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迹白云观：道教丛林中的中心祖庭

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久负盛名，被称为“道教全真派第一丛林制宫观”。一千二百年前，白云观因唐王朝对道教的重视而得以营建，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有确切历史记载的道教宫观。其后白云观几经荒废，又几经复建、重修，因元代道教真人丘处机被成吉思汗赐居于此，羽化后又被奉祀观中，故而白云观被视为“道教全真三大祖庭”之一。不仅是全真道教的第一丛林，也是北方道教的中心。千余年中，北京城历经朝代变革的战火兵燹，白云观却一直香火延绵，时至今日依旧旺盛。如今，观中香烟缭绕，关于道教兴衰的往事久久流传，还原出一段段已经渐行渐远的神秘传说。

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以黄帝为始祖、老子为道祖、张道陵为教祖，自东汉时期创立以来，一直深深植根于民族沃土之中。道教在唐代因被帝王视为“皇家宗教”而得到极大发展。据文献记载，唐武德三年（620）五月，唐人吉善行在羊角山遇到一位骑坐朱鬛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自称唐天子祖先，他请吉善行转告天子，平定贼乱后，天下一统，可为子子孙孙造就千年基业。这位老叟便是被尊为“太上老君”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闻听吉善行的描述，特意在羊角山为老子立庙供奉，同时广为传播李唐王朝统治者为老子后裔。

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虽见于历史典籍，却如神话一般玄幻。事实上，考虑到唐初的时代背景，出现这样的故事便不足为奇了。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在唐初依旧强大，统治者如果不是出自名门，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正因如此，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提高门第出身，便开始营造传说，牵强附会说自己是“神仙之苗裔”。作为“老子后代”的唐朝皇帝，信奉并推崇道教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儒道释三教中道教位列第一，居于儒教、佛教之上，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

在唐朝道教的极受重视，为白云观的前身天长观的营建带来了契机。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李隆基诏令“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于是玄元皇帝庙得以在时称“幽州”的北京创建。唐玄宗时期，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这样一位功勋卓越的皇帝，难免重视自我，于开元十七年（729）应百官之请，开唐朝先河，将自己的诞辰日八月初五定为全国性节日，取义“千秋万代”，名为“千秋节”。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天宝。天宝七年（748），再取大唐江山“天长地久”之意，将“千秋节”改为“天长节”。这也正是幽州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天长观”的来由。此后，由于皇家对道教的重视，天长观香火繁盛，后经唐宣宗、唐懿宗两个时期的多次修缮，逐渐发展成为唐幽州一带著名的道观。

如果李唐王朝能够延续，或许道教依旧昌盛，白云观也会逐渐发展壮大。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王朝国力日趋衰落，战乱不断。及至天祐四年（907），末代皇帝李柷被逼退位，唐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此后，处在北方幽州的天长观一度被人遗忘，在五代和宋朝的正史中罕见其踪迹。

北京成为金中都以后，由北方重镇一跃成为国家首都，虽荣光显耀，却也成为敌军攻打的重要目标，城中的建筑饱受战火的洗礼。金正隆五年（1160），发生了大规模的契丹人起义。尽管这次起义最终被海陵王镇压，却使当时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受到动摇，甚至在中都城内出现了契丹人的侵扰，使天长观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从金大定七年（1167）至大定十四年（1174），白云观的重建耗时七年。落成之日，“天子暨皇太子，率百执事，欸谒修虔。遂命为道场三日夜以庆成”，并赐名为“十方大天长观”。

十方大天长观规模宏大，殿堂雄伟，画栋雕梁极为壮观。道观中轴线上从前向后排列着虚皇醮坛、玉虚殿、通明殿、延庆殿，延庆殿两侧还各有一座配殿，左为澄神，右为生真。东路系灵音阁、大明殿、五岳殿。西路乃飞玄阁、清辉阁、四渎殿。金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完颜璟又于延庆殿左侧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瑞圣殿，用以奉祀其母的本命之神——丁卯神。此时，十方大天长观内奉祀的尊神由单独的老子发展为三清、玉皇、玄天上帝、虚无上帝和金代特有的长白山兴国灵应王。

然而，天长观在金中都时期似乎难逃命运多舛的魔咒，于金泰和二年（1202）正月不幸毁于火灾，只有老君石像得以幸存。天长观于第二年重修，重修时定名为“太极殿”，后又改名为“太极宫”。

