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坛：皇帝祭祀地祇的历史

作为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地坛因皇家而建，有幸见证两朝十五位帝王在此举行祭地之仪；也因皇家而没落，伴随着清王朝的终结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地坛坐落在安定门外东侧，与天坛遥遥相对。兴建地坛，并非单纯为了祭祀地祇那么简单，而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斗争使然。建地坛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一步重要的政治举措，而这一切，都要从朱厚熜的意外即位说起。

1521年5月，明朝第十代皇帝武宗朱厚照溺水后得病而死。因他在位期间荒淫无度，死后并没有留下子嗣，加之明孝宗朱祐樘只有朱厚照这一个儿子，一脉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后决定，依《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由最近支的皇室、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为明世宗。可以说，朱厚熜原本并没有机会继承皇位，但造化使然，他意外登基，成为皇帝。

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厚熜年仅十五岁，刚刚即位便经历了嘉靖三年为追封其生父尊号而爆发的“大礼议之争”。经过三年半的斗争，朱厚熜通过高压手段取得了“大礼议之争”的胜利，追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然而，强化了皇权的朱厚熜却无法从心底感到喜悦，虽然靠权力可以杀掉与他意见相左的臣子，却无法改变自己真正的身世，他毕竟是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因此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内心深处隐藏着难言的自卑和不安。久而久之，嘉靖皇帝变得刚愎自用、猜忌、横暴、独断，时时戒备群臣，处处标新立异，千方百计树立自己的权威。

如果不是因为嘉靖皇帝特殊的身世背景，或许他就不会形成专横的性格；如果不是嘉靖皇帝的性格使然，或许就不会有北京地坛的营建。然而这一切只是如果，事实上，历史将地坛出现的契机抛给了嘉靖皇帝朱厚熜。

嘉靖九年正月，祀礼臣给事中夏言上书嘉靖皇帝，奏请改革祭祀制度。此前，嘉靖皇帝虽然在“大礼议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当真要把生父的牌位列入供奉皇帝祖先的太庙，却并非易事，因为这将触动多年传承的宗法祖制，势必会遇到不可预想的阻力。正因如此，朱厚熜将期望压在心底，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有所动作。夏言的奏折让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他决定以此为契机，尝试触碰一下传承已久的祖制。

祭祀礼仪在中国由来已久，内涵深厚，等级严明。因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相应的祭祀之礼便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中国祭祀天地的礼仪起于远古，《周礼》中所说的“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正是祭祀礼制的发端，后世帝王皆沿用周代礼制。西汉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在汾河汇入黄河的交汇处建后土祠，史称“汾阴后土祠”，为帝王祭祀后土圣母之所。及至西汉末年，汉成帝在都城长安的城南、城北分建用于祭祀天地的圜丘、方丘。自此，祭祀天地之坛成为历代都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朝代分开祭祀天地，也有的朝代合并在一起祭祀天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在钟山之阳建圜丘坛，每逢冬至日祭天；在钟山之阴建方丘坛，每逢夏至日祭地，实行天地分祀的祭祀制度。十年后，适逢朱元璋祭祀前的斋戒期，天降大雨。朱元璋思索良久，忽然领悟天地生万物如同父母孕育子女的道理，如果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那么一同祭祀更为合理，于是将祭祀制度更改为天地合祀。

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在所营建的新都城中，参考南京城的规划，营建了社稷坛、天地坛、山川坛等祭祀场所。史书记载：永乐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可见，迁都北京之后，明朝的祭祀仍旧采用了天地合祀的制度。

祀礼臣给事中夏言上书嘉靖皇帝，正是要修改多年沿袭的祭祀祖制，依据《明史·礼志·郊祀》中“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的记载，奏请将天地合祀改为分别祭祀天与地。

嘉靖九年二月，朱厚熜经过深思熟虑，召集群臣共计五百九十六人商议夏言奏折中提及的祭祀改革。一番激烈争论后，除了一些不置可否的大臣外，形成了意见相左的两个阵营，其中主张分祀的仅百余人。

尽管否定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但嘉靖皇帝还是表明了他的态度，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认为“分祀良是”，并决定将建于正阳门外的天地坛改为祭天的圜丘坛，分别在北郊、东郊、西郊择地修建方泽坛、朝日坛、夕月坛，史称“更定祀典”。

嘉靖九年五月，方泽坛正式开工修建，遵循“天圆地方”传统观念，由两重正方形坛墙环绕中心坛。坛平面呈方形，坛台分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有坛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除方泽坛外，祭祀场所还建有皇祇室、宰牲亭、斋宫、神库等建筑。嘉靖九年十一月，方泽坛定名为地坛。此后两名并存，各有用途，在祝文中称“方泽坛”，公务场合则称“地坛”。

嘉靖十年（1531）四月，方泽坛工成。这一年五月，嘉靖皇帝朱厚熜成为第一位在地坛祭祀地祇的皇帝。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建造了地坛，订立了四郊分祀的制度，但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祭祀活动。自首次亲祀地坛之后，嘉靖皇帝只在地坛亲祀过三次，嘉靖十八年（1539）以后“竟不亲行”。

