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迹史话：中国历史最长的长城修建成果

被称为“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是古代中国为抵御侵袭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断续修建的一类军事防御工程的统称。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自春秋时期开始，长城陆续修建了两千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广阔的土地上。

如此浩大的工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长城的评价：“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长城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作为中国和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何止万里？又何止千年？

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项伟大的建筑奇迹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神奇历史呢？

长城的修建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时候由楚国建造，叫作“方城”，此后各诸侯国为了防止北方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相继修筑烽火台，并用城墙连接起来，这便是日后长城的雏形。不过，修筑了城墙的齐、楚、魏、赵、韩、燕都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秦始皇扫平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不过，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仍旧对游牧民族心存畏惧，正如史书所载：“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因此，秦始皇不仅将秦、赵、燕三国的北部长城予以修缮连接，又于嬴政三十三年（前214），委派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占据河套，在新扩展的疆域上修筑长城。

可以说，秦长城的修建充满了血泪，带着“用险制塞”的理想，大将军蒙恬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和百姓修筑长城。虽然修筑者在工程中死伤无数，可谓每一段长城都浸染了鲜血，但在蒙恬看来，修建长城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所付出的代价。嬴政三十五年（前212），因敢于直谏而触怒秦始皇的皇长子扶苏，被发配到了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镇），协助蒙恬进行长城的修筑。一位是深得秦始皇信任的大将军，一位是秦始皇心中所属的皇位继承者，为了秦的未来，他们对长城的修建不遗余力。但造化弄人，这两个人却都在秦始皇病逝后难逃被赐死的命运。秦长城前前后后修建了十二年，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与秦王朝的灭亡，长城的修建也不了了之。然而，这十二年却成为正史中记载的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工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汉朝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汉朝是当时世界上的东方第一帝国，从汉文帝到汉宣帝，筑成了一条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地区的北朝各朝代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其中北齐修筑的长城规模最大。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修筑长城的记载比较清楚。隋文帝时，为防范突厥，多次于冬季征发壮丁修筑长城。隋炀帝时，曾两次于夏季大规模征发劳力修筑长城，还留下了赞颂长城的诗篇《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事实上，整个隋朝修筑长城的时间不过数月。

唐朝时，由于北方的突厥已经被击败，因此，这个时期并未建造长城。宋朝时，幽云十六州已被划入辽、金的疆域，修筑长城用于防御已变得没有意义。金朝为防御蒙古人，继续修筑长城，其修筑的长城在历史上被称为“金界壕”或“金边堡”。到了元朝，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自然不需要过多考虑对游牧民族的防范，所以仅对一些关口做了必要的修缮，而对于长城的利用也并没有太多军事上的考虑。

如今我们能见到的长城遗迹，基本上都是明长城。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余年，断断续续从未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缮和对长城防御体系的经营，大规模的修缮工程达五十余次之多，最终形成了东起辽宁鸭绿江边、西至甘肃嘉峪关，横跨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九个区域的明代长城。全长达八千八百五十一点八公里，平均高六至七米、宽四至五米。可以说，在中国历代长城中，明长城建造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技术水平与质量也最高。

北京地域内的明长城对北京乃至全中国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时的北京不仅是北方军事重镇，更自永乐十九年始成为明朝的都城。此地的防护屏障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息息相关，兵燹之祸与皇权之争无不在长城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古北口长城居于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是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素有“京师锁钥”之称，为中原地区与松辽平原、内蒙古之间的咽喉要地。古北口长城包括北齐长城和明长城两部分，由卧虎山长城、蟠龙山长城、金山岭长城和司马台长城共四个城段组成。

早在西周时期，古北口便因战争筑墩设防。至汉代，汉武帝刘彻为防止匈奴入侵中原，决定在古北口驻兵布防，并建造“奚城”，在此地多次阻击匈奴的进犯。虽然秦长城、汉长城的修建都没有经过古北口，但其咽喉地位在当时已十分明显，许多入侵战争都以攻占古北口为发端。

北朝时期，为了防御突厥、奚和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各朝非常重视长城。据《北史·齐本纪》记载，北齐天保七年（556），“自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海（山海关），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古北口就在这一时期修筑了长城，成为北齐长城中的一段。由于长城是用土石修筑，加之较为低矮，历经岁月的侵蚀后，能够留存后世的遗迹并不多见。

