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与皇帝家庙：至上荣耀与最高权力

北京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作为紫禁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1988年，太庙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故宫保护缓冲区内最重要的皇城建筑。数百年前，这里传承着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传统礼制，成为最高祭祀礼仪的上演地。虽然平日里空旷寂寥，只能偶见几个守庙太监的身影，但太庙却比皇宫还要圣洁、神秘。这里不仅寄托了皇室尊祖敬宗以护佑子孙昌盛的愿望，也承载着历代帝王的社稷哀思。

太庙之制，古已有之，不同朝代有所差异。夏朝的“世室”、殷商的“重屋”和周朝的“明堂”，都是古代皇帝的宗庙，及至秦汉时期始称“太庙”。太庙在初期只供奉皇帝及先祖神位，后来增加了配享太庙的殊荣，皇后、宗室与有大功于社稷的臣子有幸在身后被供奉于太庙，分享皇帝家庙里的至上荣耀。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在内皇城与外皇城间东南角始建明太庙，仿汉代之制，每祖一庙，共建四庙。明洪武八年（1375），又对太庙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采用前殿后寝、同堂异室之制，共建寝殿九间。

朱棣营建紫禁城时参照了南京宫城的格局，按照帝王都城“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在紫禁城承天门的东侧修建了气势宏伟的皇家太庙，寄托了永乐大帝对先祖的崇敬之情。

建成之后的太庙呈长方形，主体建筑为享殿，又称祭殿，耸立于整个太庙建筑群的中心，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现在的享殿为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檐下悬挂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太庙”九龙贴金额匾。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四周绕以雕花石护栏。殿内梁栋饰金，地设金砖，六十八根大柱及主要梁桥皆为金丝楠木。天花板及廊柱皆贴赤金花，制作精细，装饰奢华。前有东西两庑，皆为黄琉璃瓦歇山顶。东庑殿用于供奉历代有功皇族成员神位，西庑殿用于供奉异姓功臣神位。享殿南向有三条上下通道，正中巨大的石雕自下而上为龙纹、狮纹、海兽纹图案，造型精美。殿前庭院宽广，中央是碎石御路，两侧条砖墁地，平整空旷。

按照“前殿后寝”的格局，享殿后为寝殿，与享殿共处于“工”字高台上。寝殿内分室供奉皇帝祖先牌位，陈设神椅、香案、床榻、褥枕等物。牌位立于褥上，象征祖宗起居安寝。寝殿为黄琉璃瓦单檐庑殿顶，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东西两侧庑殿各五间，作为贮存神器之用。殿外的石阶下，左右各设两盏石灯。

除主体建筑之外，太庙还建有神厨、神库、宰牲亭、治牲房、井亭、燎炉等建筑。

太庙享殿与故宫太和殿相距不远，一个是逝者的荣耀，一个是生者的权力场，遥相呼应，同样至高无上。然而，在建筑高度彰显等级的封建社会，古人该如何处理这样两座建筑的高与低呢？民间曾流传“太庙比太和殿高三尺”的说法，正是对太庙享殿与故宫太和殿高度的关注与猜测。前者是皇帝举行重大祭祀先祖仪式的场所，重要程度仅次于祭天；后者是皇帝办理国家公务的场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前者当真会比后者高吗？

时至今日，科学的研究给出了确切的答案。

享殿与太和殿均立于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如果包含台基，享殿的总高度为三十二点四六米，而太和殿的总高度为三十五点零五米——太和殿高于享殿。如果不包含台基，享殿的高度为二十九点零四米，而太和殿的高度为二十六点九二米——享殿高于太和殿。

这样的安排充分彰显了古人的智慧。总高相比，太和殿高于享殿，符合当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原则；须弥座以上部分相比，则享殿高于太和殿，又体现了当朝皇帝对先祖的尊崇。事实上，对于这样两座建筑，哪一座绝对高于另一座都欠妥当，而古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和相对比较的原则，圆满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太庙在建成后，开始广植柏树。因为在古人看来，翠柏常青象征江山永固，皇族的家庙里自然不可缺少这道风景。时至今日，太庙内的柏树业已成林。在苍劲古拙的树林中，便有一株永乐皇帝亲手种植的柏树，如今高达十五点五米，树干周长五点一五米，枝叶繁茂，独领群柏之首。这棵柏树被后代尊为“神树”，每临太庙祭祖大典，经过此树的皇帝要下辇，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以示尊重。

