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的优势，对准国外市场，尽快制造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新产品，使它们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东莞县、南海县、中山市都有类似的情况。江苏省苏州市的昆山、太仓、张家港等有些乡镇企业，也要求着手招收具有高中程度的职工。他们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充分利用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职工的文化优势，加上自上海市下放或聘任来的老技术工人、工程师、科学家的技术优势，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同时具有“船小调头快”和“船大能抗风”的特点，对准市场需要制造新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现在上海市、大连市、苏州市，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计划生育搞得好，这些市已经基本上实现普及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相反，分布在西北、西南和内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根据地、高山和贫困地区，由于过去经济、科技、文化极端落后和内战时期受到战争的破坏，再加上我们某些政策的失误，至今尚有几千万人的温饱还未得到解决。教育的普及往往要受经济发展承受能力的制约，所以本世纪末不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很困难，就是按质按量普及初等教育，也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行。

为了更好地适应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和迎头赶上新技术革命对于教育的要求，在普遍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还应办好重点学校。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11]他又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2]为什么要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学校呢？一是我国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用于办教育的财力、物力、人力有限，平均使用有限的国力，难于普遍地提高教育质量；二是我们肩负着既要尽快地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我们要尽快地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了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3]邓小平同志在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说道：“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14]

随着我国深化改革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各行各业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将会逐步加快。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特别“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15]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影响下，用人的政治标准，往往不是看他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而是看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否积极、对基层党组织领导人是否尊重，并以此来划分所谓“左、中、右”。这样往往使真有本领的贡献大的人受到压制或不公正的待遇，而一些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有的并无真才实学，反而受到重用和得到极好的政治与物质待遇，这种不公正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第六，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逐步地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提出，全党全民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又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16]邓小平同志对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的评价很好，他提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17]他又提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18]为了在全社会树立起尊师重教的风气，1980年春节，邓小平同志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北京市1.8万名大、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养员。以后每年元旦、春节、“六一”儿童节、教师节，中央和各地方领导同志都会见、看望、慰问各级学校教师，并及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19]陈云同志也曾多次指出：四化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使教师的职业变成受到人们羡慕和尊敬的职业之一。陈云同志还提出：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的知识力量的基础。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原联邦德国战后所以发展和恢复那么快，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保留了这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还要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的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上高一些，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利益的。

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尽管已经多次提高知识分子和各级学校教师的工资待遇，但由于学校的奖金、实物补贴等各种物质待遇不如生产经营效益好的厂矿企业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待遇上倒挂的问题，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七，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费，逐步地改善办学条件

过去由于受“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分配上，往往都是按照“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搞文教”的思想和习惯办事，对物质生产的投资大大超过智力开发的投资。诚如邓小平同志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4000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首先照顾到重点，但是，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20](www.xing528.com)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明确规定：“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要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由于我国底子薄、教育队伍大、办学条件差，国家经济力量有限，不实行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教育上的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这里所说的多种渠道，包括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教育附加、学校（校办厂矿企业）勤工俭学和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及私人捐资与家长支持等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山东省委和人民政府，已经通过上述的各种渠道集资23亿元（其中1985年、1986年就集资14亿元），基本上解决了全省90.9%以上的农村学校的校舍、教室、围墙、操场、校门、厕所六配套问题。其中该省平度县还在校内分为教学区、科研（农、林、副、牧、渔）实验区、体育运动区、生活区，形成四配套的设施。该县1984年开始建立人民教育基金（约占全县人均收入总额的2%），基本上解决了占农村教师半数以上的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依靠本省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热情，集资办学，修建了大批现代化的校舍，有些校舍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校舍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他省、市、自治区也在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民办教师的待遇。

动员社会各方面集资办学，不仅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如此办理，就是经济、科技、军事最发达的美国也是这样办的。例如，1984年美国全年公共教育经费为2400亿美元，而美国的厂矿企业、社会团体、学生家长（美国私立名牌大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学费上万美元），用于教育和开发智力的经费相当于公共教育经费的3倍即7200亿美元（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39000亿美元）。这就是说，全社会要用国民生产总值的1/4来办教育和开发智力（当年美国厂矿企业用于职工的培训费就达到2000亿美元）。至于日本等对于兴办教育、开发智力所花费的财力比美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但把花费在大吃大喝、盲目上基建项目、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积压浪费等方面的金钱节省下来，转移到开发智力和兴办教育事业上来，其数量还是很为可观的。

