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改写中国历史的关键主张

1.“皇帝”的由来

曾经，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答道，“名分不正道理就说不通，道理说不通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则礼仪等级就不能维持，礼仪等级不能维持则刑罚就不公平，刑罚不公平则百姓就都不知该怎么办了。”嬴政的想法，正与孔子暗合。他的第一拳，便是要为自己正名——我既已取得了神话般的伟大功绩，超过了古往今来的所有君王，那么，一切旧有的君王称号都已经不能匹配于我，必须另拟新的帝号，使之配得上这空前的帝国，配得上这空前的我。

于是，嬴政颁下诏书，征求新的帝号。而这封诏书，也是写得大有讲究，虽只下达到丞相、御史等诸大臣的级别，但嬴政却让它发挥出了告全帝国子民书的作用。

诏书大意如下：“从前韩王交出土地献上印玺，请求做守卫边境的臣子，不久又背弃誓约，与赵国、魏国联合反叛秦国，所以派兵去讨伐他们，俘虏了韩国的国王。寡人认为这很好，因为这样或许就可以停止战争了。赵王派他的相国李牧来订立盟约，所以归还了他们抵押在这里的质子。不久他们就违背了盟约，在太原反抗我们，所以派兵去讨伐他们，俘获了赵国的国王。赵公子嘉竟然自立为代王，所以就派兵去灭了赵国。魏王起初已约定归服于秦，不久却与韩国、赵国合谋袭击秦国，秦国官兵前去讨伐，终于打败了他们。楚王献出青阳以西的地盘，不久也背弃誓约，袭击我南郡，所以派兵去讨伐，俘获了楚国的国王，终于平定了楚地。燕王昏乱糊涂，他的太子丹竟然暗中派荆轲来做刺客，秦国官兵前去讨伐，灭掉了他的国家。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继绝了与秦国的使臣来往，想要作乱，秦国官兵前去讨伐，俘虏了齐国国王，平定了齐地。”

此为罗列六国罪状（除燕国之外，其余皆有强加之嫌），封天下之口，强调秦灭六国的正义性，而六国的灭亡，则纯属咎由自取——寡人何尝想灭六国，寡人是无辜的，寡人是被逼的。

如此之后，方才步入正题，道，“寡人凭着这个渺小之身，兴兵诛讨暴乱，靠的是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依他们的罪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下安定了。现在如果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商议帝号。”

群臣接诏，自然不敢怠慢。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商议良久，然后联名上书作答。

这封书，同样写得大有讲究，开篇的大意是这样的，“从前五帝的土地纵横各千里，外面还划分有侯服、夷服等地区，诸侯有的朝见，有的不朝见，天子不能控制，现在您兴正义之师，讨伐四方残贼之人，平定了天下，在全国设置郡县，法令归于一统，这是亘古不曾有，五帝也比不上的。”

言内之意，自是褒赞嬴政无比的丰功伟绩。言外之意，则肯定了嬴政重拟帝号的要求，是及时的，是必须的，不仅为了嬴政一人的尊贵，同时也有利于鼓舞全民士气，增进帝国自豪感。

接下来才道，“我们恭谨地跟博士们商议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我们这些臣子冒死罪献上尊号，王称为‘泰皇’。发教令称为‘制书’，下命令称为‘诏书’，天子自称为‘朕’。”

泰皇二字，饶是李斯等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已将嬴政与神相提并论，却仍未能让嬴政满意。嬴政大笔一挥，去掉“泰”字，加上“帝”字，自号“皇帝”，其他则如李斯等人之建议，不再更改。

嬴政的第二拳，废除流传已久的谥法制度，则充分显示出了他睥睨千古的自负和狂妄。在历代帝王之中，此举非但空前，而且绝后，但嬴政自有其充足的理由，他对大臣们说道：“朕听说上古有号而没有谥，中古有号，死后根据生前品行事迹给个谥号。这样做，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了，非常没有意义，朕要废止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就叫做始皇帝，后代就从我这儿开始，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在嬴政看来，皇帝就该走自己的路，而且还不许任何人说。至于要让大秦江山“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或许只是嬴政的一时豪言，自个也未必真信，但参考前三朝夏（约前2205—前1766年）、商（约前1766—前1122年）、周（约前1122—前256）的统治时间，嬴政应该是信心满满：纵不能传承万世，维持千八百年总当不在话下吧?