关于“神树”之“神”，还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

相传，太庙建成之初，负责种树事宜的官员姓郎。他损公肥私、欺上瞒下，还赶走了疾恶如仇、植树技术精湛的鲁工长。没想到，植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虽然连种三年，太庙内的树竟然无一成活。这样的事非同小可，皇帝怪罪下来，郎姓官员因此掉了脑袋。接管此事的苟总管寝食难安，他召集心腹商量对策。众人七嘴八舌，终于想到了两个权宜之计：一是请回技术精湛的鲁工长，大力种植柏树；二是将“责任”推给皇上，称卜卦显示天意，由皇帝焚香沐浴，亲自种植下第一棵树，并以此树之灵泽及群树，群树才能成活。永乐皇帝当即准奏，筹备工作随即展开。

太庙

鲁工长回到太庙以后，很快摸清了种树不活的原因。太庙的所在地原为河滩，遍布沙石，柏树自然无法生长。这天晚上，一直寻找解决办法的鲁工长夜不能寐，便起床出门，信步向紫禁城走去，突然感觉到脚下非常松软，低头一看，猛地大叫一声：“天助我也！”原来，鲁工长看到地上的泥土都是松软肥沃的黄土，十分利于植物生长，便决定以换土、包裹树根、带土移栽等办法种植柏树。一切准备就绪，永乐皇帝在吉日良辰亲临太庙，植下了第一棵柏树。说来也怪，此后种植的柏树苗棵棵成活，日渐茁壮，特别是皇帝亲自植下的那棵柏树，更是枝繁叶茂。“神树”之名也便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永乐皇帝之后，明朝皇位几经继承，太庙均未有过增建、改建，直至紫禁城迎来它的第七位主人——明孝宗朱祐樘。

《明史》中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评价极高。然而，这样一位具有大爱的英主，度过的却是极为坎坷的童年。明孝宗的生母纪氏是广西土司的女儿，她被俘入宫后，代为管理当朝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内廷藏书。一天，宪宗偶遇纪氏，因为被其美貌所吸引，当晚便有了肌肤之亲，没想到被皇帝临幸的纪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深受宪宗宠爱的皇贵妃万贞儿，曾生下皇长子却又不幸夭折，闻听纪氏怀孕后大惊，急忙派宫女为纪氏堕胎。纪氏的人缘很好，被派来给她堕胎的宫女不忍下手，便谎报万贵妃，称纪氏并未怀孕而是肚内长了瘤子。万贵妃将信将疑，仍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就在冷宫中，纪氏忍辱负重偷偷生下了皇子朱祐樘。尽管纪氏处处小心翼翼，但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万贵妃最终还是听到了皇子出生的消息，于是派门监张敏去杀死出生不久的皇子。张敏自然不敢违命，但她也深知一旦皇帝得知自己杀死了皇子，一定是死路一条，而且杀死皇子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思前想后，她索性冒险帮助纪氏藏起了皇子。尽管万贵妃对张敏已经溺死皇子的汇报有所怀疑，但多次派人搜查后，并未发现皇子的下落。大难不死的朱祐樘渐渐长大，六岁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命运的转机。一天，张敏在服侍皇上的时候，听到了宪宗对尚无皇子的叹息，于是趁机说出了实情。宪宗大喜，随即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深受宪宗宠爱的万贵妃自然不肯罢手，不久，纪氏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出于对皇孙安危的担心，宪宗的母亲周太后很快将年少的朱祐樘接到了自己居住的仁寿宫，避免了万贵妃对皇太子的迫害。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万贵妃病逝，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驾崩。是年九月壬寅日，十七岁的皇太子朱祐樘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他就是明孝宗。

即位后的明孝宗，面对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一个童年坎坷的皇帝，并未将自己遭遇的不幸转化为暴戾，而是以宽厚、勤政治理天下。及至弘治十八年五月七日病逝于乾清宫时，年仅三十六岁。他为明朝历史留下一段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明代太庙采用昭穆制度，同堂异室。周朝规定天子九庙，后来演化为一个庙堂中供奉九位祖先的牌位。明孝宗即位时，太庙寝殿内已供奉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共五祖四宗，正满九数。明孝宗朱祐樘面临的难题是，面阔九间的寝殿已无空闲之室，宪宗朱见深的神主牌将摆往何处？方法无非有二。其一，寝殿增添庙室，以后每有一位皇帝驾崩，便要增添一室。其二，依照传统祧迁之制，在太庙寝殿后建祧庙，若超过九代，就把隔代的祖宗牌位转到祧庙的石函中保存，迁祧主于祧庙。