第八，要实行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的指示，必须充分利用高等院校拥有学科密集、人才众多、图书仪器设备好、信息灵通的优势，调动老、中、青教师以及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生参加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国家整个科研事业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拥有1.5万名教授、7.5万名副教授及13万名讲师、4万名教员、15万名助教、近10万名研究生和数十万名高年级大学生，占我国整个科研力量的1/3左右；拥有校舍总面积8500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67亿元，3亿多册图书杂志；同世界发达国家上百所名牌大学的上千名一流学者专家有着学术交流的关系。高等院校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际教学、科研、生产、社会咨询服务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由高等院校牵头或参加的国家“六五”、“七五”规划项目，超过国家全部项目的半数。出版科研专著2万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5万多篇。在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特别是近年来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所取得的成绩更大一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重点院校，利用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都为国家创造了上亿元的物质财富。河北农业大学帮助开发太行山区贫困县的资源，为这些革命老根据地脱贫致富，也创造出成亿元的物质财富。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正在充分利用它所拥有的科技、教育智力的优势，在推进国家四化建设和深化改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奖励中，高校获得科技进步奖占总数的21%，发明奖占总数的27%，自然科学奖占总数的46%。有的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取得国际公认的专利权。

第九，积极开展教育上的国际学术交流，用派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促进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加快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步伐。

首先要在思想上认识它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提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又说：“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21]新中国建立初期至1961年，由于长期受到所谓“政治上一边倒”和“教育上只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左”的思潮影响，外语只学俄文，不大学习英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否可以学习和引进就成了问题。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就提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22]根据上述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以及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由于思想上认识到教育实行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必要性，从1978年到1995年我国派遣到103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已经达25万人。这相当于从中国历史上首次派遣留学生的1872年至“五四”运动前后50年间所有各类留学人员的总和的4.5倍；相当于1950－1966年16年间的19倍。不仅派遣出国留学人数成倍增加，而且学习的重点也由过去的93.7%的人学习外语，转为90%以上的人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进修、考察和与外国学者共同开展研究。为了利用外国的智力，10多年来，我国共从52个国家聘请1年以上长期来我国工作的专家4000多人，短期讲学的专家约6000人次，除了教学科研外，几年来外国专家还帮助我国高等学校建立新专业200多个，改造老专业180多个，新建学科210多门，开设新课程1300多门，新建和改造实验室280多个，合作实验项目460多项，并传授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10多年来，通过向世界银行借贷9亿美元和有些发达国家高教项目的捐款，我国部分重点学校购置了世界上80年代的新教学仪器设备；由于聘请国外专家讲学，进行国际合作交流，我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一期间，我国高等学校也吸收来自世界上149个国家和地区14万名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应28个国家的邀请，现有上百名中国学者专家在外国大学任教。

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23]的指示，是行之有效的。

第十，要全面理解、正确贯彻执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把教育抓上去。

由于教育事业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合格人才的周期要比物质生产周期长，要抓早抓好，才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作用。从教育事业要经过长时期、几代人才能充分显示它的巨大作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人所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很有道理的。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就开始抓教育，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首相俾斯麦所说的普鲁士基础上普及初等教育，训练出了严守纪律、勇敢作战的士兵，这段历史至今也有120多年。今天世界上公认，德国和日本的国民基础教育抓得早抓得好，因而劳动者的素质好，合格人才质量高。这是德、日两国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优胜的决定因素之一。我国要想在新中国建立100周年达到人均产值4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努力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从现在起就必须狠抓教育。如果全党全民不花大力气抓好智力开发，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上述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24]

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全党全民应从现在起，就从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也应重视）基础教育抓起，扎扎实实地把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办好，这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根本大计。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9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