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皇朝往事与珍贵历史

北京的孔庙是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始建于元代。不仅是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主兴文脉的圣地，也是众多志在功名的读书人顶礼膜拜的殿堂。经历了七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和王朝更迭，孔庙浓缩的儒家文化精髓未曾改变。它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也见证了文化的流传与发展。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虽然流芳后世，被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但有生之年在政治上并不得意，只能投身于教育，四处讲学，历尽了艰辛。鲁哀公十七年（前478），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旧宅三间辟为祭祀他的场所，“岁时奉祀”，创立了最早的孔庙。

虽然有了孔庙，但最初祭祀活动仅是孔子后裔举行的家祭，而公众祭孔活动则始于汉代。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二月，刘邦从沛县回京师长安，路过曲阜时特意到孔庙祭孔。他成为第一位祭祀孔子的帝王，也从此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河。

在皇帝们的眼中，儒家的思想对统治天下、维护皇权十分有用，于是自汉代就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满足了皇帝们进行思想统治的目的，所以，在作为皇城国都的北京城，兴建一座孔庙便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被汉人尊为“儒教大宗师”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定都北京后，自然不会忽视对汉族封建贵族和士大夫的笼络。早在规划北京城的建设时，他就出于加强思想统治的考虑，下令沿袭历代旧典，建立“宣圣庙”用于祭祀孔子。据《元史·哈剌哈孙传》载：“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孔庙与国子学同处一址，一左一右，正符合“左庙右学”的古代规制。

然而，孔庙始建却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元代名为“大都”的北京城，修建规划十分宏伟壮观。当时主持大都设计的太保刘秉忠，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设计，使大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自然，这样的浩大工程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从1267年开始修建到1285年宣告完工，历时十八年之久。

建成之后的元大都宫殿巍峨、规模宏大，也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但此时的元大都并未将构想中的孔庙变为现实，直到元大德六年，才在元成宗铁穆耳的主持下，开始了孔庙最初的营建。大德十年，孔庙建成，院落共有三进，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包括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等。据《元史》记载：“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尊号在历代不断被加封。北京孔庙建成后第二年，即元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铁穆耳特诏命孔子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增添了孔庙的荣光，祭祀的礼仪规制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道“加号诏书”后来被刻成石碑，立在了孔庙之内。

大成门

孔庙内还陈列有十面石鼓，被誉为“中国第一石刻”。它们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美誉，便在于这些旷世文物的历史价值。石鼓出自公元前的东周秦国，镌刻着有“篆书之祖”称谓的石鼓文。十面鼓记录了十首表现周宣王游猎的四言诗。只因石鼓在唐代初年出土于陈仓（今陕西宝鸡），所以又有“陈仓十碣”之称。

北宋年间，先秦石鼓被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移至凤翔府学。宋大观年间，爱好金石的宋徽宗将石鼓收藏于东京宫中的稽古阁，为防止石鼓遭拓印，他竟然命人以黄金充填字间。宋靖康二年（1127），入侵中原的金兵攻入了东京。战乱之中，石鼓也被金人掠到了后来成为金中都的燕京。但是，金人并未意识到这十面石鼓的价值，而是把它们弃于燕京荒郊。元大德十一年，朝臣虞集偶然发现了被金军丢弃的十面先秦石鼓，如获至宝。他就地运来清水将石鼓清洗干净，仔细看后越发欢喜，只可惜无法挪动这些石鼓，所以暂时就地保存。五年之后的皇庆元年（1312），虞集调任国子监，于是他求助于兵部，由军队将石鼓运到了孔庙大成门，左右各放五面，此后便一直存放于此处。抗战时期因怕石鼓被日本人掠走，因而曾一度把石鼓运往南方，辗转万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运回北京。不过，回到北京的先秦石鼓从此再没有被放入孔庙，而是被当作历史文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如今，游人仍可以在孔庙内看到石鼓，只不过它们已不是先秦石鼓，而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仿造的十面石鼓。当时，乾隆皇帝见先秦石鼓多已残损，他又十分迷恋一鼓一诗中所记录的吾车、田车、栾车、马荐、汧殹、乍原、吴人、而师、灵雨、吾水等古人“猎碣”十景，于是便命工匠专门仿刻了十尊新鼓。新石鼓与先秦石鼓虽略有差异，却也十分珍贵，被称为“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

元至顺二年（1331），元明宗下诏准孔庙使用宫城规制。自此，孔庙可以如皇宫一样，在四隅建起角楼。不过，孔庙在元代的辉煌却因为朝代更迭而走向黯淡。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者祭孔的热情早已被连绵的战事搅得烟消云散，由皇帝钦定的祭孔大典的礼仪章程也渐渐被废弃。至此，孔庙慢慢被荒废，连作为祭祀主殿的大成殿也毁于战火。

