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迹史话：什刹海的前世今生

今天的什刹海已成为北京城内不可多得的水畔盛景，每逢夏季，水上游船摇曳，两岸游人如织，进入夜晚，酒吧中透出的点点灯光更为美景增添了时尚的气息。然而，岁月难掩什刹海曾经的辉煌和厚重的悠长历史。七百多年以前，当蒙古人统一中国，将金中都改为大都，使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时，什刹海对北京城的营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乃至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址。只不过，当时的什刹海还没有现在的称谓，它与北海、中南海连为一体，金时统称为“白莲潭”，元代改为“积水潭”，后一分为二，南部水体圈入皇城改称“太液池”，北部区域才成为集纳西海、后海、前海的什刹海。

什刹海历史悠久，原为永定河故道。永定河一向被视为北京的母亲河，由于河道变迁，最终形成著名的“三海大河”，即近承明清内苑的南三海，远接北部什刹三海的古永定河河段。正是因为有了三海大河的滋养，北京才有了西周至辽金的古蓟城。岁月变迁，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永定河对城市的作用却从未衰减。特别是金王朝的迁都之举，使当时的白莲潭得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它不再是简单的水系，而是与皇家王朝联系紧密并息息相关。

什刹海俯瞰图

可以说，金代是白莲潭发生巨变的时期。此时的白莲潭不仅成为漕运航道上的重要码头，更重要的是，原为一体的白莲潭水域开始被人为地分割为南、北两部分。金大定三年至十九年（1163—1179），金世宗在中都东北郊以辽代行宫为基础修建离宫别苑，初时名为太宁宫，后改为大宁宫。大宁宫修建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白莲潭的南半部划定为皇家御苑，北半部即日后的什刹海则仍留在民间，使白莲潭水域的南、北被分割，在此后的岁月里逐渐演化着各自不同的水域文化。

元代的白莲潭南半部被称为“太液池”，北半部被称为“积水潭”。之所以产生名称上的改变，不仅是由于元代承袭了金代对白莲潭的南北划分，还同水域与城市关系的变化有关。应该说，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白莲潭对元代都城的建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要探究这种影响的源头，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伟大的人物——元世祖忽必烈。

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来，另一位缔造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领袖。忽必烈灭亡南宋后统一中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全国统一的局面。我们不能只把忽必烈的成就归结在显赫的战功层面，事实上，他虽然征战一生，却并不是一个只知道“打”天下不懂得“管”天下的莽撞武夫，而是具备“大有为于天下”的智慧，所以才萌生出在汉地建国、建都的大韬略。

宪宗九年（1259）七月二十一日，大蒙古国第四代大汗蒙哥在征战四川途中，死于合川（今重庆合川）东钓鱼山。次年六月，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被拥立为大汗。然而，蒙哥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一直留守在首都和林，他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名副其实的统治者。面对诱人的大汗之位，他怎么会不垂涎？就在忽必烈称汗之后的第二个月，阿里不哥在一批守旧的宗王贵族支持下于和林再次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被推举为大汗。此后，为了唯一的大汗宝座，两个兄弟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征伐之战。

我们无须了解战争的细节，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忽必烈在选择国都地点时的纠结。显然，阿里不哥控制的和林已不可能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首都。这不仅仅因为和林不在忽必烈的掌握之中，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座城市并不是忽必烈理想的发展之所。

早在青年时期，戎马征战的忽必烈就结识了许多中原汉人，早早地接触并开始重视中原文化。宪宗元年（1251），忽必烈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历史为他创造了机缘，身处汉地的他对中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身边渐渐聚集起一批流落的儒生和地方军阀的门客，形成幕僚集团。正是因为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忽必烈统一全国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视野也变得开阔。在他看来，一旦实现全国统一，处于大蒙古国中心地带的和林便失去了全国中心的地位。如果仍将它作为首都，不仅会使他失去支持他的中原汉人的民心，还会影响到国家对中原和南方的管理。有了这样的考量，忽必烈舍弃和林，于中统四年五月颁发诏书，将地处蒙古草原南缘的开平升为首都，称“上都”。

如果忽必烈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君王，那么，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时间一定会向后推移。不过，北京城与忽必烈之间的渊源似乎早已注定。1215年，就在忽必烈出生的这一年，开疆拓土的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攻陷金中都。在那时谁会想到，中都城的历史地位会因为忽必烈而改变呢？

