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迹:龙潜福地与皇家第一寺庙

始建于清代的雍和宫绝不是一座一般意义上的寺庙，它前后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经王府、行宫、庙宇三个时期，因走出两位皇帝而成为“龙潜福地”，又因被改为喇嘛庙而成为皇家第一寺庙。雍和宫的发展轨迹独一无二，与政治息息相关且充满神秘色彩，然而，经过岁月的消磨，许多传说也渐渐模糊，成为清史中悬而未解的谜团。这座与皇家密不可分的清代坛庙，如今是一处研究清代历史、建筑和宗教的重要文化遗产。置身其中，你会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往昔的政治风景也仿佛在眼前重现，等待人们去揭开那些未解的历史谜团。

雍和宫的历史可追溯到15世纪，明代时这里叫太保街，规模很小，是太监们的官房，到了清代，这里又被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古代的房子以高度显示身份，这片官房建筑只是比周围普通百姓居住的房屋略高一些，且配以灰色的顶瓦，并无任何特殊之处。然而，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这处原本普通的官房却因为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而变得不再寻常。这位新主人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

清朝的皇室爵位共分十二级，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顺治六年，清统治者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

即将成为官房主人的康熙皇帝的四皇子胤禛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贝勒爷，因此，在官房基础上营建的是一座贝勒府，规模并不大。

康熙三十三年，胤禛搬进贝勒府，开始了与这座府邸不解的因缘。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子女众多，仅皇子就多达三十五人。在人丁兴旺的喜悦之外，康熙皇帝一直担心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他不想在身后出现使政权濒于分裂的皇位争夺事件，因此，康熙皇帝于有生之年在立储方面耗费了许多心力。他预立皇太子为储君，与皇帝共治国政。康熙皇帝虽思之久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皇太子御政，无形中在朝廷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皇太子羽翼渐丰的状况，与康熙皇帝培养和锻炼皇太子治国能力的初衷相去甚远，直接引发的就是皇太子集团对皇权的侵犯以及皇太子与各皇子之间的矛盾。陷入旋涡中的康熙皇帝百般无奈，对这个问题又一时无解，在有生之年两度立储又两度废储。然而，如果没有这样曲折的经历，身为皇四子的胤禛或许并无登上皇位的机会。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按照清例，亲王年俸白银一万两及禄米一万斛。成为亲王的胤禛向朝廷预支了三年王俸，开始大建雍亲王府，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非从前的贝勒府可以相比。事实上，胤禛耗费大量钱财修建雍亲王府，并不是单纯为了王爷的气派，而是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传说中的“粘杆处”就是最好的佐证。

胤禛的贝勒府变为雍亲王府时，众多皇子间为立储展开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禛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加紧了争储的步伐，其中重要的一步举措，就是在雍亲王府内广为招募武林高手，组成训练有素的队伍，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这支队伍就是“粘杆处”的雏形，在雍亲王府内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胤禛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康熙六十一年，雍亲王府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这一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在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一段统治历史。在《康熙遗诏》中，明示了皇位的归属：“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四皇子胤禛正是凭借《康熙遗诏》继承了皇位，改年号雍正。登上大位的雍正皇帝自然要在宫中居住，便离开了那座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府邸。但他对雍亲王府的眷恋之情却无法割舍，于是，雍正皇帝下令将雍亲王府的一半改为行宫，即东路院；另一半赐给了喇嘛，改为黄教上院，即西路院。从此，这里便开始了作为帝王行宫的历史。

王府虽然变成了行宫，但雍正皇帝并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而只是对其中的东书院（又称“东花园”）进行了重建。东书院在贝勒府时期就已经存在，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胤禛读书阅典、赏花观月使用。贝勒府成为雍亲王府以后，这里进行了扩建和修缮。及至改为行宫，重建的东书院越发古朴典雅，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一书中对东书院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一门一匾乃至一草一木都留于笔端，让读者透过文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东书院当年的幽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宫规格不一般，东书院各殿房内的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内的设置相同，而且在这里设立了“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官员，负责看管东书院内陈列的大量珍宝古玩。