2.废封建、行郡县

此时秦帝国的疆域，东至大海，包括朝鲜在内；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领土如此辽阔，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此，丞相王绾等人主张效仿周朝的办法，在燕、齐、楚等僻远之地，分封皇子，以便震慑，上奏道，“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嬴政接奏，没有表态，而是下发群臣议论。群臣一致公认：这主意不错。

只有李斯逆潮流而动，力排众议，发表意见道，“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嬴政回复道，“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朕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说得对。”

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大致为：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内史。每一郡则仿效中央政府的三公制度，置守、尉、监进行管理。郡守掌民政，郡尉掌兵事、郡监掌监察。终秦之世，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不立功臣为诸侯。

其实，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除了有过少数几个封国（譬如吕不韦、嫪毒）之外，实行的便已是郡县式的垂直管理。但是，将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天下所有的土地之上，确实堪称石破天惊的创举。

“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李斯的一个主张，改写了中国历史，并为后世诸多王朝继承遵守。从此，中国告别了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虽在日后有过几次复辟，但都未能长久）。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度，成了中国政体的主流典范，历经两千多年，演变至今，便成了现在的省市县制度。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笔者认为，推行郡县制之时，李斯当时所受的压力必然很大，有两个例子可供参照。

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在称帝之前，部下多次劝进，什么说辞都试过，刘秀却皆坚辞不受。后来耿纯劝道，“天下士大夫抛弃亲属背井离乡，跟着大王冲杀在刀箭之间，他们的打算本来就是希望攀龙附凤，来实现自己的志向罢了。现在功业即将告成，天象人事相应，而大王拖延时间，违背众人心意，不登帝位，我担心士大夫们绝望，打算落空，就产生离去的思想，认为不必久留而自讨苦吃，大众一散，很难再聚。时机不可延误，众人的意愿不可违背啊！”刘秀一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同意。

同为刘氏后人的刘备，也是部下多次劝他称帝，皆推辞谦让。诸葛亮举出耿纯之例，道，“士大夫们长期追随大王，历经艰辛困苦，也是希望像耿纯所说的那样能建下尺寸之功啊！”刘备闻言，顿时醒悟，于是乖乖称帝。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打江山的都想坐江山。不让坐江山，咱就一拍两散，另起炉灶，重新再打江山。刘秀和刘备，便是扛不住这种压力，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他俩要是不称帝，那部下们怎么办?只有称帝，部下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想要的封赏，在江山中分取一杯羹。

回到李斯当时。帝国刚刚统一，且不说皇子，单说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们，也无不想分得帝国的一杯羹。所以王绾分封的建议一出，立即满朝响应。皇子分封了，功臣宿将们岂能不封?

分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令由己出，土地赋税皆归己有，子孙世袭，长享富贵。这样的美梦，一旦破灭，谁能不急?

按理说，李斯也是统一天下的大功臣，假如分封的话，绝对少不了他的份。要是他只看重个人私利的话，则当王绾提出分封之时，他完全可以附和，至少也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他将得到一块不小的封地，而且其爵位土地，可以由子孙世袭，何乐而不为呢?犯得着断了那么多功臣同事的念想，损人又不利己吗?而且得罪了那么多嗷嗷待封的皇子皇孙，又是何苦呢?