明王朝代代相传，何时才为终点？如皇帝众多，究竟该增添多少庙室？显然，增添庙室的方法并不可行。于是，弘治四年（1491），明孝宗听从礼官建议，在太庙寝殿后建祧庙，规制一如寝殿。祧庙四周围以红墙，与享殿、寝殿之间以一墙相隔，自成院落。红墙上辟有五楹琉璃花门，中间三楹，两端各一楹。

明孝宗驾崩后，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在紫禁城即皇帝位，是为明武宗。明武宗在位十六年，于正德十六年三月病逝，年仅三十一岁。由于武宗没有留下子嗣，加之明孝宗朱祐樘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一脉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后决定，依《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由最近支的皇室、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朱厚熜就是明世宗。

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意外”继承了皇位，但刚刚即位便遭遇了尴尬。他的父亲朱祐杬此时已经故去，由于朱祐杬不是先皇的直系亲属，即使他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也只能被称为“皇叔”，牌位更不允许被供奉在皇室为祭拜祖先而营造的太庙之内。此时的朱厚熜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幼时聪敏，加之兴献王朱祐杬在世时亲自教育他，使他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因此，他遇事很有主见，不希望自己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自打做了皇帝，他就对此事耿耿于怀，这便引发了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追封其生父尊号的“大礼议之争”。

在这场就“大礼”而产生的争论当中，朝中大臣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提出了尊奉正统的方案，认为明世宗朱厚熜应以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称其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太妃”，祭祀时则对父母自称“侄皇帝”，并援引了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由小宗入继大宗的先例，以示源流。显然，这样的结果朱厚熜是不想接受的，这时他才刚刚继承皇位不久，还未过多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却已展开了与群臣的争斗。争斗虽然艰苦，却也让年轻的朱厚熜早早体会到了权力带来的“乐趣”。虽然阻力重重，但因为皇权在握，朱厚熜还是经过三年半的斗争借高压手段取得了“大礼议之争”的胜利，为父亲的封号加上了“皇考”。

然而，朱厚熜想要让自己那从未当过皇帝的父亲入享太庙，却远比追封其生父尊号来得困难。于是，有官员提议，在太庙之中，为明世宗的生父另建一庙，同享祭祀之礼。这个提议虽然遭到了众多官员的反对，但明世宗还是选中太庙东面的空地，仿照太庙之制，于嘉靖五年（1526）建成一座前殿后寝的祭祀庙，定名为世庙。

他很清楚，虽然在“大礼议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世庙毕竟不同于太庙，当真要把生父的牌位列入供奉皇帝祖先的太庙，触动的将是多年传承的宗法祖制，势必会遇到不可预想的阻力。恰在嘉靖九年（1530）正月，祀礼臣给事中夏言上书嘉靖皇帝，奏请改革祭祀制度。夏言的奏折给朱厚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他决定以此为契机，尝试改革传承已久的祖制。

嘉靖九年二月，朱厚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召集群臣商议夏言奏折中提及的天地分祀的祭祀改革。一番激烈争论后，否定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但明世宗还是坚持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认为“分祀良是”，并决定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坛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坛专以祭地，在东郊建朝日坛，在西郊建夕月坛。这就是明代重要的历史事件——“更定祀典”。

“更定祀典”的胜利，为明世宗进一步实施其生父入享太庙的举措奠定了基础。嘉靖十四年（1535），明世宗朱厚熜颁发诏书，令改建太庙，按照“天子七庙，三昭三穆”的排列法，分为九庙。太庙仍然坐北朝南，其他群庙，则在太庙之后东西相向而列。

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明世宗终于实现了夙愿。据《明史》记载：“帝乃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庙，太祖神主于太庙，百官陪祭如仪。翌日，奉安太宗以下神主，列于群庙”。在一场盛大的“升附太庙”仪式之后，世宗生父“睿宗献皇帝”的牌位终于被隆重安置于太庙中的神位上，跻身武宗朱厚照之上。纵使明世宗朱厚熜为当朝皇帝，还是经过了种种曲折才得偿所愿。兴献王虽然从未做过一天皇帝，却因为儿子的努力，而在身后有了入享太庙的殊荣。(www.xing528.com)