当明成祖朱棣决定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的时候，孔庙注定要重新走向辉煌。

明永乐九年（1411），当紫禁城的修建工程还在夜以继日地紧张推进时，在战火中受到破坏的孔庙被纳入了修缮的范围，祭孔之地得以重见世人。明宣德四年（1429），孔庙又扩建了大成殿。

不过，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的修缮才是孔庙在明朝时期最大的一次修整工程。当时，吏部主事李贤直言上疏，认为国家建都北京以来，佛寺经常修建，但孔庙、太学却日渐荒废，建议用一部分修建佛寺的经费来修缮孔庙、太学。李贤的奏折得到了明英宗的认可，于是明廷当年就拨款对孔庙进行了一次大修。

明正统九年（1444），明英宗来到修缮后的孔庙和太学视察，并发布了一道《御制重建太学之碑》诏书以为纪念。诏书后被刻于巨石之上，以螭首龟趺的形式建碑，设置绿色琉璃瓦顶的御碑亭予以保护。

明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上书皇帝提了三条建议：其一，孔庙中孔子及四配供奉在正殿，其上五代先人及四配的父母却供奉在两庑，圣人在九泉下于心何忍？不符合情理。应在大成殿北重新建殿，供奉孔子的上五代先人和四配父母。其二，孔子出生已有一千余年，究竟相貌如何，并没有定论，加之中国的孔庙众多，一人千像，无法统一，而且塑像易损坏，不利延续，所以建议大殿内祭祀的孔子正位改用木牌位。其三，孔子不是“王”，应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

于是，嘉靖皇帝采纳了张璁的三条建议，为祭祀孔子五代先祖及四配，在孔庙内增建了崇圣祠。崇圣祠由崇圣门、崇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崇圣殿为五间七檩硬山式建筑，殿前向前延伸建有月台，月台正面及两侧连接垂带踏步各十级。殿内是供奉先人牌位的场所，不仅奉祀了孔子五代祖先，还供奉有颜回、孔伋、曾参、孟轲四位先哲之父。崇圣殿的东西两侧为配殿，建于砖石基座上，均为三间五檩单檐悬山顶建筑，殿内分别奉祀程颐、程颢、张载、蔡沈、周敦颐、朱熹六位先儒之父的牌位。

可以说，明代的北京孔庙规制与元代大致相同，内部结构和功能设置也基本一致，但在元代基础上进一步加以丰富。孔庙内的进士碑林就是起源于元代，丰富于明代，而后又延续至清代的。直到中国科举制度废止，碑林中已矗立起石碑一百九十八座，题刻着元、明、清三个朝代约六百年间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录取名次，见证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兴与衰。

进士碑林的第一座题名碑，立于1315年。那一年，元仁宗首次开科取士，将五十六名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题刻于石碑上，立在孔庙院中，开创先河。孔庙中立起的元代题名碑总共是九座，但到了明代，其中六座题名碑竟被磨去了字迹，改刻为明朝进士题名碑，所以孔庙中留存后世的元代题名碑仅有三座。加上明代进士题名碑七十七座和清代进士题名碑一百一十八座，总共是一百九十八座。

进士碑林的最后一座进士题名碑，为1904年的新科进士而立。说起来，这座碑的出现经历了两个意外。

第一个意外指的是，这一年本没有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只是因为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才破例增加了一次考试，被称为“恩科”，意为皇朝开恩多给文人们一次登科的机会。在考试的初试阶段，共产生贡士二百七十三名。如无意外，这些贡士们在参加殿试后，均能获得进士，差别只是在名次上，其中唯有三人能名列一甲前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进士名单很快呈报给宫廷，慈禧太后见第一名谭延闿是湖南人，顿时联想起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戊戌变法”中，一个名叫谭嗣同的领头人就是湖南人，内心当然不快，于是便将谭延闿降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慈禧太后再看名单中的第二名叫朱汝珍，既与明朝皇帝同姓，又沾了珍妃的“珍”字，自然也反感这个名字，于是也不准他当状元，只让他当了榜眼。当她看到第三名刘春霖的名字时，慈禧太后一阵欣喜，觉得他名字中的“霖”字有雨水之意，当时正逢春旱，又值甲辰龙年，渴龙得雨水，属于大吉大利之事，所以她最终决定由刘春霖当选这次恩科考试的状元。