东书院尚且如此美好，更何况作为皇帝行宫的东路院呢！然而，东路院当时的美好景象究竟如何，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东路院遭遇了一场大火，几乎焚毁殆尽。庆幸的是，雍正皇帝并没有因为大火焚毁而忽略了自己曾经的王府，而是在雍正三年下旨将西路院黄教上院改为行宫，并赐名“雍和”。自此，雍和宫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并延续至今。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间，雍和宫除了行宫的身份，也在政治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雍正皇帝为巩固专制统治，在内务府之下正式设立了作为情报组织和特务机关的“粘杆处”，取名为“尚虞备用处”。总部便设在雍和宫，“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狷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协助护卫并随侍皇帝钓鱼娱乐。

历史上的雍正皇帝将皇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粘杆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粘杆处”的特务，雍正皇帝能轻易铲除异己，虽然掀起了腥风血雨，但皇权却得以牢牢把在手中。因此，野史中的雍正皇帝十分凶残可怖，是一位有着严苛政治手腕的强权皇帝。通俗小说中描写的令人闻之色变的“血滴子”，便是“粘杆处”所使用的暗器，充满了传奇色彩。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于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继承皇位，改年号为乾隆。

在清代，紫禁城乾清宫不仅是皇帝临政的场所，也是停放皇帝灵柩的地方。皇帝驾崩后，梓宫会被运往乾清宫停放，按照旧制举行祭奠仪式之后，再转至景山内的观德殿，然后才正式出殡。然而乾隆皇帝却更改了旧制，决定将父皇雍正皇帝的梓宫停放在雍和宫内。

雍和宫阙

为了迎接雍正皇帝的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迅速进行了改建，在十五天内绿色琉璃瓦改为了代表皇权的黄色琉璃瓦，与紫禁城规格一致。这一年的九月，雍正皇帝的灵柩被安放在了他当年在雍和宫内的寝宫（后改名为“永佑殿”）。至乾隆元年十月十一日，才移棺清西陵。此后，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雍正皇帝的画像被供奉在雍和宫神御殿，作为雍正皇帝的祠堂，不仅由喇嘛每日在画像前诵经，乾隆皇帝本人也会在每年正月初七亲自前来祭拜，在史书上被称为“影堂时期的雍和宫”。

乾隆皇帝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要将雍正皇帝的灵柩停于雍和宫？个中原由不得而知，不过乾隆皇帝对雍和宫充满深情却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乾隆皇帝和雍正皇帝一样，也与雍和宫有着不解之缘，因为据说他的出生地就是这座雍和宫，只是这种说法存在争议而已。

乾隆皇帝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位六十年，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代有为之君。他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不仅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而且为施恩百姓而蠲免天下钱粮，亦编修了流传后世的文化典籍，兴建了代表清代园林文化高峰的皇家园林……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乾隆时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的最高峰。

乾隆皇帝对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从未有过怀疑。这一点，可以从乾隆皇帝在世时写下的诗作中窥见一斑。一次，乾隆皇帝到雍和宫瞻仰祭拜之后，即兴作诗一首，称：“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是古人对正月初七的叫法。诗的最后一句，乾隆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出生地，意思是说：正月初七，我到雍和宫祭拜，难以忘怀这里就是我的出生地。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在为《人日雍和宫瞻礼》一诗所加的批注中写道：“余实康熙辛卯生于宫也”，说明的则是他在雍和宫内的出生时间。此外，乾隆皇帝又在《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明确指出了自己在雍和宫内的出生地点是东厢房，诗曰：“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www.xing528.com)

