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迹：正阳门见证皇权兴衰

北京在开启都城史的同时，相伴而生的是首都城市的营建。岁月流转，王朝更迭，当金、元、明、清的封建统治离我们远去时，我们难免会对历朝历代的都城充满想象：都城该是怎样的气势？该有怎样的辉煌？都城之门，虽然无法获得皇城宫殿的荣耀，却见证了城内皇权的兴衰，也直接触摸到动乱纷争的战火，因而变得极不平凡。其兴衰，其变迁，都与帝王的命运息息相关。

久负盛名的北京前门，名为正阳门，是明、清两代都城的正南门，因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故俗称“前门”。正阳门的营建应追溯到元代，元大都城垣正南门名为丽正门，是正阳门的前身。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两代，丽正门经历位移、改名而开启了正阳门的历史，在战乱被毁、火灾焚烧与修缮、重建之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建筑、军事防御、礼仪制度和建筑艺术的形象体现，承载起北京城厚重的历史文化。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成为蒙古国大汗。因弟弟阿里不哥领导的反对势力占据原本的首都和林，忽必烈不得不煞费苦心选定新首都。要知道，没有“家”的大汗仿佛没有根基一般，任凭战场上如何英勇，总是会有一份苦涩的孤独感，对“家”的温暖充满渴望。庆幸的是，继位之前的忽必烈已经在征战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蒙古草原与中原汉地之间修建起一座新的城市——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中统四年（1263）五月，忽必烈颁布诏书，将开平府命名为上都，正式取代和林的地位，成为其政权的首都。

新都开平的确立，为忽必烈肃清反对势力、实现征战中原的政治抱负奠定了基础。于是，他首先剿灭阿里不哥的军队，完成了蒙古国内部的统一。内部统一的战争消耗了国力，却无法改变蒙古人征战的野心，因此在1268年，安定了后方的忽必烈决定大举进攻中原，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战之旅。蒙古铁骑踏遍汉地，虽遇抵抗，却势不可挡。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终于在蒙古人的征战中得以复归统一。

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北京城在历史的版图里变得清晰而重要。这一切，缘自忽必烈为推动国家统一而做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迁都北京。

当时的蒙古首都开平刚刚建城不久，仍处于发展之中，人口稀少、物资有限，城市功能尚未成熟完备。虽然地处蒙古草原的南缘，但仍与中原汉地相距甚远，不利于对国家的管理。正因如此，迁都成为形势所迫。在忽必烈看来，北京“虎踞龙盘，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是经营天下的理想之地。于是，他在中统五年（1264）改称燕京为中都，授命曾主持兴筑开平的太保刘秉忠掌管提点宫城所，负责勘定中都的城址及新城的营建。新城的建设开始于至元四年（1267）正月，及至至元九年二月忽必烈下令改称中都为大都并定都大都时，营建工作尚未完成，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的营建工作才得以初成，初步构建出一座规模宏大、壮丽辉煌的伟大都城。

太保刘秉忠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家，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地理、律例、佛学、儒学，一生主持修建过元上都（开平）、元大都（北京）两座都城。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遵循《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古代都城规划原则和《周易》中“象天设都、阴阳八卦”的理念，营建出中国古代都城的经典之作。“城方六十里，门十一座”，正是元大都的整体模式。而都城南三门正中的丽正门规模巍峨，形制崇隆，领秀诸门，是帝后辇舆出城的必经之门，也是贵人官吏所乘车骑的通行之门。因“冠盖”意为官吏的冠服和车乘，故此门当时人来车往的情景又被人们称为“衣冠之海”，以彰显富贵之气。

丽正门在地理上经纬四通，从此门向北过千步廊即是元朝的皇城与宫城，著名的建筑依次为灵星门、周桥、崇天门、海子桥、中心阁；向南可直通金中都时期的旧城，交通十分便利。元大都时期，南来的马帮商旅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大都，他们集中在丽正门外搭建棚房进行商贸活动，使这一区域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城重要的商贸中心，盛极一时。

最初的丽正门如同大都城其余的十个门一样，并未建设瓮城与箭楼，然而，这一切被战火改变了。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的军队逐渐逼近大都，元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守卫大都，这一年十月，元顺帝“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以加强城防。于是，在大兵压境的情势下，元大都十一座城门的瓮城与箭楼修建完毕。然而，建好的城门防御工程并未能阻挡起义军的进攻步伐。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攻陷大都城，结束了元朝的统治。随即，明太祖朱元璋改称元大都为北平府，使这座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失去了国家首都的地位。

为防止逃往东北的蒙古军队卷土重来，大将军徐达对北平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在这次改建中，元代的皇宫无法逃脱被拆毁的厄运，精彩不再。此外，因原有的大都城占地宽广，不利于军事防御，北平府放弃了大都城的北部城区，在北城墙向南约五里处修筑了新城墙，设立安定门、德胜门两座城门。而包括丽正门在内的南城墙三门则没有变化。

