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学国子监：北京古代最高学府-《北京古迹史话》

尊师重教的思想自上古时代就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帝王，而正是因为有了帝王的重视，中国才一度成为世界上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个朝代中央政府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因为书写了皇家培养国家栋梁的教育历史而变得非比寻常。即使在七百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我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在汉代被称为“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唐代始称“国子监”。唐贞观五年（631）、龙朔二年（662），朝廷先后在西京（今西安）、东都（今洛阳）建国子监。此后，国子监的名称便被沿用下来。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却和金朝有着一定的渊源。

1125年，北京地区被纳入金的势力范围以后，虽然燕京还未成为首都，但还是受到了金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将作为最高国务机关的中书省与枢密院迁到了燕京。金于1153年迁都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但仅仅过去六十几年，金中都便被蒙古军队攻陷，随着元统一中国，这里再次成为首都，元朝统治者将“中都”改为了“大都”。

1234年，元灭金。当元太宗窝阔台还在战场上为统一中国不遗余力的时候，朝中重臣王檝便呈上了文书，建议在金代枢密院的旧址基础上设立国子学。窝阔台心中思考的唯有疆场上的厮杀，哪里顾得上办学之事？！尽管如此，他还是批准了王檝的奏折，下发诏书任命全真道人冯志亨为国学总教习，着手国子学的创办事宜。元太宗的这封诏书里夹杂着汉文和蒙古文，看似不够严肃，但事实上，这份诏书却成为最初在北京设立中央官学的萌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子学的建立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元至元四年营建元大都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才根据“左庙右学”的礼制规划了孔庙和国子监的所在地，在大都东城崇仁门（今东直门）内建设国子学，并于至元八年任命著名学者许衡为集贤院大学士、国子祭酒。

尽管有了规划，国子学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才宣告建成，历时二十年。据《元史·选举志》记载：“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当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被选为首批生徒。作为国子学的实际管理者，六十二岁高龄的国子祭酒许衡，虽然有恙在身，仍坚持亲自教学，甚至为了能够更加专心，他谢绝宾客到访，并将家事托付给了儿子。许衡以儒学六艺教育蒙古子弟，在他看来，这批前来求学的贵族子弟都是可造之才，如能加以引领，必将对国家有益，因此，“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即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日后，许衡的这批学生中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成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

随后，元设置国子监，属集贤院，掌国子学的教令，设最高管理者祭酒和辅佐祭酒办理各种事务的司业两个领导职务，教学和教育管理的职责全部归于此。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在国子学基础上进行的国子监建设工程正式开工。但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元成宗铁穆耳去世，还没有完工。至大元年（1308），新皇帝武宗的弟弟开始关注这项工程的进度，并主动请命督办。于是，就在当年，北京国子监终于建成。如果从至元四年规划时算起，至国子监的最终建成，历经了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依次统治的三个朝代，长达四十一年之久。不过，虽然耗时较长，这却是一项泽被后世的工程。从此，这里成为封建统治者培养科举人才和各级官僚的“皇家大学”。

有元一代，朝廷在教育上多有创新，将集贤院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并在元大都设立国子监、国子学。同时，为表示与汉人﹑南人有别，又另建有蒙古国子监、国子学和回族国子监、国子学。只不过，这两处设置并不纳入集贤院管理。

元代经学家、教育家吴澄记载了元代国子监的规模：“国学中之堂，为监，前以公聚，后以燕处，旁有东西夹，夹之东西各一堂，以居博士。东堂之东，西堂之西，有室。东室之东，西室之西，有库。库之前为六馆，东西向，以居弟子员。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以属于门。屋四周，通百间。”

从元代到明代，经历了王朝更替的国子监也在政治风雨中感受着地位的变化。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参加起义军反抗元末暴政的朱元璋还未称帝，便于集庆路（今南京）设立国子学。明洪武元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当年八月，明军占领元大都，将其改称北平府，大都城内的元朝国子监也随之改为北平府学。明洪武十五年（1382），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可见，此时的北京国子监已失去了元朝时期的地位，被降为一个普通的区域府学。

不过，历史的神奇就在于它的变化莫测与轮回反复，曾经是元朝都城的北平因为明燕王朱棣的出现，得以重现作为一国之都的辉煌。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成功夺取帝位，次年改年号为永乐。此前一直驻守北平近二十年的朱棣对北平充满深情，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第二年，又在元朝国子监的基址上设立了行部国子监。