永佑殿

雍和宫先后出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是真真切切的“龙潜福地”。天子的光辉使雍和宫如沐春风，使其成为一座十分特殊的清代宫阙。从禛贝勒府到雍亲王府，再从帝王行宫到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案。此后，藏传佛教的喇嘛诵经声时时在雍和宫内响起。及至乾隆九年，乾隆皇帝下旨正式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从此，雍和宫成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被称为“皇家第一寺庙”，开始了一段连接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辉煌历史。

事实上，乾隆皇帝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内心怀着十分复杂的情愫。一方面，他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在乾隆皇帝看来，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而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也就难免有所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乾隆皇帝不仅可以在雍和宫崇奉与缅怀生前重视喇嘛教的先帝雍正皇帝，也可以满足自己接近藏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心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藏传佛教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色彩，在蒙古、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广泛、影响巨大，以宗教作为联络的桥梁和纽带，无疑有益于情感的沟通。为此，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赐了藏语名，称“噶丹敬恰林”，意为“兜率壮丽洲”。“兜率”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弥勒菩萨的住所。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当弥勒菩萨降世时，各种苦难均已湮灭，那是世间无限美好而幸福的景象。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出于团结蒙藏人民、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对雍和宫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多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和严格规定。

随后，雍和宫开始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寺院前设桅杆，立牌坊；遵照佛教寺院“伽蓝七堂制”布局标准，新建或翻新昭泰门、钟楼、鼓楼、雍和门、雍和宫、讲经殿、密宗殿等七座建筑；翻盖法轮殿，取义佛教须弥山被四大部洲簇拥环绕，在殿顶开设一大四小五座采光亭，殿内供奉金刚界五方佛，此为雍和宫内最大殿宇；修建八百余间附属房屋，用作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雍和宫具备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规制，并形成了将汉、满、蒙古、藏等多种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

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于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举行了寺院开光仪式。乾隆皇帝准备从西藏请一位地位较高的活佛管理雍和宫，于是，负责管理京师寺院的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举荐了七世济隆呼图克图。乾隆十三年，七世济隆呼图克图奉旨进京，成为雍和宫历史上第一任堪布（即“住持”）。从第一任堪布开始，皇帝将雍和宫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佛仓，就是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住所、行馆或府邸。这些佛仓的建立彰显了雍和宫在宗教及政治事务方面的特殊地位。作为蒙藏宗教领袖、高僧大德在北京的活动中心，雍和宫成为清朝政府联系蒙古、西藏、青海等藏传佛教地区的政治通道。

关于雍和宫的佛仓，后世的妙舟法师在《蒙藏佛教史》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门罕呼图克图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四年改为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住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仓。”记载中多次使用的“呼图克图”是藏语“朱必古”的蒙古语音译，意为“化身”“长寿者”。《大清会典》中解释说：“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图克图。”因此，清廷以此封号称呼蒙、藏地区的大活佛，而雍和宫则因为有了活佛的身影越发显得高贵。

雍和宫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理论创建了四大扎仓僧院，即扎年阿克学（数学殿）、曼巴学（药师殿）、擦尼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用于培养藏传佛教人才。

四大扎仓僧院建成初期，乾隆皇帝特意降旨，称：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之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一时间，雍和宫高僧云集。在他们的教授之下，喇嘛们通过四个僧院的系统学习，不但掌握了较为全面的宗教知识，又了解了一定的藏文化知识，成为清朝中央政府振兴藏传佛教的骨干力量。这些喇嘛学成之后，既可以返回家乡宣传佛教教义，也可以参与处理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成为乾隆朝处理蒙、藏事务中一支得力而又强大的力量。