当北京城两百多年辉煌的都城史即将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天空划过时，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却为北京城带来了重拾辉煌的机遇。朱棣先是启动修建紫禁城的浩大工程，日后又决定迁都北京，这一切都使他的名字与北京城的建设密不可分。正是因为修建紫禁城，北京城的城垣才得以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南垣向南迁移近一公里，以容纳设立在皇城前的五府六部。南移后的南垣仍旧设立三座城门，称谓也沿袭旧名，从正中向两侧依次为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明代永乐年间对北京城垣的修缮和移建工程，开始于永乐四年，完成于永乐十九年（1421），前后长达十余年。此后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帝共计十六年，均未再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活动。

丽正门再次被改变，发生在明英宗时期。

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他是一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又饱受诟病的皇帝，登基时年仅九岁，由杨荣、杨士奇、杨溥等前朝名臣辅政。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贪玩之心尚未褪去，就已手握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对当时的形势，对于皇太后与辅政的大臣而言，政治上求稳应是第一要务。然而，登基后的朱祁镇很快就要面对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北京的定都之争。

当年永乐皇帝朱棣的迁都之举虽然得以实施，但朝廷上下的反对之声却不绝于耳。毕竟，放弃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定都之地而北上北京，是许多大臣眼中的违逆之举。因此，朱棣去世以后，刚刚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就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他不可能轻易否定父皇的决定而将首都迁回南京，但他又不能忽视群臣的反对意见，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诏令各衙门行文时在“北京”前增加“行在”二字。“行在”，意为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显然与北京当时真正的地位不同。不过，无论是朱高炽当真想要离开北京，还是为了避开群臣反对的锋芒，这一切很快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朱高炽是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仅一年就魂归天国了。其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但一直不敢触碰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只是继续维持仁宗皇帝在“北京”前加上“行在”二字的决定。

年少登基的朱祁镇哪里懂得北京定都之争的利与害，继位刚刚一年，他就下诏去掉“行在”之名，定北京为京师，并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大肆修建北京城垣，以使自己身居的皇城容光焕发。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城因元之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工程耗时三年有余，至正统四年（1439）完成。

在这次大规模的修建中，北京的城垣不仅完善了各门的“楼铺之制”，“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年之瞻矣”，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城门的更名。据《工部志》记载：“更名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余四门仍旧。”丽正门的“丽正”取义《易经》中的“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意为天地充满光明。丽正门更名后为正阳门。该门位于都城之南，南向，又是南三门之正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之意，故为正阳。

应该说，明英宗朱祁镇登基之初对北京城垣的修葺是一项对后世有益的明智之举，而对城门的更名亦影响久远，不能不说是他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然而，朱祁镇在皇太后和前朝辅政大臣相继去世以后，开始独立掌握皇权。这个年轻的皇帝是被娇惯着长大的，心中没有什么顾忌，骄纵放任的秉性日渐明显。他开始宠信身边的宦官王振，以致贻误社稷。

明朝建立之后，元朝残余势力虽然败退漠北，但他们仍然梦想回到中原，因此经常对明朝北部边境进行袭扰。明太祖时期，朱元璋在北方修筑了长城，设置边镇、卫所，有效地控制了北部边防的形势，维护了国家的安定。朱棣称帝之后，对北部边疆的布防进行了重新部署，初步形成了以京军为后盾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但由于塞北军事重镇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开平等卫所的撤除，使北疆防线南移，蒙古骑兵乘机不断南下骚扰。朱祁镇执政的正统年间，瓦剌部首领也先用武力迫使其他部族归服于瓦剌，蒙古又一次形成了表面的统一。但也先并不满足于蒙古大汗的势力范围，屡屡制造事端，伺机入侵明朝疆域，图谋恢复元朝统治。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朱祁镇受宦官王振怂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亲自率领明军精锐部队草率出兵，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没，史称“土木之变”。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原本只是代替外出征战的哥哥监国，没想到自己的哥哥成为也先的俘虏，变成敌人手中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朱祁钰这个平时养尊处优的皇族子弟，同一些大臣一样又惊又怕，最终在于谦等主战派重臣的推举下成为大明新的皇帝。面对意外得来的皇位，朱祁钰表现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惊恐。庆幸的是，在于谦的指挥下，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损失惨重，退回漠北。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太上皇”朱祁镇最终被释放回来，被新皇帝朱祁钰软禁在宫中长达七年之久。然而，历史却给这个曾经误国的皇帝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景泰八年（1457）正月，年仅三十岁的朱祁钰病重，在北京保卫战中因功官至太师的大将石亨与都督张、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复位之后，朱祁钰随即被废黜，同样被软禁起来。一个月后，他便抑郁而终。