明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将北京改称京师，原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即“南监”；北京行部国子监改称“京师国子监”，即“北监”，设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成为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此后，在永乐皇帝朱棣的关心下，北京国子监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拆掉崇文阁，重建彝伦堂。新建后的彝伦堂建筑形式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七间，后带抱厦三间，总面积六百多平方米，是国子监里最大的厅堂式建筑。这里是皇帝在国子监内视学的地方，日后被改为监内的藏书处。皇帝每到国子监视学，都会在彝伦堂正中设置宝座，使监生有幸与皇帝一道聆听授学。

国子监的教育极为严格，这一点，可以从集贤门掖门下东侧所立的“五朝上谕碑”上窥见一斑。碑的上端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对监生的敕谕：“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文字虽然粗鲁直白，甚至直白得令人发笑，但从中可以看出，从朱元璋开始，就已经对国子监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和要求了。

或许正是因为国子监的威严，所以无论是老师或是监生，都不能出半点差错。明正统六年（1441），朝臣李时勉被委任为国子监祭酒。走马上任后的李时勉充满抱负，使国子监越发兴盛。不过，因为遇到了小人的陷害，李时勉险些丧命。原来，在朝廷呼风唤雨的大太监王振有一次来国子监视察，没想到李时勉不卑不亢，不搞迎送也不摆宴席款待。王振感到伤了自己的颜面，便怀恨在心。不久之后，因彝伦堂露台前面的槐树枝叶繁茂，树枝伸展到露台之上，妨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李时勉便命人砍了十二个树杈。没想到的是，王振知晓了此事，便以“擅伐官树”的罪名奏请英宗朱祁镇处罚李时勉。当时宦官专权，皇帝对王振言听计从，自然应允了他的奏折，下令罚李时勉戴枷立于国子监前三日。此时的李时勉年近七旬且体弱多病，如果当真戴枷示众三日，很可能性命不保。幸好，千余名监生自发集合到皇宫前为李时勉跪求赦免。国子监培养的都是国家栋梁之材，监生们的请愿自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获知此事的英宗才赦免了李时勉。此事虽是小插曲，但足以说明国子监在相关事件中的敏感性，也说明了这里作为中央官学所具有的特殊影响。

国子监教授的内容以儒学为主，还曾设有算术、书法、律令、礼仪、习射、音乐等教学科目。后来逐渐得到调整，废弃了部分科目。

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教育科目上的调整自有它的道理。《明史·职官志二》载，朱元璋曾言：“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卿夙学耆德，故特命为祭酒，尚体朕立教之意，俾诸生有成，士习丕变，国家其有赖焉。”国子监在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定国理政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所中央官学走出的许多监生日后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便是最好的佐证。从永乐四年到万历三年（1575），在明廷举办的五十七届科举殿试中，有二十五届从监生考中进士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在成化二十三年，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甚至还在成化二十年（1484）、弘治十二年（1499）、正德三年（1508）三次出现过“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由国子监监生包揽的盛况。

可以说，明朝初期是国子监最为兴盛的一段时间。永乐七年（1409），南京国子监有监生近两千人，至迁都北京前一年的永乐十八年，已骤然增至五千余人。到天顺六年（1462），北京国子监监生达到了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如果加上南京国子监，在监监生已经在成化元年（1465）达到近两万人。此后，监生的人数便急剧下降，由嘉靖至万历前期，北京国子监的监生只有五六百人，个别年份三百余人。

清政府统治中国以后，仍将北京作为首都，并沿用明代旧址继续开设国子监。

清代的国子监是总管全国各类官学的最高机构，具有教育、管理在监诸生，祭祀孔子，皇帝举行临雍与释奠礼时为皇帝讲经和主办新进士释褐礼的四项职能，同时，管理监外的八旗官学、算学和俄罗斯学，并在每次乡试前组织愿意参加顺天乡试的全国贡生、监生和在京小官以及高官子弟的录科考试（预考），录科后还要对合格者进行模拟科举考试训练。而机构设置则紧紧围绕着管理和教学而设立，“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典籍厅”四厅为办事机构，六堂、八旗官学、算学、琉球学、俄罗斯学为教育场所。

事实上，清代国子监的教育重点已经逐步转向科举考试，成为专门的科举训练机构。这个时期，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学习“二十一史”或“十三经”。

提起“十三经”，国子监内便有石碑一百八十九座，加上“御制告成碑”共一百九十座。这些石碑上的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共计十三部。(www.xing528.com)

石碑的出现颇为曲折。清雍正年间，江苏金坛贡生蒋衡游历西安时，见到唐代“开成石经”上众手杂书，引以为憾，便发愤自书一部“十三经”。自雍正四年（1726）开始到乾隆二年完成，历时十二年，全部经稿共约六十三万字，都出自他一人手笔，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当时的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得到后将其视为珍宝，于乾隆五年（1740）转献朝廷，被收藏于大成懋勤殿。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命朝臣和珅、王杰为主管，彭元瑞、刘墉为副职，负责考订蒋书“十三经”，并动工刻石。彭元瑞以宋元善本“十三经”校订蒋衡手书经稿，并把俗体字均改为古体字，同时考证经文同异，使经文更加完善规范，古意大增，深受乾隆赞赏。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刻成，立于国子监，成为国子监的教学样本。