为了使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忽必烈决定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于至元九年二月将上都开平变为陪都，改中都为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居处”），并将其定为全国首都。此前，金中都随着金的灭亡已被改称为燕京，而忽必烈于中统五年八月下诏，将燕京仍改名为中都，实际上是在为迁都做准备。也是在这一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委任曾成功修建了开平府的刘秉忠全面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及城池、宫阙的规划，而水利工程则由刘秉忠的学生与同乡郭守敬负责。

忽必烈的迁都举措为积水潭带来了凸显价值的机会。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没有选择在金中都残破的旧址上重建宫殿，而是在东北方另建一座新城。整个白莲潭水域都被纳入新城址内，南部被命名为“太液池”，处于皇城；北部被命名为“积水潭”，处于皇城之外，却是主要的地理依据，发挥着标尺的作用，由此开创了以水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在这座新城的规划与建设中，积水潭东北岸被选定为大都城的中心，设立中心之台。中心之台东侧十五步为中心阁，中心阁向南垂直确定为全城的中轴线。按积水潭东西宽度确立大都西城墙的位置，东西城墙基本对称，南北城墙同样对称。据元代熊梦祥著述的北京早期地方志书《析津志辑佚》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也。”

岁月流转，时过境迁，当年的中心之台早已不存，但积水潭在大都城规划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却无法磨灭。中心台之南是皇城，按照“面朝后市”的规则，北侧的积水潭不仅是元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北端终点码头，而且，在其北岸和东岸还形成了元大都的商业闹市、货物集散地乃至经济中心，酿酒市、米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鹅鸭市、珠子市、柴炭市、铁器市等云集于此。经济的繁荣带来积水潭一带的迅速发展，漕运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居住文化、旅游文化相继产生并繁荣发展，构成了积水潭特有的风景与内涵。

可以说，成为元大都营建的地理坐标正是积水潭最辉煌的历史功绩。而元代积水潭区域各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则奠定了这一区域在此后的发展。当时的积水潭一带一派繁荣，漕船如织，运输发达，街市上集聚着皇家采买人员或民众百姓。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导致了此地区宗教建筑的出现与居民住宅的营建。积水潭附近的“后市”上，画舫、酒楼、歌台鳞次栉比，成为元曲创作与演出的理想之地，以艺术的灿烂展现着积水潭一带文化的繁荣。

不过，积水潭的繁荣无法改变王朝更迭的命运。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明军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和后妃、太子带着一些臣子仓皇北逃，元朝随即灭亡。随之出现变化的，便是北京的都城地位。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从元末至明初近四十年时间里，北京不再是王国的首都。随之而来的，是元大都曾经的辉煌渐渐远去，积水潭也因为运河的荒废而没有了往日的鼎沸人声，只留有依旧美丽的旖旎风光，蕴藏些许对都城历史的怀念与落寞。

不过，北京并没有失去成为明朝都城的机会。

明成祖朱棣十岁被封为燕王，二十岁到北京就藩，对北京有深厚的感情。朱棣成功夺取帝位后，对北京念念不忘。永乐元年，朱棣的皇位还没有坐热便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为迁都积极做准备。迁都前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修建皇宫与都城。这座皇宫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紫禁城；这座都城就是明朝的北京城。

明代北京城的修建完全依托于元大都的旧址，在元代皇宫旧地上建起紫禁城，仍以元内苑太液池为明皇城之太液池，只不过将一池分为北、中二海，并在中海前挖掘南海，形成南北贯通的明内苑北海、中海及南海。至于积水潭，依旧是京城百姓的主要水源地，经过填湖造地，并建以德胜、银锭二桥，水域被分割出三个水面，即日后闻名遐迩的集纳西海、后海、前海这三海的什刹海。明朝中期以后，“积水潭”的名称不再，出现了“什刹海”的称谓。据明万历年间《重修广化寺碑记》记载：“都城西北隅有巨浸曰十刹海，以环海有丛林十故名。”其中对于什刹海名称的来源，此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

然而，积水潭在明代出现的变化并不只是名字，最重要的是漕运文化的消失与商业文化的衰落。明朝迁都北京之初，积水潭依旧是漕运码头，漕河上每日船来人往，热闹非常。明宣德七年（1432）六月，宣宗难以忍受皇城之外传来的吵闹声，于是下旨将皇城东墙移至漕河之外，漕河也便成为皇城之内的御河。据《明宣宗实录》记载：“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黄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

就这样，因为皇城东城墙向东推移，积水潭失去了京杭大运河北端终点码头的作用，漕运文化由此消失。相应地，原本聚集在积水潭一带的商业店铺开始转移，此地曾经繁荣一时的商业文化逐渐衰落。