自嘉靖皇帝地坛首祀开始算起，随后的三百余年时间里，后辈皇帝们相继出现在地坛的祭地大典上。明清两朝的吉礼祀典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祭祀皇地祇神为最高等级的大祀。由于皇地祇属于阴性之神，而古人认为夏至日为“阳盛至极，一阴初生”之日，因此选择在这一天祭祀皇地祇。祭地礼仪程序烦琐，环节多达十余个，包括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读祝、亚献、终献、受福胙、彻馔、送神、望瘗、礼成等。其间除演奏乐章外，还会表演武功之舞和文德之舞。整个祭祀过程十分隆重，从准备到礼成历时约两个月。祭祀之日，场面浩大，皇帝跪拜多达七十余次，足见礼仪之繁杂。据记载，崇祯十五年夏至日，思宗亲祀方泽，“是日，四鼓后钟鸣。上乘舆从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左门、安定门诣北郊。至行幄，具祭服，时曙色渐开。上翻阅章疏久之。报卯时，上步出大次，从内灵星门右门步入。行大祭礼，乐九奏，上升坛者五，而对越尽礼。仍至大次，易常服而还”。由此，明代祀典的宏大场面可见一斑。

然而，在祭祀地祇时的隆重仪式背后，地坛也如同一位冷静的旁观者，静观着皇运沉浮下朝代的变迁，盛世繁华与一个朝代趋向没落时的萧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在景山时，地坛究竟会不会继续作为祭地之坛还是一个未知数。值得庆幸的是，清初统治者沿袭了明朝的旧制，依旧在地坛行祭地之礼，连地坛以及各建筑的名称也未加修改。

方泽坛

清雍正八年，自营建以来一直未曾有过变化的地坛迎来了一个大的建设工程——雍正皇帝下旨重建斋宫。斋宫是皇帝祭地时斋宿之所，主体建筑坐西面东，由西、南、北三殿组成。按照祖制，皇帝在大祀之前需斋戒三天，不审理犯罪案件、不宴会、不听音乐、不宿内宅、不饮酒吃荤、不问疾吊丧、不祭神扫墓，以洁身净心，表示虔诚。但在明代的《方泽大祀仪》中，并没有规定皇帝要到地坛斋宫斋宿。及至清雍正年间，不仅皇宫内修建了斋宫，而且规定了皇帝在祭地之前的三天斋戒中，前两天在宫内斋宿，第三天则要到地坛斋宫斋宿。正因如此，地坛斋宫在清代迎来了一次重建的契机。而后，又在乾隆七年进行了修葺。有清一代，雍正、乾隆、嘉庆等几位皇帝都曾在地坛斋宫内斋宿。

及至乾隆十四年五月，地坛迎来大修。这次大修不仅修缮了因年久失修而出现的损毁，还对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改建。地坛在修建之初，方泽坛正中铺纵横各六路黄琉璃砖，皇祇室及方泽坛围墙覆绿琉璃瓦，乾隆皇帝认为“于义无取”，于是依据《周礼·考工记》，将皇祇室以及方泽坛围墙绿琉璃瓦顶改为象征“地谓之黄”的黄瓦，将方泽坛黄琉璃面砖改为象征“地为阴”的白色墁石，使这两座地坛主体建筑的礼制意义更加明确。乾隆皇帝对祭地之礼的重视非同一般，不仅修缮和改建了地坛，而且在位六十年间，亲自参加的祭地之礼就多达五十七次，与明嘉靖皇帝仅仅四次亲祀相比，地坛受到了乾隆皇帝莫大的重视。才情丰富的乾隆皇帝更是多次在祭地典礼中即兴赋诗，从“星火纪苍龙，阳乌尽午中。应时陈盛祀，先事惕微躬。林筦调宫徵，方坛配昊穹。夔夔群辟集，惴惴一诚通。永念阴阳嬗，端惟造化功。祗期长养遂，万物育熏风”以及“晨趋备仪卫，祀典率公卿”的诗句中，可以想象乾隆皇帝亲祀时的宏大场面。

地坛的改建工程至乾隆十七年竣工，历时近三年，形成的形制保存至后世。(www.xing528.com)

乾隆六十一年（1796）正月初一，乾隆皇帝禅位于皇太子爱新觉罗·颙琰。颙琰登基后，改年号为嘉庆。此时，朝政仍旧被太上皇乾隆皇帝所控制，直至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才得以亲政。此时的大清国可谓危机四伏，嘉庆皇帝虽然成功惩治了奸臣和珅，但想要解决百官腐败、国库亏空、农民起义等社会危机却没那么容易。