这部石经，因刻于乾隆年间，故又称“乾隆石经”，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一部完整的“十三经”刻石，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清代的监生们虽为科举制度而投身国子监，却能在这里感受厚重的古代文化。

不过，“十三经”真的受到学子们的青睐吗？

乾隆初年，国子监仿照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学法将教育分为经义、治事，据《钦定大清会典·国子监》记载：“凡成均之教，分经义、治事以教诸生。经义以御纂经说为宗，旁及诸家；治事若兵、刑、天官、河渠、乐律之类，各名一家，皆综其源流，详其得失。”然而，监生们虽身在国子监，但教官并不对他们进行系统教授，主要靠他们自学。

顺治元年，国子监设满、汉祭酒各一名，满、汉、蒙古司业共四名，其中满族人二名。因国子监隶属太常寺，祭酒兼太常寺少卿，司业兼太常寺丞。康熙二年（1663），国子监划归礼部，康熙十年（1671）又将国子监从礼部分离出来。雍正三年，皇帝“特命康亲王、果郡王领监事”，特派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兼任“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又称“兼管国子监事大臣”，也称“总理监事大臣”。国子监主管官员是祭酒，而管理监事大臣是国子监的最高负责人，总理国子监一切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使国子监脱离了礼部的管理，增加了办学自主权，加强了皇帝对最高学府的直接控制。至乾隆年间，国子监彝伦堂前添建了辟雍，使规制更加完备。

辟雍，古制中称为“天子之学”，最早是西周天子所设的礼制之所。建筑布局外圆内方为“璧”，四周围以水池为“雍”，以筑台圜水的园林环境进行命名，因此也作“璧雍”，象征了天子教化的圆满无缺。汉代《辟雍赋》、北魏《水经注》、宋时《诗总闻》、元代《送贾彦临训导霍邱》等历代典籍、诗篇中都曾提及辟雍，佐证了辟雍在历代多有存在。

乾隆三十三年（1768），御史曹学闵上疏乾隆皇帝，建议仿古制在国子监内复建辟雍。一石激起千层浪，曹学闵的奏折引发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特别是礼部官员，反对意见尤为强烈，认为复建辟雍不必遵循古制，并引经据典，证明当时“引水旋邱”是为防止观者拥挤，现今并无必要。这种意见与乾隆皇帝向往的辟雍形制相去甚远，于是，建设辟雍的想法由此搁浅。不过，曹学闵的建议却令乾隆皇帝印象深刻，他看到繁华盛世，认为皇帝能够在宏伟壮观的辟雍讲学，体现的才是真正的皇权至高无上，而且，只有建了辟雍，才能使都城的建制变得完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乾隆皇帝于四十八年（1783）二月下旨称：“国学为人文荟萃之地，规制宜隆，辟雍之立，元、明以来典尚阙如，应增建以臻完备。”于是，在乾隆皇帝决定在国子监中心建立辟雍以后，朝廷很快便组成了以工部尚书刘墉为主的督修机构，准备择良辰吉日开工。

辟雍

不久之后，刘墉向乾隆皇帝呈交了辟雍的设计图纸。但乾隆皇帝看过之后却有些不悦，因为拟建的辟雍，不仅面积仅是彝伦堂的一半，而且耗资巨大。面对这样庞大的工程，乾隆皇帝十分谨慎，将设计和预算方案交给内阁，命时任户部尚书和珅加以审定。和珅不仅精明，而且才华横溢。他并没有简单地审阅方案，而是专程前往现场勘查，之后才提出自己的建议，将原方案中造价昂贵的四根金柱去掉，改金柱直达顶部桁架的方法为抹角架海梁法，以此完成对屋顶的支撑。和珅的建议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却使辟雍内变得宽敞无碍。不仅避免了影响皇帝讲学时的视线，而且较之前方案节省白银达四千四百余两。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乾隆的认可，辟雍在不久后开工建设。

辟雍的建筑形制独步天下，遵循“筑土雍水外，圆如璧”的古制，在水中石台上修建了重檐黄瓦四角攒尖顶方殿，四周清流环绕，宛如一块外圆内方的古玉璧，形成“辟雍圈水”的胜境。既符合古制又匠心独具，不仅成了国子监的中心建筑，也与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天坛的祈年殿、颐和园的仁寿殿并称为“北京皇家六大宫殿”。