当积水潭因为失去码头的作用而逐渐冷清时，水面的宁静却成为最美丽的风景。这里具有的江南水乡风光，吸引着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与寻常百姓往来游玩，成为明北京城最负盛名的观光胜地，形成了银锭观山、谯楼更鼓、西涯晚晴、景山松雪、白塔晴云、响闸烟云、柳堤春晓、湖心赏月等“西涯八景”。明代上林苑监专门在这里种植莲藕，供游人泛舟赏荷，使什刹海又有“莲花湖”“莲花泡子”之称。

无论是明中期以前的积水潭，还是改名后的什刹海，旖旎的风光都为这一汪碧水带来无限荣光，文人雅士对这里也有记载和描述。明代蒋一葵在北京地方志书《长安客话》中将积水潭称为“都下第一胜区”，而诗人李东阳亦在《慈恩寺偶成》一诗中赞誉什刹海为“城中第一佳山水”，这难免使我们对明朝什刹海的风光充满遐想。如果能同明代文人一般，看水观景，眼前是景中画与画中景，身处诗意的水天之间，那该是何等浪漫与惬意！

积水潭虽然热闹，但毕竟在皇城之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即使是观光之所，但就生活空间而言，最初也只是社会下层百姓的居住之地。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什刹海的地位得到提升，水岸与道路得到修缮与整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景色别致，情调盎然。于是，达官贵人纷至沓来，聚会游玩，不亦乐乎。久而久之，他们便不满足于仅仅观光和游览，开始在此地营建宅邸与花园。(www.xing528.com)

事实上，从元代开始，积水潭一带就开始兴建贵胄府邸与官绅大宅。明代因为有不许宗室诸王留守京师的祖制，故而什刹海两岸并没有皇室宗亲的府邸，但达官显贵的宅邸与花园却不在少数。这些宅邸与花园借什刹海之风景，秀美天成，因此什刹海成为名园荟萃之地。据《钦定日下旧闻考》等书记载，什刹海一带比较重要的名园别墅包括定国公徐增寿的定园（又称太师圃）、英国公张维贤的新园、明孝廉刘百世的镜园等。一般官绅文士的园林则有刘茂才的刘园、方从哲的方园、苗君颖的湜园、杨侍郎的杨园、米万钟的漫园等。明成祖时期的宦官、著名航海家郑和，也将府邸建在积水潭南。李东阳是明朝中后期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曾任弘治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幼时亦曾居住在什刹海一带。可以说，什刹海在李东阳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他成为诗人以后，自然要将这份深情寄托在诗作之中，于是人们读到了《西涯杂咏十二首》，在“水绕湖边树，花垂石上藤”的美妙中感受什刹海的景致。

有明一代，什刹海区域内的宗教文化也步入了鼎盛时期。

作为北方重镇乃至王朝首都的北京，一直都是多种宗教集聚的城市，运河水运更为宗教的传入带来了便利条件。元代以前，积水潭周围已出现少量寺观，如始建于北朝前燕时期的白马祠（白马关帝庙前身）、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火神庙等。元大都时期，北京更成为僧道争相进入之地。据史书记载，元代积水潭附近的佛道寺观已在十座以上，如万宁寺、崇国寺（今护国寺）、宝禅寺、广化寺等，已然形成初具规模的宗教建筑群，产生了什刹海地区最初的宗教文化。然而，元代积水潭一带以漕运文化与商业文化最为突出，运河码头的繁华使这里拥挤而纷杂，宗教文化虽得以萌生，却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

及至明代，随着积水潭漕运文化的消失，宗教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两百余年间，宗教文化步入鼎盛，成为北京城中的“海天佛国”。明、清两代，什刹海一带以“九庵十刹”最负盛名。九庵，即通明庵、丰泰庵、槐宝庵、海潮庵、北极庵、天寿庵、永泉庵、朝阳庵、太平庵；十刹，即观音寺、普济寺、三圣庵、汇通祠、法通寺、净业寺、广化寺、火神庙、大慈恩寺、小慈恩寺。如今，随着岁月变迁，当时的僧侣道士早已不在，即使是寺观建筑，能够存留至今的也是少数。尽管如此，宗教文化的辉煌已经与什刹海的历史变得密不可分了，如今这里即使没有寺观遗迹，也无法掩盖宗教文化曾经的光芒。

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政权定都北京。这座饱经战火、几度成为王朝都城的北方重镇，从这一刻开始，有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首都。