或许是政治环境使然，嘉庆皇帝更加渴望国泰民安，因此对祭地之礼尤为重视。

嘉庆五年（1800），为清高宗乾隆皇帝“升配方泽”，嘉庆皇帝重修了地坛的皇祇室、祭台、库座、斋宫、牌楼。

嘉庆十八年（1813）夏至，嘉庆皇帝亲自参加地坛祭祀。当时，京城、直隶等地已久旱无雨，然而就在祭后的第二天，京城就普降甘霖，并且连降两日。嘉庆皇帝大为欣喜，认为降雨正是地祇的恩惠，于是，嘉庆皇帝为表示感激，参照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旧例，派二阿哥绵宁（即后来的旻宁，清道光皇帝）恭诣皇祇室，向列神位依次拈香，行祀谢礼。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因要修缮皇祇室内的乾隆皇帝神牌托底，嘉庆皇帝派遣哥哥成亲王永瑆恭诣行告祭礼，但在此过程中却出现了次序的错误，因此，成亲王及太常寺官员都受到了较重的处罚。永瑆被罚在家闭门思过，并罚半俸十年，其子绵勤也被革去了内大臣职务，在家侍父。

牌楼

倘若清代的政治、经济没有走向衰落，那么地坛一定会因为封建帝王的重视而继续它的辉煌。然而，自嘉庆以后，清朝的衰颓随着农民起义、列强入侵而日益严重。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一路烧杀抢掠，在清王朝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随后，英法联军聚集京城北部的地坛，拆毁地坛砖石修筑炮台，准备攻打紫禁城。

至高无上的皇家祭地之坛第一次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劫掠，此时的地坛，内外一片狼藉。遥想当年祭祀盛况，如今却备受外国列强凌辱，实乃国家孱弱之悲歌。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皇帝去世，六岁的载淳即位，称清穆宗，年号祺祥。就在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随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

年幼的同治皇帝渐渐长大，但贪恋权力的慈禧太后却一直以同治皇帝“典学未成”为由，拖延同治皇帝亲政的时间。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才同意由同治皇帝亲政。这一年，因清晚期的衰落而一直萧条的地坛却受到了难得的重视。由于同治皇帝亲政，要到地坛亲诣行礼，所以重修了皇祇室。此时的清王朝财力早已大不如前，因此，皇祇室的修缮十分节俭。但作为封建帝制时代祭地之坛的最后一次修缮，它却被永久写在了史册上。

地坛迎来了同治皇帝，却并未为他带来好运。仅仅一年之后，同治皇帝便因为患上了天花而病死，终年十九岁。随后，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奕年仅四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载祐继承了皇位，年号光绪。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光绪皇帝亲诣地坛行礼，成为地坛迎来的最后一次皇帝亲祀。宣统三年（1911）八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从此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自1531年至1911年三百八十一年间，明、清两朝有十五位皇帝在地坛祭地。地坛是历史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祭地之坛。

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因病重的光绪皇帝无后，皇嗣只能在宗室中选择，慈禧太后下旨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溥仪不足三岁，在哭闹中进了宫。第二天，光绪皇帝便崩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次日，慈禧太后又崩于仪鸾殿。前后两日，两丧并祭，年幼的溥仪带着惶恐在悲戚的气氛中登极，年号宣统。

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快使宣统的皇帝之路走到了终点。不过，动荡的时局之下，溥仪也在幻想着复辟帝国。民国六年（1917）五月，辫帅张勋以调解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为名，率领辫子军入京，乘机潜入故宫养心殿，率保皇派五十余人面见溥仪，拥戴宣统皇帝复辟。第二次登极的溥仪并未将皇位坐稳，十二天之后，讨逆军击败张勋的辫子军，溥仪不禁放声大哭，不得不再次宣告退位。

溥仪虽然再次走下了皇位，但从未放弃过希望。恰巧就在此时，日本发生了七点九级的强烈地震，造成十四万人丧生和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溥仪希望自己成为世界的焦点，便以“宣统帝”的身份组织了一次赈灾募捐，用故宫中珍贵的金、银、玉器变卖了七十余万元。而且，祭祀皇地祇神的地坛也在此时进入了溥仪的视野，他忽发奇想，决定开放地坛，供社会头面人物参观游览，卖票收入用于赈济日本灾民。

昔日皇家坛庙的神秘，就这样在帝制终结之后成为吸引公众的卖点。不过，溥仪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因为他很快便失去了贩卖皇家坛庙的资本。1924年11月5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委派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将溥仪等皇室成员驱逐出宫，史称“逼宫事件”。

没有了皇室护佑的地坛很快又遭遇了被损坏的命运。1924年，地坛的部分土地被拨给河北农事试验场，因此大片古柏被伐，建筑遭到严重破坏。1925年，地坛被辟为市民公园，一时游人如织，打破了往日的寂静。1934年，地坛的部分建筑被国民党第二师军官教导处占用，公园名存实亡。1936年，地坛的坛内各殿被北平精神病院占用。至1949年北平解放时，地坛早已荒芜，破烂不堪的建筑和满园的杂草仿佛在诉说着被损毁的不幸遭遇。

岁月变迁，如今的地坛已经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游览胜地，只不过，祭祀皇地祇神的使命不再。历经四百余年风霜雪雨，皇运沉浮下的繁华与落寞早已写入了历史，地坛在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