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两代，古北口长城均得到了修缮利用。唐代，取义幽州北之重要关口而为“北口”，因此地自古筑墩设防为“古”，始命名“古北口”。依据唐制，边疆设立的驻军机构从大至小依次称为军、守捉、城、镇、戍。唐朝在古北口便设有守捉，屯兵驻守，防备幽州长城之外的奚族，因此，古北口又称“奚关”。

古北口长城的大规模修建是在明朝。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令攻占了元大都的征虏大将军徐达修筑长城城关，其中就包括古北口。明洪武十一年（1378），徐达在古北口修筑了关城，分别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设置大门，增修了多处关口、烽火台等关塞设施，并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加固墙体以增强防御能力，使古北口与居庸关同为保护北平的重要门户。

有明一代，觊觎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屡次扰边，古北口首当其冲成为其入侵之地，最著名的当属“庚戌之变”。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俺答汗聚兵十余万大举入侵。俺答汗在以骑兵进攻古北口之际，另外派出一队骑兵寻找长城的缺口进入，绕到明军背后发起攻击。腹背受敌的明军全线溃败，退守至北京城内。俺答汗指挥大军长驱直入，不仅进犯天寿山诸皇陵，而且直抵北京城外。虽然明世宗朱厚熜诏令诸镇将帅统兵勤王，但面对兵临城下的敌军，明朝兵马并没有出战的勇气，只是留守城内观望。俺答汗率兵在城外肆无忌惮地焚掠了八天之久，才从容地带着掠夺来的财物、牲口及平民扬长而去。因为这一年是庚戌年，这一事件被称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使明廷深感忧虑，越发意识到了长城的重要作用，于是决定修缮并增建长城。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朝廷便开始长城的修筑工程，不仅修缮了损坏的墙体，而且从镇边城向东至山海关将千里长城连为一体，并将蓟镇黄花城所辖长城向北与宜镇四簿治所辖长城相接。但此次修筑工程并未修筑墩台、烽火台，城墙也较为低矮，一旦鞑靼骑兵入侵，仍难以抵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穆宗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朱载垕非常重视边疆军事，在大臣张居正的举荐下，任命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分别担任蓟辽总督及蓟镇总兵。不久后，谭纶上奏朝廷：“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延袤二千四十余里，防守甚艰，宜择要害，酌缓急，分十二路，每百步或三五十步，筑一墩台，共计三千座。计每岁可造千座。”三千座墩台最后改为了一千五百座，至隆庆五年（1571）八月全部建完，“楼堞相望,二千里声势相援”。戚继光在修复古北口长城时，在北齐长城墙外加砌了城砖，起到加固作用，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古北口双长城。

时光荏苒，古北口长城已经经历了千年风雨。如今的古北口长城作为北齐长城和明长城的代表，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貌，文物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古北口长城线上的司马台长城，构思精巧、设计奇特、结构新颖，独具“险、密、奇、巧、全”五大特点。墙体有单边墙、双边墙、垛口障碍墙等七种；城墙有单面墙、双面墙、梯形石墙；敌楼样式有两层、三层、扁形、圆形、拐角形、两眼、三眼、四眼、六眼、二十四眼；楼顶样式，有平顶、穹隆顶、八角藻井顶等六种：许多都是司马台长城独有，堪称万里长城的精华。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教授曾赞誉道：“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又堪称中国长城之最。”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海拔一千余米，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历史上有“天下九塞”之称的中原长城要塞中的一个，代表了明长城的精华。

八达岭长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拱卫京师，守卫皇陵。明代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说：“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可见八达岭的地理战略地位。

从明代弘治十八年起，八达岭长城开始长达八十余年断断续续的营建，最终成为城关相连、墩堡相望、重城护卫、烽火报警的严密防御体系。关城的东门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西门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记载了八达岭长城在嘉靖、万历年间的修葺经历。

从八达岭向南，是一条狭长的溪谷，俗称“关沟”，蜿蜒约四十里，依次经过上关、居庸关、南口等关城。广义的居庸关是指整个峡谷区域，狭义的居庸关则指居庸关关城所在地。居庸关位置重要，为北京西北门户，是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高原的唯一捷径，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居庸关的前哨和外镇，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居高临下扼住关口，即为北口，“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瓴，如窥井”，也便有了“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的说法。