同时，乾隆皇帝也把雍和宫视为皇家的御用家庙。喇嘛除在雍和宫内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他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包括：常年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喇嘛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此外，雍和宫的喇嘛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在平定了西藏郡王朱尔默特的叛乱后，决定废除“藏王制”，实行“政教合一”，由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权。为谢皇恩，七世达赖喇嘛以大量珍宝自廓尔喀（今尼泊尔）换得一根直径达三米的大白檀木，经西藏、四川等地运往北京，呈献给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这根檀木十分喜欢，命匠师雕刻成一尊巨佛。巨佛刻好之后，乾隆皇帝便将它立于雍和宫内，并建造了万福阁。这座万福阁内的檀木大佛名为迈达拉佛，是蒙古语，梵文音译“弥勒”。在《弥勒下生经》中，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为接班人，先于释迦涅槃，升入兜率天。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迈达拉佛佛像高达二十六米，其中地下八米，地上十八米，与五百罗汉山、楠木佛龛并称为雍和宫“三绝”，是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十二岁高龄的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喇嘛说》，论述喇嘛教的来源、作用和教制教规。刻碑后立于雍和宫中轴线之上，建以碑亭，昭示天下。石碑体量巨大，高六点二米，正方柱形，每面宽一点四五米，北面是汉文，南面是满文，其他两面分别是蒙古文、藏文。碑文的汉字由乾隆皇帝御书，分为六百九十三字的正文和一千四百八十九字的注释。

仅仅几百字的《喇嘛说》，阐述的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独具慧眼的见解和切实的执政策略。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言明了乾隆皇帝当年将雍和宫由行宫改为喇嘛庙的政治初衷。

地处北方、生性彪悍的蒙古人一度是中原最大的威胁，他们经常骚扰边疆。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在元朝时尤为兴盛，而且由于元朝统治者的过度重视，喇嘛甚至在政治上一度同执政者平起平坐，最终闹出许多事端。清朝则吸取了教训，并充分发挥了藏传佛教的作用。自康熙皇帝起，便激励蒙古民众信奉佛教，规定家中有一个男孩须出家当喇嘛，有两个男孩则必有其一去当喇嘛。加之对宗教上层人士加强了控制，极大地保证了蒙古的安定。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其中讲述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推行的一项重大宗教改革，就是“金瓶掣签”制度。在《喇嘛说》的碑文中，乾隆皇帝也阐述了“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佛教讲究活佛转世，乾隆皇帝却在文中写道：“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简短的文字足以说明，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制度所受的世俗影响与来自权势者的操控充满担心，所以，乾隆皇帝为避免活佛转世成为一家之私或一族之私，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即由朝廷制作两尊金奔巴瓶，一尊供奉于西藏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另一尊放置于北京雍和宫。把所有转世灵童的名字都写在签上放于瓶中，掣签确定转世活佛。由此，雍和宫成为与大昭寺齐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在这里产生青海、蒙古等地喇嘛教的转世活佛。这次重大的宗教改革，不仅符合民意，而且把决定西藏宗教最高领袖的任免大权集中到了中央政府。

同时，乾隆皇帝还在《喇嘛说》中将康熙皇帝主张的奖罚分明政策加以公示，提出“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即对违背国家利益的宗教人士要采取极为严厉的惩罚政策。

小小的一篇《喇嘛说》，蕴藏的却是乾隆皇帝的政治天机。

晚年的乾隆皇帝更是对雍和宫充满深情，每次亲临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从中不难感受到他在暮年对子孙能够稳坐江山、延续大清皇权的期待。正因如此，乾隆皇帝也确立了一种“定制”，即以后各位皇帝在每年的固定时间都要到雍和宫礼佛。比如，每年夏至“芳泽毕事，临此园少歇，进膳更衣”。就是在每年五月的夏至日，皇帝到地坛行过祭拜之礼后，必须“原班原仪”来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乾隆皇帝驾崩以后，后世皇帝无不遵循“定制”前往雍和宫礼佛。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雍和宫受到了破坏，光绪二十八年（1902）得以重修。而后，清王朝步入末路，至帝制被推翻，雍和宫也走向了荒芜。不过，虽然没有了往昔的光辉，雍和宫的历史却永远是一个传奇，伴随着许多历史谜团和传说被写入皇家的史册。如今，新时代的雍和宫重新焕发了生机，它依旧作为藏传佛教圣地，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目光，“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一派雍和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