北京，依旧是帝王之家，但却有了新的主人。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即使是作为皇宫内苑的紫禁城，也仅仅是对建筑物进行一些修缮、改建或小规模增建而已。不过，对于首都的管理，清朝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他们因为皇权来到中原，却对汉民充满防备之心。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所以建立后金政权，完全出自对汉人的仇恨。他的父亲原为明朝官员，因遭陷害而被明将李成梁所杀。为报杀父之仇，时年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以家传十三副遗甲起兵，攻杀仇人，势力逐渐强大。他五十七岁时，叛明建国，见汉人儒生必杀之。皇太极继位后，却一改努尔哈赤仇视汉人的政策，招纳汉人儒生，优待明朝降将。皇太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汉人的可学之处，其政治志向也不再局限于关外。及至顺治皇帝继位，自然担心政权被汉人颠覆，因此，清政府对皇权之下的汉民充满防备之心，开始推行一系列维护清朝统治的政策。

顺治元年十月，顺治皇帝在定都北京的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京城兵民分城居住”，随即推行满、汉分城居住制度。于是，北京内城由清八旗军及其家属占有，除少数经科举或由于军功在朝廷任文武高官的汉族大员外，汉人不得在内城居住，一律搬往外城。由此，整个内城变为一座大兵营，由十几万八旗官兵携眷属驻防，号称“京旗”。位于内城的什刹海自然也成为“京旗之地”，作为正黄旗的驻地，感受着皇恩，也支撑着清王朝在北京的统治。

可以说，一个王朝的政策变革，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因为有了“满汉分城”的制度，什刹海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京杭大运河终点码头的风光早已不再自不必说，充满平民气息的商业与游乐氛围也大大逊色于明代。原本居住在什刹海周边的平民百姓，其中不乏以经商为业的工商户。他们搬移到外城以后，在带动外城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使内城传统商业区的商业日趋萧条。常态商贸活动渐渐减少，庙会和集市则出现在什刹海地区，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主流。著名的荷花市场，其起源就可追溯到清同治年间，这个市场在清末变得红火热闹，极为兴盛。

什刹海的秀美景色却是一直不曾改变的。

作为京城内一处不可多得的水域，什刹海仍旧是世人青睐的游览胜地。只不过，游览者不再以平民百姓为主体，游览什刹海逐渐成为皇室宗亲、满汉官员、文人雅士的特权。康熙年间，朝廷加强对园林的管理，什刹海被划归署理皇家宫苑的奉宸苑管辖，设置专有的御用采莲船。偌大的什刹海，虽没有成为内苑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一般的皇家禁忌之地，但依旧具有特权色彩，成为权贵阶级或国家文化精英的观光地。他们或泛舟游湖，或宴饮赏荷，再或冰床围酌，甚是惬意。

在众多青睐什刹海的清代文化精英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纳兰性德。他是康熙朝宰辅明珠的长子，以“清词魁首”著称。纳兰性德经常在什刹海举办文人雅士聚集活动，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张纯修、吴兆骞等清代名士都曾参与其中。他们泛舟水面，饮酒吟诗，不亦乐乎。这些活动记录在文人笔端，从中仍能看出当时的美好情景。如今，在纳兰性德的《通志堂集》与《饮水词》、严绳孙的《秋水集》、陈维崧的《迦陵词》、姜宸英的《湛园集》、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当时在什刹海欢聚场景的描绘。

其实，什刹海的秀美完全来自灵动的水。北京城历来缺水，城中之水更是稀缺。什刹海不仅水量丰沛，又是游览胜地，在这里既可远眺西山，又能近览宫城，特别是前海与后海交界处的银锭桥，更是京城内观赏西山美景与领略宫城、皇城庄严的最佳地点。永定河故道穿越京城的高梁河水系素来被称为“御河”，其中被称为“内苑三海”的北海、中海、南海早已纳为禁苑，为皇家所独享，而西直门外的河段则“严禁民船下水”，唯有什刹海面向民众，成为赏景、荡舟、游玩之所，显得尤为珍贵。如此看来，元明两代的达官显贵选择在什刹海一带营建宅邸与花园，原因可见一斑。