八达岭长城(www.xing528.com)

长城无言，却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作为中原要塞的八达岭，更历经了岁月的洗礼。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十年间曾五次巡游天下。嬴政三十二年（前215），第三次巡游的秦始皇东临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之后又巡视北部边疆，返程时就是经过八达岭前往上郡，再返回咸阳。

元太祖铁木真重创金兵，围攻中都，首先便要经过八达岭。元代统一天下由上都迁都大都（北京）以后，每年四月至九月，皇帝往上都避暑，秋后再回大都，“岁以为常”，每年都要两次经过八达岭。

洪武元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此前，朱元璋已封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纲领，率二十五万大军北进中原，以推翻元朝统治。徐达领兵北伐，矛头直指大都。此时，大都城内一片混乱，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早已吓得心惊胆寒，准备逃离大都向北躲避。大臣们听说元顺帝的想法后，一时议论纷纷，虽然明知大厦将倾，仍建议死守。元顺帝也是内心凄凉，思索良久，叹气说：“时至今日，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当年，宋徽宗、宋钦宗就是在大势已去时被金兵所掳，亡国后受尽凌辱。元顺帝不想步其后尘，才做此决定。于是，就在这天深夜，元顺帝一行出了健德门，一路向北疾行，天亮时已经走到了关沟。元顺帝每年往返大都、上都之间，都是走这条路，如今再走此路，却是百感交集。以往元朝江山稳固时，“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一路上一片热闹，曾有诗人写出“碛中十里号五里，道上千车连万车”的诗句，形容当时的场景。此时的情境却大相径庭，逃生路上凄凄惶惶。想起日日夜夜“宫中舞女斗腰肢”的生活已成过去，来日未卜，元顺帝内心痛苦万分。日暮时分，车骑登临八达岭长城，元顺帝站在长城之上，回首望向大都的方向，心生悲戚。他与难以割舍的大都相背而行，手中的皇权也已渐行渐远……这是元顺帝最后一次望见大都，也是最后一次登临八达岭长城。元顺帝北逃，标志着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终结。在朱元璋看来，元顺帝能够“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实为明智之举，所以在其死后特意赐给他“顺帝”的尊号。

此后，明代帝王北伐、李自成攻陷北京、清代天子亲征、慈禧太后西逃……接连上演，八达岭都是必经之地。一段集巍峨险峻、秀丽苍翠于一体的长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回忆。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怀柔区境内，山势缓陡，曲直相间，极富立体感，是明朝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此段长城的建筑构造独具特色，不仅敌楼、敌台、墙台、铺房密集，还拥有双面垛口及内、外支城，且东南面有三座敌楼并矗一台的正关台，为长城之罕见；西北面有建在海拔一千多米的“牛犄角边”和建在山峰峭壁上的“箭扣”“鹰飞倒仰”等长城景观，险峻峥嵘，起伏连绵，蔚为壮观。

特别是箭扣一段的长城景观，充分展现了惊、险、奇、特、绝的特点，不仅是北京地区内最险峻、雄奇的长城，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箭扣长城蜿蜒曲折呈“W”状，形如满弓扣箭。关于它的名称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当年修建箭扣长城时，这一段还没有确定的名字。有一天，一位地方官员前来考察长城，发现箭扣长城十分险要、雄伟，而且在群山之中仿佛一个涧口，于是就命名为涧口长城。可是当他回到朝廷以后，又觉得名字有些不妥，就反复思索，忽然想到了“一箭扣双雕”的古话，不觉拍案，将这段长城叫作箭扣长城。