第二个意外指的是，这些进士们究竟是该为当上了进士而喜，还是该为当时的时事而悲？原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废止科举制度的上谕，标志着自隋朝开始在中国沿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由于科举制被废止，在前一年参加最后一科考试的进士题名碑刻立一事也被搁置，无人问津。新科进士们遭遇了冰火两重天，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取了功名却成为末代进士，一时所有人无法接受，却又无可奈何。进士们只好自行集资，在孔庙内立起了历史上最后一座进士题名碑。

从第一座碑的无限荣耀，到最后一座碑的无奈，众多石碑记录了跌宕起伏的科举考试史。或许进士们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喜悦中时，无法想到日后科举制度的终结，我们从题名碑中却可以感受到往昔进士的荣耀与辉煌。许多进士已成为历史名人而永留史册，如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明朝指挥北京保卫战的于谦、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清代政治家纪晓岚、清代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清代书法家翁同龢、清道光年间查禁鸦片的林则徐与邓廷桢、清北洋水师的创建者李鸿章、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末代进士沈钧儒等。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www.xing528.com)

尊孔重儒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渴望出仕为官的古代莘莘学子都将孔庙视为精神寄托，然而，能够在封建科举考试中状元及第，有时也并非全靠学识，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明崇祯皇帝即位后，面对已近黄昏的江山，他心怀抱负，渴望有所作为。崇祯元年，皇帝即开科取士。殿试后，阅卷大臣精心挑选了前三十六名进士的卷子，呈给崇祯皇帝审定。事实上，崇祯皇帝对自己选择贤才的能力并不自信，相传，他焚香祷告上天，请求上天赐给真才。随后，崇祯皇帝将三十六名进士的名字抄在纸上，做成阄儿，放入罐内，再用金筷子去夹。结果他夹了三次，都是刘若宰，因此就定了刘若宰为当年的状元。

还有一位状元是因名字及第的。清乾隆五十四年科举开考时，乾隆皇帝已经是七十九岁高龄了。年龄问题已经成为乾隆皇帝挥之不去的心理负担。殿试后，阅卷大臣将前十名的卷子呈送皇帝审定。当乾隆皇帝看到第十名时，见此人名叫胡长龄，不免心中一动。“长龄”两字，不正是乾隆皇帝所希望的吗？此人此时出现，是上天暗示自己长命百岁吗？于是乾隆皇帝大笔一挥，钦点胡长龄为状元。以名字取状元，堪为千古笑谈，除了状元本身的才能，一定有运气成分在作怪。

从明代到清代，孔庙一直深受皇恩笼罩，在清代更是步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清顺治、乾隆、光绪时期，孔庙经历了几次修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大修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

这一年，乾隆皇帝下诏重修孔庙。首先，为先师门增加“先师庙”匾额，将原称“庙门”的二门改名为“大成门”，将原称“先师庙”的正殿改名为“大成殿”。随后，将原位于大成殿月台外东南方明英宗题写的“新建太学之碑”及其碑亭移至大成门外东南角。以先师门至大成门一线为对称轴，在与之对称的位置设置“敕修文庙碑”并采用仿明代建筑的技法修建碑亭，凸显出先师门到大成门的中心轴线。

这次大修带来的最大变化，则是在孔庙的建筑规格上。明代的孔庙是国子监的礼制性建筑，因此祭祀孔子的活动很少有皇帝参加。至清代，祭祀孔子的主祭者除了“有司”之外还增加了皇帝。为了与皇帝的地位相匹配，乾隆下诏，将孔庙建筑的屋顶琉璃瓦更换为黄色。于是，除了祭祀孔子先祖和四配的崇圣祠仍保留绿色琉璃瓦外，孔庙建筑皆为红墙黄瓦，建筑规制提升到了清廷皇家建筑的最高规格。

几经修葺的孔庙光彩四溢，而真正的光彩却来自皇恩。就在孔庙的大成殿，留存有清代多位皇帝亲书的匾额，成为孔庙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这些匾额文才厚重，既表现出了清代帝王的才学，也显现了皇帝对孔子的尊崇。

康熙皇帝是第一位为孔庙题匾的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康熙皇帝，在历经撤藩平乱、统一台湾之后，越发雄心勃勃。此时，临孔庙、祭拜孔子、题匾，无不透露出他的意气风发。康熙皇帝为孔庙御笔题写“万世师表”四字，既借鉴了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老子“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的描述，也参考了《论语·为政》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说法，意在表彰孔子是千秋万世的表率。