新改建的太庙仅使用了五年，于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因遭雷击而毁于火灾之中。嘉靖二十四年（1545），太庙重新修建，重新恢复了同堂异室的规制。新建太庙享殿九间，前有两庑，享殿后为寝殿，寝殿后又建有祧庙。享殿南面为戟门，门左为神库，门右为神厨，戟门外又有宰牲亭和神宫监。这样的格局，有明一代未再出现大的改变。

明代的太庙中，供奉的帝后皆为一帝一后。虽然前代的太庙曾有一帝二后、一帝三后甚至一帝四后的供奉之法，明代礼官也提出一帝多后的供奉办法，但是直到明末，太庙始终实行一帝一后的制度，所供奉的皇后皆为元配。

宫廷祭祀共有八十多种，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都是以朝廷名义举行的祭典。因被祭祀者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不同，祭典规模相应不同。大祀多由皇帝亲自祭拜；中祀则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遣官员祭祀；群祀，则完全由官员代为祭祀。

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首月的农历初一，会举行常规性的祭祀仪式。帝后牌位被请入享殿，皇帝亲往祭祖，被称为“四孟时享”。每当国家遭遇重大事件，如新皇帝登基或亲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等，皇帝会亲往太庙寝殿向祖宗上香祷告，被称作“告祭”。此外，每年除夕的前一天，太庙中供奉的历代帝后神主全部被恭请入享殿合祭，这是太庙在一年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祭祀，称为“祫祭”。

崇祯末年，农民军刚刚推翻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清军就迫不及待地大举入关。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此时的北京，尚处于战火兵燹之中，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并未忽视太庙的存在。六月，率军入关的清摄政王多尔衮，将太庙里明朝皇帝的神位移至历代帝王庙。他的举动不言而喻，即将入享太庙的将是清朝历代皇帝的神位。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前，已在盛京（今沈阳）设置了太庙，为前殿五室、后殿三室的格局。顺治元年（1644）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从盛京到达北京。十月十日，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诏书，清王朝由此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此后，清廷在北京重建太庙，仍然修建在明代太庙的位置上，只是格局有所不同。

新建的太庙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前殿，即享殿，进深十一间，平时没有供奉的神主，只有牌位。前殿东、西各建有庑殿十五间，规制参考明代。

东庑殿用于供奉配享的满族亲王，有清一代共十四位，分别是：武功郡王礼敦（景祖第一子），慧哲郡王额尔衮（景祖第二子），宣献郡王界堪（景祖第三子），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显祖第四子），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睿忠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显祖第三子舒尔哈齐的第六子），豫通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肃武亲王豪格（太宗第一子），克勤郡王岳託（太祖第二子代善的第一子），怡贤亲王胤祥（圣祖第十三子），超勇襄亲王策凌（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世孙、固伦额驸），科尔沁博多勒噶台忠亲王僧格林沁（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尔二十六代孙、科尔沁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嗣子、嘉庆帝嗣外孙），恭忠亲王奕（宣宗第六子）。

西庑殿用于供奉配享的功臣，有清一代共十二位，分别是：超等英诚公赠王爵扬武勋古利，一等大臣赠一等信勇公费直义英东，一等大臣赠公爵额宏毅亦都，内大臣、二等果毅公图忠义尔格，正黄旗满洲都统、一等雄勇公图昭勋赖，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学士、追封一等忠达公追赠太师图文襄海，太傅、保和殿大学士、三等襄勤伯鄂尔泰，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三等勤宣伯张文和廷玉，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一等武毅谋勇公、赠太保兆文襄惠，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追赠郡王傅文忠恒，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赠太保阿文成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闽浙总督、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福文襄康安。

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算起，清王朝前后二百九十六年，得以配享太庙的大臣仅十二位，而获此至高荣耀的汉臣则只有一位，是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居官达五十年，先后编纂、编修《康熙字典》《世宗实录》《明史》《大清会典》等。张廷玉死后入享太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汉臣给予的唯一一次最高礼遇和殊荣；他亦是清政府中唯一不以军功获得伯爵封号的汉臣，由此创造了清军入关后汉族官员两项绝无仅有的纪录。

然而，在汉臣中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张廷玉，从政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他的晚年遭遇了很多坎坷。