清朝的皇帝对水景格外喜爱，或许是对东北白山黑水的怀念，或许是想通过水的灵动感受奔放与自由，因此，清廷在入关后不久即颁布了一道“禁水令”，规定非皇帝恩准亲赐，任何人不得私引什刹海之水入自家庭园。此令一出，明代以来什刹海边盛极一时的宅邸与花园在清代便走入了末路。这些庭园之所以秀美，多是依靠什刹海得天独厚的水源优势，将水引入庭园之中，造一方美景。然而，面对“禁水令”，这些庭园的居住者只得将引水口堵死。园中之水因无水源引入而成为死水，久而久之，恶臭腐败，往日的风华丧失殆尽。

什刹海一带明代庭园的没落，并没有阻挡清代府邸与花园的修建，只不过这些庭园背后有着更多的特权。此地已不再是以往朝代的权贵之所，而成为王府的集中地。时至今日，清代的王府建筑仍旧是什刹海地区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王府数量多、规格高、保存好，蕴含着传奇、精彩且充满神秘的清代王府文化。

阿拉善王府是什刹海地区修建的第一座清代王府。康熙四十一年（1702），阿拉善扎萨克多罗贝勒和罗理第三子阿宝有幸被选为额驸，即将迎娶康熙皇帝的侄女、庄亲王博果铎的第三女。这位格格从小被养在宫中，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既然她要出嫁，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康熙皇帝不仅将她封为郡主，还恩赐进京完婚的阿宝于什刹海西煤场修建王府。此后，阿宝后裔与皇室世代联姻，阿拉善王府成为这个蒙古家族在京城的繁衍之所。

什刹海地区有多座清代王府，分别是醇亲王府、恭亲王府、庆亲王府、庄亲王府、阿拉善王府、成亲王府、敦郡王府、愉郡王府、锺郡王府、承泽郡王府等。有清一代，皇室册封世袭罔替亲王仅十二人，除八位开国元勋铁帽子王之外，怡亲王允祥（康熙皇帝第十三子）、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子）、醇亲王奕（道光皇帝第七子）、庆亲王奕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四人中，有三人的王府坐落在什刹海一带。时至今日，这三座王府依然完好，守望着什刹海，以独特的风采诠释着清代什刹海王府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这一区域还有和恪公主府、涛贝勒府、棍贝子府、魁国公府，与亲王府、郡王府一道构成了皇族王府宅邸的风景线。

然而，清代的什刹海并非只有光鲜的一面。至清代中叶，什刹海水量日渐减少，临水的园亭、寺庙开始逐年荒废。同治朝以后，不仅湖中水体被污染，周边的社会秩序也变得混乱，这里一度成为土匪、地痞、流氓的活动场所。及至清末，“满汉分城”的制度已有所松动，一些穷困潦倒的旗人由什刹海附近的居所迁往南城谋生，相应地，一些汉民中的精英则移居什刹海地区，给这里增添了更多的文化气息。

清王朝寿终正寝以后，穷旗人迁出什刹海地区仍是趋势，迁入此地的则是北洋政府的公职人员和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职人员，胡适、梁思成、林行规、徐容光、陈半丁等人都曾居住在这里。

荷花市场在清末民初焕发了勃勃生机，商业氛围大有改观。这里商铺林立，茶棚饭庄、书场戏台、杂耍玩意儿应有尽有，吸引来的游人摩肩接踵，好不热闹。特别是市场上的传统食品与时令小吃，如老北京的炒肝、炸糕、豌豆黄等，再如夏季消暑的冰碗、雪花酪、果子干等，都令游人垂涎欲滴，深受欢迎。除去小吃，此地饭庄的生意也日渐兴盛。烤肉季、会贤堂、集贤居、庆云楼、福兴居、和顺居等饭庄逐渐发展成为京师餐饮名店。虽然这些饭庄出现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大多是因为荷花市场的繁荣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足以见证当时什刹海一带浓郁的商业气息。

然而，民国时期的什刹海因为年久失修已尽显破败，污水横流，脏乱不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观。从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对什刹海多次清淤整治并加以开发，使其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的什刹海是北京城的游览胜地，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历史古迹众多。恭亲王府经过大规模整修后对外开放，成为目前唯一一座全部开放的清代亲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德胜门箭楼、广化寺、贤良祠、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银锭桥、火神庙等文物古迹也在整修之后相继开放。在新时期开发的什刹海水上游与胡同游项目，又为游人架起感受老北京风情的桥梁，同样是什刹海地区的一大特色。此外，独特的商业气息总是令南来北往的游人流连忘返，他们或是在烟袋斜街的特色商店中淘宝，或是在复建的荷花市场中感受旧日风情，或是在什刹海两岸的酒吧中赏景闲谈，都会是一次在历史与时尚之间的穿越之旅。

荷花市场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