箭扣长城

慕田峪长城历史悠久，就在正关台的东南侧，有一段名为“半截边”的长城，旁边立有一碑，记录了一段传奇的历史。

当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后，向各地发放了修边资金。监修慕田峪长城的官员穆旺十分认真，领到资金后，很快就进行了一番详细规划。他在仔细分析过实地情况以后，觉得有一处山峰地势险要，如果不加以利用，很可能会被犯境的敌人抢占，威胁到长城的防范功效。因此，他认为应该在慕田峪长城的主线之外，于该山峰处加修一段长城，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穆旺认为加修工程的规模很小，算不上需要惊动朝廷的大事，就擅自做主开了工。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却被另一位监修官员拿去做文章，上告到朝廷，说他不遵旨意、妄自独断，有藐视朝廷之嫌。秦始皇获悉此事后，当然不满有人私自更改他既定的长城线路，于是便命人将监修官穆旺就地处斩。穆旺在临死前才知道，自己为朝廷利益所做的决定竟被坏人利用了，内心冤屈，却无法辩解。正午时分，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砍下了穆旺的人头。说来也怪，穆旺被砍杀时本来是跪在地上的，可是人头被砍下以后，无头的穆旺却站起身来。此时，满山的官丁民夫都大呼监修官冤枉。监斩的官员想，或许这位监修官果真是冤死，不然怎么会出这等怪事？于是他便冲着直立的无头尸体说道：“如果穆监修官果真屈死，那就等我回朝廷禀报圣上，在此处为你树碑立传，歌颂你一世功德。”监斩官的话刚刚说完，直立的尸体便倒在地上了。

碑文中的记载或许是传说，不过不管怎样，今天的慕田峪长城正关台东南侧，果真有一段长城从主长城方向岔出，延伸到东南的一个山头上，又戛然止住。这段“半截边”长城修筑得特别精细，居于要地而易守难攻，仿佛在诉说着已经远去的历史。

北齐时期，慕田峪曾筑有长城。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重建。明永乐二年（1404），建慕田峪关。嘉靖二十二年（1543），蒙古朵颜部入侵，围兵于慕田峪长城。经几度鏖战，守备陈舜被杀，慕田峪面临失守危险，幸好总兵王继祖火速增援，最终击退敌军，保卫了京师。隆庆三年，戚继光、谭纶镇守京畿时，又在明初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葺。

慕田峪长城地势险要，素有“危岭雄关”之称，自古便是拱卫北京和皇陵的军事屏障，是我国现存的明代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段落之一。

长城在明代达到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清代却走入营建的终结。

事实上，关于究竟该不该修长城的争论由来已久。

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和“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的诗句，无不是对长城修建之灾的控诉。

明代朝臣陈建则提出了修建长城的五大弊端：“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一也；劳役军民，怨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

尽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一直到明末，修筑长城的举动都未曾停止。然而，当明朝气数已尽时，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却阻挡不了汹涌而来的满洲铁骑。伴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政权统治了中国。在清朝皇帝的眼中，长城的修建则成为值得商榷的话题。

清圣祖康熙皇帝是一个既尊重游牧传统，又崇尚汉传统文化的皇帝，他当然不愿意让长城隔断南方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他视主张“天下一家”的“参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对李世民的一些思想也颇为认同。李世民认为修长城是“重困我民”，曾经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康熙皇帝对李世民的观点很有共鸣，他认为：守国之道，不在修长城，而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众志成城”。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古北口总兵蔡元上疏朝廷，陈述他所管辖的古北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求予以修整。康熙皇帝看过奏折以后，明确表示否定，并御笔亲批：“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

在康熙皇帝看来，他宁可去修筑一座无形的“民心”长城，也不愿“兴工劳役”并“养兵分守”。康熙皇帝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源自多时的思考。康熙皇帝在位时，曾多次巡狩塞外并来往于北京和盛京之间，长城的不少著名的关口，如古北口、居庸关、山海关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的诗篇。每次面对多年失修、渐有破败的长城，康熙皇帝都会有所思考。

正是在思考之后，康熙皇帝表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他还认为，不修长城不是因为不能修，而是因为它无用。以德施于人，使人众志成城，较长城更为坚固。

重民心的康熙皇帝中止了长城修建历史的延续，此后，清代没有一位帝王对长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筑。虽然没有继续修建有形的砖石长城，清朝却在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内，实现了国内安定且又拒敌于边境之外，开创出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康乾盛世”，足以成为后世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协调好民族关系的榜样。在“固国不以山川之险”的思想指引下，明代成为长城修建史的最后一个朝代。

如今，长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工程之一，成为载入史册的一项奇迹。到北京旅游，一定要到长城看一看，感受一下长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