因此，平心而论，李斯废封建，行郡县，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瞻远瞩。以嬴政的聪明睿智，终其一生，对李斯信任有加，也正说明他认可了李斯先公后私的政治忠诚。

后人不加深思考，总喜欢把李斯视为贪恋富贵之徒，以为他一生都在追求作一只仓鼠，那就大错特错了。正所谓，“驽蹇之窥天骥，老鸱之吓鹓鶵，又复可笑也”。

3.其他政策

议帝号、废谥法、从水德、立郡县等等政策，是在统一之后才提上日程的。而以下政策，早在统一之前便已酝酿成熟，只等统一即成事实，立即付诸实施。

这些政策有着相同的关键词：统一。

首先，统一度量衡，帝国上下采用统一的计量标准。为此，中央政府向各郡县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并在上面刻上皇帝的诏书全文（有少数量器，幸运地流传至今）。同时，在法律上也加以规定，凡是度量不准，比如短斤少两，或者大斗进、小斗出的，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以确保此一政策之执行。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其次，统一货币。“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货币铸造权则全部收归国家掌控，严禁私人铸钱。国家铸造之钱，即便质量不佳，或者磨损过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统一货币是在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其三，统一车辆轨距，即车同轨。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怕是来自军事角度。今人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嬴政之修路，却并非单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首在军事用途，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清朝末年，李鸿章出使欧洲，问军事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说：整军经武有一件事必须明了，一国的军队的驻扎不宜过分分散，应该集中驻扎，扼守战略要地，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兵力需要，命令下达就可以马上开拔。因此行军道路的建设，应当作为首先考虑的要素。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中国早在秦朝之时，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有了驰道和直道，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地方上一有叛乱，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平定。而在平时，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维持日常治安即可。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成语闭门造车，比喻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结果造出来的车，根本就不适合在路上跑。车既然造出来了，怎么就不能在路上跑呢?要理解这一点，对现代人可能有一点难度。但在古时候，并没有混凝土浇注的公路，连柏油马路也没有，大部分都是土路，而那时的车，又没有配置轮胎，对道路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某些路段，由于土质松软，风雨侵蚀，加上马车的来回奔驰，路上就会出现两条深深的印辙，轨距宽度不符合的车辆，很难在这样的路上行驶。车同轨之后，对驾驶员自然是好消息，对造车者来说，同样也是好消息，从此可以放心地闭门造车，出门自然合辙。

其四，统一文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书，颁布于世，一面供教授学童，一面供民众查阅。上述文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中国能够长久统一，而不是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小国，秦之统一文字，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参照欧洲可知，如果任由各国的文字自行演化下去，今日之中国，又将是怎样的一幅面貌。

此后，又分别有销兵和建设新咸阳两事。

战国两百余年，苦于兵革。思想界如墨家，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至于民间，也是厌兵已久。于是秦始皇下令收天下兵器，聚集在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置于宫中，向天下昭示永不再战。这十二个金人，汉朝犹在，汉末大乱，董卓财迷，毁坏了其中十个，用以铸钱，幸存的两个，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可惜，假使十二金人能有一个存留到今天，斯芬克斯像、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

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以集天下视听，感召民众。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每灭一国，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等到统一之后，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东西八百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充入之。

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也就是所谓的强干弱枝之计。此类豪富，雄霸一方，深得民望，都是是统一国家的大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离故居，则其势力自消，置于咸阳，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监控起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患。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豪富即去，地方势力不复存在，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到了秦始皇二十八年，李斯随秦始皇东巡，登临峄山，并在山上立下第一块记功碑，碑文由丞相李斯以小篆撰写，史称秦峄山碑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同年李斯在随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的《公德铭》，共144字，为李斯所书的小篆。今琅琊台最珍贵的文物是秦朝刻石，刻石496字，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宇内的功绩，碑文出臼李斯之手。内容是颂扬秦始皇的功德。此刻石为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诏，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所刻，共144字；一面二世诏，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前209）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泰山刻石》矗立于泰山之巅碧霞祠西侧。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屡遭劫难，极富传奇色彩。汉代至隋唐罕有人提起，至宋代开始引起注意。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兖州太守献出40余字拓本。欧阳修好友江邻几任奉符县令时，亲临岱顶寻访此碑，尚存数十字。

