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第一批大寨式大队-金塔县首屈一指的大寨式大队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的经验对中国农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大寨经验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大寨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结束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绿色植被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1949年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贫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1952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入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1964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阶段，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的经验；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农民们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的做法，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

金塔县开展“群众学大寨，领导怎么办？基层学大寨，机关怎么办？四年没上去，五年怎么办？”的大讨论，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观。全县建成条田13.7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5%；渠路林实现林网化，植树629.9万株，建成果园698个；建成水库两座，总容量3127万立方米，并形成“队队办猪场，户户都养猪”的局面。1970年，金塔县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县委领导深入鼎新公社总结打井取水的经验，及时指导全县的抗旱工作。到1971年，仅鼎新、芨芨、双城、天仓四个公社就打各类水井979眼，大大减轻了干旱的威胁。同时，全县组织两千多民工，在荒滩上安营扎寨，修建了蓄水3000万立方米的解放村水库。在学大寨运动中，全县涌现出60个学大寨的先进集体，谭家湾大队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谭家湾大队，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西部边缘，自然条件不好，风沙大，盐碱重，土地瘠薄。大队党支部提出“以大寨红旗为标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奋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坚持“四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物，不要回销粮，不要贷款。以“雪下三尺深，社员不在家里蹲”的精神，大干苦干加巧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防风固沙，改良盐碱，使农业生产年年稳产高产。1969年3月2日，《甘肃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文章，以《红日照亮谭家湾》为题，报道了谭家湾学大寨的经验：(www.xing528.com)

他们经过苦战，埋压沙包100多亩，改良盐碱地180亩，平田整地800亩，修筑道路20多条，植树造林20多万株，使粮食产量从1962年亩产85斤增加到491斤，结束了谭家湾多年来“吃靠国家供应，穿靠国家救济”的历史。几年来，还向国家交售公粮和余粮45万多斤。

1970年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谭家湾大队魏海生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参加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发言录音，谭家湾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大寨先进典型。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动员全国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金塔县委书记李宝峰、金塔县知识青年代表黄耀荣赴京参加了这次全国性会议，期间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78年10月26日，金塔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群英会的通知〉的通知》，决定成立由县委副书记肖占瑞任组长、县委常委王志荣、县武装部部长刘生贵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在全县开展大寨式社队的验收评选工作。28日，县委做出决定，命名三合公社古墩子等13个大队为全县第一批大寨式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