至金朝后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国势颓态渐显深重。特别是曾经臣服于金朝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以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帝国版图不断扩张。随着蒙古国势力逐渐强大，成吉思汗开始将征战的矛头对准了走向衰落的金国。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蒙金战争。蒙古人的军队骁勇善战，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所向披靡。金贞祐二年（1214）三月，成吉思汗大军兵临中都城下，虽一时无法攻下，却迫使金国献上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讲和后退出居庸关。

对于金朝的皇帝来讲，强者为王，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令金人心生畏惧，眼看大势已去，只好选择避其锋芒。于是，金宣宗完颜珣在蒙古铁骑退去后不久就决定迁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有金一代，历九帝，前后一百二十年，竟然两次迁都。不过，迁都汴京已与当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截然不同，金王朝不再是生机勃勃，而是走向落寞与凄凉。失去了首都地位的金中都，面对的不仅是远离王国皇家的无奈，更主要的是将要饱受战火兵燹的摧残。此时的太极宫虽在原地，却鲜见信徒踪影，逐渐荒废。

有时候，历史的轮回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因为成吉思汗，太极宫在蒙金战争中走向落寞；也是因为成吉思汗，太极宫又得以涅槃重生，获得新生。

金兴定三年（1219）冬，成吉思汗指挥大军西征，途中闻听随行的中原人描述全真道掌教人、道教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道德高深，并对世事多能未卜先知，便派出近臣刘仲禄担任使者专程相邀。事实上，作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同样深受金朝及南宋统治者的敬重。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应金世宗完颜雍之召赴中都，奉旨塑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全真道遇仙派创立者马丹阳像于官庵，主持了庆祝皇帝诞辰的节日“万春节”上的醮事，向金世宗作“持盈守成”的告诫。金明昌元年，金章宗完颜璟以“惑众乱民”为名，下诏禁罢全真道等，丘处机随即在故里山东登州栖霞，将旧宅拓建为滨都宫（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金泰和三年（1203），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此后执掌时间长达二十四年，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其间，金、蒙、南宋三势鼎立，天下处于战乱纷争之中。对于各方势力的当权者而言，能得到道教名士丘处机的指点，或许可为一统天下指明方向。为此，金兴定三年，南宋及金廷先后派遣使者前来召请，但丘处机均未应命。然而，面对成吉思汗的使者时，丘处机却并未拒绝，说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

第二年正月，丘处机即带上十八位弟子从山东莱州出发，历时三年，行程万余里，于金元光元年（1222）初夏抵达西域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面见了成吉思汗。据《元史·释老志》记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对于七十四岁高龄道长的劝喻，成吉思汗深为信服，尊丘处机为“神仙”。在他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下令“止杀”。金正大元年（1224），丘处机请准东归，成吉思汗特意赐以虎符、玺书，赐居燕京太极宫，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并诏免道院和道人一切赋税差役。太极宫因为丘处机的到来而迎来了大修的契机，面貌焕然一新，恢复了昔日十方大天长观的气势。居于太极宫的丘处机心存大爱，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多达三万余人，还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为北方道教最大派别。太极宫则成为北方道教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于太极宫开坛讲戒，学徒云集，声誉亦登峰造极。(www.xing528.com)

金正大四年（1227）五月，成吉思汗下旨为太极宫更名，取丘处机道号为观名，是为“长春宫”。两个月后，八十岁高龄的丘处机羽化于长春宫内。元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诏赠丘处机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至大二年（1309），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丘处机羽化后，其遗蜕初厝葆光堂。不久后，其弟子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营建一座道院，据《庄子·天地篇》中“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说，取名“白云观”，作为长春宫藏物之所。第二年春天，丘处机遗蜕迁葬于白云观中，墓上修建享堂，定名为处顺堂。金元时期作家陈时可在《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中，记述了丘处机葬礼时的盛况：“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粮来助，凡四月成其堂，制度雄丽，榜之日处顺。既祥，奉仙骨以葬……大备其礼，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

