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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讨论:关于《李斯》的研究

时间:2023-10-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

焚书坑儒的讨论:关于《李斯》的研究

1.焚书之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向嬴政进言:

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现在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哪里值得取法呢?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现在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的,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丞相李斯冒死罪进言:古代天下散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话都是称引古人为害当今,矫饰虚言挠乱名实,人们只欣赏自己私下所学的知识,指责朝廷所建立的制度。当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决定于至尊皇帝一人。可是私学却一起非议法令,教化人们一听说有命令下达,就各根据自己所学加以议论,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象这样却不禁止,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臣以为禁止这些是合适的。”

至于如何禁止,《史记》记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的意思很明确,古时候天下分散败乱,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所以才诸侯并起,一般舆论都称道古代以否定当代,装点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的实际,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学问最好,以否定皇帝的政策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是非,使海内共同尊崇皇帝一人;而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却在一起任意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朝廷令下,立刻就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家便心中不满,出门则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以批评君主来博得名声,认为和朝廷不一样便是本领高,并带领下层群众来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的话,上面君主的权力威望就要下降,下面私人的帮派也要形成。因此,还是以禁止为好。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等类书籍。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师。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恶评如潮。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现代已经有研究者对于这一影响千古的历史事件选择了新的切入角度。大意如下: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非秦国史官所记者,即六国之史记,内容大多讥讽秦国。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了它们等于缴械,看它们还怎么援引去。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认为:秦代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但是朝廷依旧留有备份;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朝廷依旧留得,只是天下人理论上无需再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我们再来看看针对这一事件的刑罚措施: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受些皮肉苦活着去北方做苦工,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楚霸王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流传下来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2.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焚书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此前,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年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www.xing528.com)

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给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3.坑儒的由来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提案,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恐怕大多数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我们心想,皇帝要经常秘密出行以便驱逐恶鬼,恶鬼避开了,神仙真人才会来到。皇上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妨害神仙。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的,能够乘驾云气遨游,寿命和天地共久长。现在皇上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恬淡。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令咸阳四周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按照所登记的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的地方,如有人说出去,就判死罪。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有一次皇帝幸临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赞成。宦官近臣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丞相,丞相以后就减少了车马数目,始皇生气地说:“这是宫中有人泄露了我的话。”经过审问,没有人认罪,就下诏把当时跟随在旁的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

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那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4.所坑之人实为术士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而一天更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秦法规定,一个方士不能兼有两种方术,如果方术不能应验,就要处死。然而占侯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多达三百,都是良土,然而由于害怕获罪,就得避讳奉承,不敢正直地说出皇帝的过错。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甚至用称来称量各种书写文件的竹简木简的重量,日夜都有定额,阅读达不到定额,就不能休息。他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大意为:

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都把它们烧掉。征召了大批文章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振兴太平,这些方士想要炼造仙丹寻找奇药。今天听说韩众逃跑了不再还报。徐市等人花费的钱以数万计算,最终也没找到奇药,只是他们非法谋利互相告发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对卢生等人我尊重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加重我的无德。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妖言惑众,扰乱民心。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杀于咸阳,使天下公知,引以为鉴。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5.有关坑儒之说的讨论

据有关研究者考证,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岂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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