北宋刘跂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第一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都有著录。元拓本存50余字，明代嘉靖年间刻石被毁，仅存二世诏书29字，移置碧霞祠东庑，现流传29字“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拓本即出于此。清乾隆五年（1740）碧霞祠毁于火，此石遂失。嘉庆二十年（1815）在岱顶整修时被发现，仅余残石两块，存10字“臣斯臣去疾昧死请矣臣”，嵌于大观峰前东岳庙墙外侧之“读碑亭”内。道光十二年（1832）读碑亭倒塌，泰安县令徐宗干“索残石于瓦砾中”，移至山下岱庙中保存。光绪十六年（1890）残石被盗，县令毛蜀云大索十日，得石于泰城北关桥下。1901年罗正均作亭护之，时已仅存现在的9字（有说9字半，又说10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宣统二年（1910）五月，泰安知县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附近专门建亭置放。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残石垒砌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使游客能一睹李斯小篆风采。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到了嬴政三十四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自统一天下迄今，已过了八年，庞大的秦帝国，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一刻也不曾停息。(www.xing528.com)

当然，帝国在修路的同时，也不忘修路障。将燕赵北界长城，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大加修葺，成就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

在北边，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设立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退却七百余里，以求自保。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在南方，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征伐百越，所向无敌，尽定其地，分别置为桂林（约为今广西省）、象郡（约为今越南中北部）、南海（约为今广东省）三郡。

4.李斯家宴

这一年的李斯，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遥想三十四年前，他初到咸阳，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出仕不为丞相，此生虚度。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就在这一年，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

最大的份额，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功臣集团的核心，则是三大家族——李氏、蒙氏、王氏。

先看李氏家族。李斯位居丞相，自不必多说。其长子李由，现为三川郡守。三川郡，治荥阳，领洛阳、开封等县，为咸阳之门户，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其余诸子则皆娶秦皇室的公主，诸女则悉嫁秦宗室诸位公子，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

蒙氏家族的火炬，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蒙恬手握重兵，坐镇北方。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

王氏家族，以军功见重，父子皆封列侯，王翦为武城侯，王贲为通武侯。

第二个政治集团，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

再有六国降臣集团。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但在拉拢之余，却又保有戒心，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

在降臣集团中，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秦统一之后，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博士之定额，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共计七十人。这七十人中，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其职责为“掌通古今，教习弟子，国有疑事，常承问对”。

通过创立博士制度，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嬴政也是倚重有加。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而且也无实权，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一同议政议礼。在国家大事上，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

其他方面，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

在这些集团之间，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在权力的围城中，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谁都知道，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

且说这一日，李由回咸阳探亲，李斯摆酒，为儿子接风。如果放在寻常人家，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静享天伦之乐可以。然而，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朝中上下，文武百官，闻讯无不前来祝贺，门庭车骑，数以千计。一场普通的家宴，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言谈有权贵，举目尽高朋。筵席之上，李斯兴致极佳，不觉大醉，酒后真情流露，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取得成就的极致，来日漫漫，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于是喟然而叹，道：“唉呀！我曾听荀子老先生说过‘事情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如今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可以说是富贵荣华到了极点。然而事物发展的极点就要开始衰落，我还不知道归宿在何方啊！”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忽作此悲凉之语，众人莫不失色，不敢接话，惟有善祷善祝而已。

常言道，知足常乐。细究之下，这话却未必确切。人一旦知足，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接下来，何以遣有生之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咄咄逼人的道路，将吞噬怎样的脚步?颠覆何等的性灵?

李斯应该算得上是知足之人，知足之后，烦恼不生。好在，自寻烦恼的人，总是能够制造烦恼。这不，李斯的烦恼，很快便已降临。

5.博士发难

且说李斯的家宴过后不久，又有嬴政做东，在咸阳宫置酒，大宴群臣。

群臣轮流举觞，歌功颂德。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群臣久在官场浸淫，当然都是个中高手。于是乎，酒连酒，话赶话，人比人，给嬴政戴的帽子越来越高。然而，等到仆射周青臣一开口，群臣莫不心如死灰，知道这场高帽比赛的冠军已经产生，好你个周青臣，高，实在是高。

周青臣的祝寿词是这样的：“曾几何时我们秦国地不过千里，全都是仰赖陛下的神灵明圣，英武绝伦才能平定海内，在四方驱逐蛮夷，日月所照，普天之下莫不宾服于陛下。陛下以诸侯国为郡县，人人安居乐园，从此再无无战争之隐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曾有人有陛下之威德。”

嬴政大悦，心想，周青臣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嬴政这一高兴，群臣自然加倍欢乐。偏在这时，有人不知好歹，站起身来，厉声斥责周青臣道，“周青臣，你面谀陛下，究竟是何居心?”