大成殿

孔子是否为万世表率暂且不论，康熙皇帝却首先为清朝皇室的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榜样，以致清朝的十二个皇帝中，最终竟有九人曾为孔子题匾，匾额永留孔庙之中。

雍正皇帝于雍正三年御笔题书的“生民未有”，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孟子·公孙丑》也有表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匾文意为：自有生民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像孔子一样的圣贤。雍正皇帝题匾后，诏令全国文庙大成殿予以悬挂，以昭示后人铭记孔子在创立儒家文化中的至尊地位。

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年御笔题书“与天地参”，取义于《中庸》中“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熹曾注：“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有相关论述：“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如此看来，匾文寓意十分明显，为的就是赞誉孔子的德行与天地并列，值得后人参拜。

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御笔题书“圣集大成”。《孟子·万章下》中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即位后即亲临孔庙拜谒孔子的嘉庆皇帝写下此四字，赞誉孔子为集大成者，集众家之长，创立新的思想体系。

道光皇帝于道光元年（1821）御笔题书的“圣协时中”四字，意思出自《中庸》之“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注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圣协时中”赞扬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虽为圣贤，仍能顺应时势。

咸丰皇帝于咸丰元年（1851）御笔题书的“德齐帱载”，源自《中庸》中“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描述，形容孔子的德行丰富包容，完美无缺。

同治皇帝于同治元年（1862）御笔题书了“圣神天纵”，不仅借鉴了《孟子·尽心下》中“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说法，还参考了《论语·子罕》中的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同治皇帝取以上典故，赞誉孔子为上天派来的圣神。

光绪皇帝于光绪元年（1875）御笔题书的“斯文在兹”，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在兹”意在赞誉孔子为天下文化之源。

末代皇帝溥仪题书的“中和位育”，取义《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描述。“中和位育”实为一种治世理念，追求中和，则天地和谐，世间万物焕发生机。

九方皇帝亲书的匾额，构成了一道优雅的风景线。木制的匾额长约六米、宽二点五米，每字一米见方，金字书写，四周雕有群龙戏珠图案，尽显皇家气派。这些匾额的内容无不是对孔子的赞美之词，表明的是清代对儒学的崇尚。

有清一代，无论是皇帝临雍、祭酒上任，还是监生入学、学成为官，都要到孔庙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除此之外，顺治二年（1645）定制，孔庙于每年阴历二月（仲春）、八月（仲秋）举行祭孔之礼。因均在仲月第一个丁日，故名“丁祭”，也称“祭丁”。

举行丁祭之前，先行宰杀牲畜，将烹好的整只猪、牛、羊供于供桌上，称为“太牢三牲”。另用礼器盛装瓜、果、菜、蔬、鱼、肉、稻、谷等食物，同样供于桌上。祭孔典礼之时，钟鼓齐鸣，由主祭官、陪祀官、分献官和司礼人员（通赞、引赞、鸣赞、读祝生及乐舞生）组成的参祭队伍列于大成殿前，按照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大步骤，完成祭孔之礼。孔子生前最讲礼制，而乐舞是礼制的象征符号，因此乐舞伴随着整个祭孔过程。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严明，在祭孔过程中也可窥见一斑。按照清代定制，身为主祭官的皇帝可以进入大成殿内祭拜孔子，而亲王和大臣只能分别于月台与月台下的广场向殿内孔子灵位遥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对孔庙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是孔庙在封建帝制结束前最后一次享受皇朝的恩泽。此时，光绪皇帝已将祭孔礼提升为“大祀”，即帝王之礼。此次孔庙的改建工程也反映出这一改变：祭祀主殿大成殿由七间扩建为九间，进深五间，重檐红墙黄瓦，殿前月台三出陛，宏大的规制几乎可与故宫太和殿相媲美。

然而，五年之后的1911年，清王朝便走向了末路。当封建帝制终结的时候，孔庙的建设工程仍未完工，不过，这项工程并未因此中止，而是断断续续延续到1916年才正式完结，前后约十年。改建后的孔庙气势较以往更胜一筹，然而此时已非皇朝，末代皇帝也无法再以皇帝的身份祭孔拜谒了。

新中国成立后，孔庙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如今，北京孔庙的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建筑群占地面积约为二万二千平方米，其中古建筑面积达七千四百平方米，房屋达二百八十六间。孔庙建筑群布局疏朗，前后共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依次是影壁、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崇圣祠，轴线两侧则以配殿廊庑为辅，建有碑亭、宰牲亭、井亭、神厨、致斋所、神库，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通。徜徉在古柏参天、石碑林立、崇基高堂的孔庙里，触摸到的是历史和文化的脉搏，在宁静淡泊中感受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