整个工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底竣工。乾隆皇帝御书的一副对联置于大殿内正北方的墙壁之上：“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北上方则是乾隆皇帝亲书的匾额“雅涵于乐”。大殿中的“五峰屏”上，前面书乾隆皇帝诗四首，后面书乾隆皇帝诗一首：“国学由来教化先，北京建五百余年。空传中统庙修矣，独惜辟雍典阙然。酌古准今图以创，穿池引井璧成圆。崇儒重道心虽亹，惧亦在兹记语宣。”

听到辟雍竣工后的乾隆皇帝十分欣喜，决定亲自到国子监视察。当看到辟雍的恢宏景象时，乾隆皇帝大加赞赏：“作辟雍殿，复古而不泥古，循名而必务实。”为此，乾隆皇帝特意写了一篇《国学新建辟雍环水工成碑记》，又将他对古代天子在辟雍内进行敬老尊贤活动的认识写成《三老五更议》，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高大的石碑上，立在了辟雍前的东西碑亭中。

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也是在这次视察中，龙颜大悦的乾隆皇帝却忽然发现了一点瑕疵——就在辟雍的水池旁，立有一株树干隆起呈罗锅状的古槐。乾隆皇帝看到时，顿时感到有些煞风景，便信步来到槐树前，心里一动，笑问群臣：“诸位爱卿，此槐像谁？”

朝臣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所指的是绰号“刘罗锅”的刘墉，却都笑而不答。

一旁的刘墉虽有些尴尬，却并不紧张。在他看来，古槐自古便有“公卿大夫之树”之称，本该十分珍爱，所以在建设辟雍过程中，他已尽量保护国子监内的古槐免受伤害。此时皇帝要砍“罗锅槐”，分明是在说自己这个“罗锅”大臣，于是，不慌不忙地辩解道：“此槐虽然造型不堪，却有幸与监生一同听闻讲学。如今辟雍落成，更将听到圣上教诲。它虽丑陋，却饱含国学文墨之气，实为忠臣也。”一席话说得有据有理，让乾隆皇帝不得不打消了砍掉“罗锅槐”的念头，只好说：“罗锅失雅，砍去修直。”自此，古槐树干的阴面罗锅处便留下了砍削的痕迹。

有趣的传说为国子监增添了一丝灵动，也让人不免遥想当年皇帝临雍讲学时的盛况。

辟雍的称谓与建造历史悠久，显示的是国家尊师重道的传统。皇帝不时亲临孔庙祭祀孔子，礼成后到国子监听取官员讲解儒家经书，整个活动原来被称为“幸学”。清雍正二年，雍正皇帝认为“帝王临雍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将‘幸’字改为‘诣’字，以伸崇敬”。自此，国子监彝伦堂便成为帝王诣学之地。辟雍建成后，名称也相应改为临雍。帝王虽多次临雍，但讲学却大多一生只有一次。

乾隆皇帝是唯一一位在国子监两次讲学的皇帝。雍正十三年，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第一次在国子监讲学，地点是在彝伦堂；乾隆五十年（1785），也是辟雍建成后第二年的春天，正值乾隆皇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乾隆亲临辟雍，举行盛大的临雍讲学大典。乾隆皇帝颁谕《御论》二篇，并命大学士伍弥泰、大学士管理监事大臣蔡新进讲“四书”，满祭酒觉罗吉善、汉祭酒邹奕孝进讲《周易》。听讲者环立四周，人数多达三千余人，盛况为宋、辽、金、元、明以来之最。如此辉煌的临雍讲学，不仅成为有清一代的巅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辟雍大典，使当时的国子监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然而，世界在变，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作为中央官学，清代的国子监事实上已经变得有名无实，逐渐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至清晚期，一度成为朝廷官职的“买卖场”。这些变化看似是国子监的没落，实际上却是封建王朝走上穷途末路的表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列强正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西方文明与西式教育传入中国。1861年，国内成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同文馆”。1898年，又兴建了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日俄战争爆发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晚清重臣更是联名上书，请求“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面对影响空前强大的新式教育和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压力，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办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之后，便废除了科举制度。自此，中国封建社会发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在历经了一千三百余年的风雨之后，终于寿终正寝。同年12月，清政府设立学部取代国子监，国子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成贤街牌楼

乾隆皇帝曾说：“国子监为首善观瞻之地。”作为中央官学的国子监已经成为一份历史记忆留给了今天。如今，国子监所在的街道已被改名为“国子监街”，立于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的四座木牌楼熠熠生辉，横额上书的“成贤街”向游人昭示着这里散发的书香。街道两侧古槐夹道、浓荫蔽日，幽静深远且又古意盎然。信步走入历史，让人充满了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