群臣大惊失色，循声望去，乃是博士齐人淳于越。

周青臣大为窘迫，一时竟不知如何应答。嬴政闻言，脸色也难看起来，沉声问道，“博士何出此言?”

淳于越知道，他方才的话也把嬴政得罪在内，他却并不惧怕，高声说道，“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统治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及功臣做为膀臂辅翼。而现在陛下您虽统一天下，但子弟却还是平民百姓，若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靠谁来相救呢?办事不学习古代经验而长期统治的朝代，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阿谀奉承以加重您的错误，不是忠臣。”说完，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我这人没别的缺点，就是喜欢实话实说。”

经过淳于越这一番激烈言辞，咸阳宫内的酒香飘飘变成了硝烟弥漫。嬴政沉吟片刻，目视李斯，道，“博士所言，丞相回去好好考虑下。”

李斯本欲当场反驳淳于越，但嬴政既然命他好好想想，他便也不好立即表态。回到府中，李斯依然愤愤不平，恨不能像后世刘邦一般，解淳于越之冠，溲溺其中。竖儒！何足以与论国之大道！

愤怒过后，李斯冷静下来，开始认真考虑应对。

废封建、立郡县，是李斯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意在立法百代，流芳千古。如今，淳于越高唱反调，力主效法殷周，重树封建，全面推翻李斯当年的决策。淳于越意在何为?

淳于越之欲封建诸侯，和当年王绾之欲封建诸侯，事同而心异。王绾倡封建，是为了镇守新得的六国土地，以维护帝国的稳定统一，是基于现实的功利。淳于越倡封建，则是在借古代以说事，拿先王来压人。

圣人见微而知萌，见端而知末。李斯之所以能在秦国数十年屹立不倒，正得益于他非凡的洞察力。淳于越的“险恶”用心，又岂能瞒过目光如炬的李斯。

对于淳于越的突然发难，李斯的第一反应是，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间的矛盾终于爆发。然而，再深入一想，李斯却眉头紧皱，淳于越他，竟是要托古改制！

李斯冷笑起来。淳于越，你们这些儒生，成天都在描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代已经变了，这些腐儒食古不化，搬出殷周先例来，言之凿凿，以为道理大过天，岂不可笑?

远如尧、舜，孔子、墨子皆自谓真尧舜。而彼此言辞大为不同，尧舜不能复生，孰真孰假谁人能定?近如殷周之治，无人亲见，加以史籍缺乏，世人又何以知之?不过是儒生想当然以欺世盗名之手段罢了！

小平同志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儒生们假托圣人之言，臆想先世之治，挟古以自重，贵古而贱今。其意不问可知，昭然若揭：借复古之名，行改今之实。

姑且不论先古之事儒生们是否真的知晓，就算先古真如儒生之所言，那又如何?古人何足贵，前代何足法?今日之帝国，乃三王五帝不曾有。今日之天下，乃千古未有之变局。嬴政和我李斯，斩辟出个新天地，锻造出个新宇宙。即便尧舜复活，也当在嬴政面前俯首。即便周公再世，也当在我李斯面前低头。

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俱往矣，今日之世，只可法今王，法皇帝嬴政，法我李斯。

尔等碌碌，见识短浅，不足以谋大事。帝国之舰，一往无前，直至万世。尔等要么顺从，要么走开！

当年帝国废封建、立郡县，乃是李斯一手操办。如今淳于越旧事重提，公然反对李斯的既定策略，要求重启封建之制。照理，这事不该交由李斯计议，李斯应该避嫌才是。然而，嬴政仍然选择将此事交到李斯手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嬴政的态度：他仍然站在李斯这一边。

于是，李斯发起了他标志性的强硬反击。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站得更高，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