丘处机曾多年隐居陇州龙门山修道，因此人们称其开创的道派为龙门派。丘处机遗蜕葬于白云观中，此观自然被认为“全真龙门派祖庭”。玄门流裔，尤其是龙门派道士们经常前来朝拜，使白云观在道教官观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诸山道士们所公认的“全真道教第一丛林”和北方道教的中心。数百年来香火不断，住观道士常常多达数百人，称得上是“玄风流衍，代有名人”。

可以说，无论是长春宫还是白云观，都在元朝呈现了道教的鼎盛。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作为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用强悍的武力夺取天下之后，他们一直努力治理这个国家。然而，元朝统治者依旧无法阻挡王朝更迭的进程，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朝大将徐达攻陷大都城，此时的长春宫已在连年战乱中日渐衰落。

明初，朱棣想重建长春宫，然而，当时长春宫毁坏十分严重，已难以勘明旧址，因此只好对近在咫尺的白云观进行了修葺扩建。此后，白云观又几经修缮与增建。明宣德三年（1428），太监刘顺出资创建三清殿。明正统八年，明英宗朱祁镇正式赐“白云观”匾额，上书“敕建白云观”。为防火灾，此匾为生铁铸造，留存至今。至明万历四年（1576），白云观先后增建了玉皇殿、方丈道舍、厨库钵堂、四帅殿、延庆殿、钟鼓二楼、山门和长生、施斋两堂等。

丘祖殿

可以说，明代的白云观虽几经修缮、增建，但与昔日的辉煌相比，仍显得平淡沉寂。进入清代，由于清朝的满洲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他们对道教缺乏信仰与了解，只是在入关以后出于对儒学治国的重视以及笼络汉人的需要，才对道教予以保护，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不过，道教全真龙门派却在清初出现了中兴景象。

清军入关以后，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此种形势之下，全真教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从隐居的嵩山北上京师，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挂单于北京白云观，被道众推举为方丈。清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钦命王常月“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可以说，全真教在为当政者稳定时局的同时，也获得了极大发展。

清康熙元年（1662），在方丈王常月的主持下，白云观得到大规模修整、扩建。《白云观志稿》中有着详细的记载：“王常月方丈以观宇颓败，请帑重建。就明内官刘顺所建三清大殿重葺为二层阁楼，上层奉三清，下层奉玉皇，阁左右增二楼，东曰藏经阁，西曰朝天楼，接以东西客堂并东厨西库……三清阁之前处顺堂，兹加修缮，额曰贞寂堂。再前七贞翕光之堂，以奉七贞，盖移李得晟所增塑仙像六躯于此，中座丘祖之像所固有者也。再前为玉历长春之殿，旁建配殿，西曰儒仙，以奉讷庵张本，东曰丰真，以奉张三丰。更前置四帅殿，今之灵官殿也。其前为石梁，即甘河桥，溯重阳甘河迂仙，全真所以开道也。”这一次规模宏大的修建奠定了今日白云观的规模。

清乾隆二十一年，白云观再次进行修缮。此后，乾隆皇帝两次亲临白云观观礼。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四记载：“白云观，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奉敕重修，殿内恭悬圣祖御书额曰：驻景长生。七真殿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琅简真庭。皇上御书额曰：葆素含元。玉皇阁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紫虚真气。皇上御书额曰：得一以清。……丘真人殿木钵一，乃刳木瘿为之，上广下狭，可容五斗，内涂以金，恭刻皇上御制诗其中，石座承之，绕以朱栏。殿柱恭悬皇上御书联云：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白云观中的主要道教活动是传戒。传戒仪式既复杂又隆重，耗时久长，早期达一百天，后来减少到五十三天，而传戒人数有时多达六七百人。仅仅从清初至民国初期这近三百年间，受戒的道士就达万名以上。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是在1927年，受戒人数为三百四十九名。清晚期至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政局混乱，政府无暇自顾，更无力修复和保护各处古建筑遗址，白云观遂走向衰败。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云观获得新生。国家先后于1956年、1981年、2000年出资修葺了白云观，极大地保护了清朝时期道观建筑的风貌，重现道教第一丛林的非凡气象，香火日益兴盛。现在的白云观不仅是道士们的修行之所，也是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等全国性道教组织、院校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机构的所在地。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之一，也作为北京现存历史最久、保存最完好的道观之一，白云观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蕴藏着千余年来道教的兴衰与衍化，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朝拜者与参观者，续写着往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