张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但他真正得到重用则是在雍正朝。他曾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裁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相继升任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改兼吏部尚书。雍正皇帝对张廷玉褒奖有加，认为他“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正因如此，雍正皇帝对张廷玉委以重任。雍正八年（1730），“军机房”（又称“军机处”）设立后，张廷玉成为军机处仅次于怡亲王允祥的重臣，又因其办事妥当、谨慎认真而受到雍正皇帝的宠信和厚爱。张廷玉并未因权傲物，而是一如既往地尽忠职守，最终获得了雍正皇帝对他“大臣中第一宣力者”的极高评价。雍正皇帝在弥留之际仍未忘记这个老臣，特别在遗诏中言明其“可配享太庙”，对张廷玉所给予的肯定之大、饱含的真情之深，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尽管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多磕头、多办事、少说话、少议论”，却未能在乾隆朝功德圆满，最终只得到了“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的评语。

乾隆朝之初，张廷玉以两朝元老身份仍为朝廷所重。乾隆元年（1736），《明史》修成表进，乾隆皇帝命其仍兼管翰林院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加拜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宣，开创了文臣无爵至侯伯的先例。乾隆四年（1739），加太保。乾隆皇帝甚至格外关心他，谕称：“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

乾隆十三年（1748），张廷玉因年老多病告老还乡，由此引发了与乾隆皇帝在此后几年间的争执与怨尤。《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记载：

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巨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

然而，张廷玉确实年老多病，尽管乾隆皇帝多次下谕挽留，他仍频繁请辞。乾隆皇帝自觉待张廷玉不薄，虽内心不快，还是在乾隆十四年冬，准许其第二年返乡，并“亲制诗三章以赐”。张廷玉入朝谢恩时，奏请乾隆皇帝为“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一事写下手书。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认为张廷玉此举是让自己“立字为凭”。但乾隆皇帝还是写下一首诗赐给了张廷玉，在诗中言明不会改变先皇遗诏。第二天，张廷玉派儿子张若澄入朝代自己谢皇恩。乾隆皇帝自然不满意张廷玉不亲自来拜谢的做法，在张若澄离开后出言责备张廷玉。没想到，皇帝的不满很快传到了张廷玉的耳中。第二天，张廷玉赶紧亲自入朝谢恩。乾隆皇帝猜想一定是有人向张廷玉报信了，于是更加生气，命令彻查此事。调查后知晓是张廷玉的门生、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暗中通风，于是以“负恩植党”之罪，削去了张廷玉的爵位。

乾隆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薨逝。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只想着乾隆皇帝准他春天还乡的许诺，便急匆匆地奏请南归故里。乾隆皇帝大怒，诏命把太庙配享的历代功臣名单拿给他看，命他自我审视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张廷玉惶恐万分，请求除去自己配享太庙的资格，照律治罪。乾隆皇帝随后命令九卿商议，得到了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请奏。乾隆皇帝以此修改了雍正皇帝的遗诏，取消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资格。同年九月，因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处罚张廷玉，罚银一万五千两，追缴历年赏赐物品。

晚年的张廷玉，可谓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被去除了配享太庙的荣耀，一个鞠躬尽瘁的三朝老臣情何以堪？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张廷玉病逝，享年八十四岁。张廷玉身后，乾隆皇帝还是遵照父皇世宗的遗诏，令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张廷玉虽是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但谥号并不是最高的，可见是与乾隆皇帝的恩怨使然。不过，张廷玉并不知晓这身后的荣耀。在他有生之年，他以为这至高的荣耀早已离他而去，即使是在抱憾而亡时，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或许依旧无法消除对自己晚年人生的悔恨。

清代新建太庙的第二层为中殿，即寝殿，规制略小于前殿，分为九间，供奉的是清朝的列祖列宗。中殿两旁，修建有庑殿各十间，用于存放祭祀时使用的器具。中殿之后，筑有围墙，开三门通往后殿。后殿是太庙的第三层，称为祧庙，也是九间进深，供奉的是祧庙神龛。后殿修有东西庑殿，用于存放祭祀用的器具。

终清一代，太庙未出现过大的变更。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开了象征皇权的宝座。但对于太庙，民国政府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中的第四款“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要求，认定其仍属于皇室私产，但并不关乎国家政权。

1924年，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之际，将清末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太庙由此终结了作为皇家祖庙的历史。

1926年，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对外开放，成为普通市民可以参观的公共空间，但多数时间仍处于封闭状态。

1950年，太庙改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昔日的皇家坛庙，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太庙作为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场地，也上演过歌剧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所蕴藏的巨大文化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