尽管重新登上皇位的明英宗要努力做一个好皇帝，却仍旧没能挣脱宠信宦官之患。原本在复辟中有功的宦官曹吉祥，后来竟伙同其养子钦蓄谋造反，险些令英宗再遭身死国灭之祸。回顾其一生，他宠信宦官而误国误民以及错杀千古忠臣于谦，都是无法抹去的不光彩之处，但其对北京城垣的修葺以及对城门的重新命名，可以成为一项历史功绩。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正阳门发生历史上第一次火毁之灾。《明史》上对这次火毁的记载极为简单：“三十八年四月丁丑夜，正阳门箭楼火。”寥寥数语，仅说明了火毁情况的发生，以及火毁殃及箭楼，并未详细记录火灾发生过程与火毁程度。不过，这次火毁应该是因不慎引发的火灾，而并非战火。三十余年后，当明王朝的统治步入末路时，这座帝都之门则难逃兵燹炮火，发生第二次火毁。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刚刚称帝八天的李自成便亲率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直逼北京，开始了灭亡大明王朝的军事行动。几个月后，大顺军包围北京。三月十九日晨，随着崇祯皇帝登上景山自缢身亡，明王朝宣告灭亡。然而，李自成只停留了四十天便退出了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撤退前的最后一天，大顺军一把大火焚烧了皇城宫殿及内城的九门城楼。(www.xing528.com)

谈迁所著《国榷》记述了当时的火毁情形：“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齐化门西走，刘宗敏、李友等次之，以万骑为殿，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仅存。”其中所说的“雉楼”正是城门的箭楼，九门全部起火，自然包括南垣的正阳门。

明王朝灭亡的时候，曾被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又在哪里？

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将门望族，父亲吴襄、舅舅祖大寿都是重要武将，成为他的政治靠山，使吴三桂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直上，从二十岁至二十七岁，历任游击、参将、副将、总兵，升迁速度之快，超乎寻常。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吴三桂奉命入关，抵御第五次迂道入塞的清军。吴三桂到达北京时，清军已经离开，并未发生战斗。不过，当时的明王朝已被不断骚扰、连连取胜的清军吓破了胆，将吴三桂的勤王看作不战而退敌，吴三桂因此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五月十五日，崇祯皇帝在武英殿宴请来北京勤王的吴三桂等人，特意赐给他尚方宝剑，足见对他的重视。这时的吴三桂仿佛是一个福将，加上明军在与李自成的长期战斗中主力尽失，只剩下吴三桂在关外的这支力量，因此这支军队被视为明王朝的“救命稻草”，为挣扎在亡国边缘的崇祯皇帝带来希望。

然而，崇祯皇帝并不了解吴三桂。吴三桂虽然参加过抵御清军的几次战斗，如松锦大战、松山之战、杏山之战等，也都取得战绩，但却败多胜少。更重要的是，吴三桂已表现出两面性的人格，既有智慧勇敢的一面，也有投机怕死的秉性。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吴三桂的政治取向，面对大清、大顺两支日渐强大的力量，他当真会为大明王朝尽一个臣子的忠心吗？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皇帝急诏各地兵马勤王，特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从宁远入山海关，仅仅两百里路程，却走了十一天。崇祯皇帝直到自杀时，也没能等到吴三桂的援军。而彼时，吴三桂带领军队刚刚抵达丰润一带，他在犹豫观望，停止不前。

当然，无论是大清政权还是大顺政权，都曾向手握重兵的吴三桂伸出过橄榄枝，吴三桂却是既不拒绝也不答应，态度暧昧。我们可以想象出吴三桂当时的犹豫与徘徊，是他胆小投机的本性使然。他想要找一个对自己更加有利的靠山，却无法衡量清楚投降大清或大顺的利弊得失，因此举棋不定，他做出先要投降大顺后又改为降清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的消息后，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自然要考虑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在进行了一番利弊权衡之后，他有意归降已经占领北京城的大顺政权。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到达军中，吴三桂便“决意归李”，于是率领部队继续行进，还沿途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然而，随后获知的消息却使吴三桂改变了计划。他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自己的父亲吴襄被抓，而爱妾陈圆圆更是被大顺将军刘宗敏霸占，一时心中大怒。关于当时的情形，日后曾有许多文学作品进行描述，民间流传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显然已有了文学渲染的成分。尽管如此，痛失爱妾对吴三桂情感上的触动却是毋庸置疑的。此时，大顺军已经开始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问、追赃，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问的官员当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吴三桂不能不心存忧虑，担心自己投降后反而会落入陷阱，很快会被李自成剿灭。于是，吴三桂改变投降大顺政权的初衷，随即调转方向，退守山海关。

明王朝覆灭了，面对大顺与大清，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既然断了投奔大顺政权的念头，吴三桂很快便投降了大清政权，而这一举动加速了李自成大顺军的失败。

清军入关后，迅速将首都由沈阳迁至北京。进入北京城的顺治皇帝自然看到了被烧毁的九座城门，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家”如此破败？顺治皇帝很快开始对大顺军烧毁的宫殿与城门进行修缮，火毁的正阳门箭楼被修缮一新。

清代北京的城墙、城门虽然有过改建与修缮，但方位和形制上承袭的依旧是明朝旧制。正阳门在结构、高度、局部或略有调整，但位置和名称一直未变。正阳门虽然只是一座城门，却集合有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主体建筑包括城楼、箭楼、瓮城及东西闸楼，设置有闸楼千斤闸、雉堞、马道、券门、铺舍等防御性质的设施。附属建筑包括位于瓮城内的关帝庙与观音庙、箭楼南的正阳桥与五牌楼、瓮城外东侧的朝阳阁等。这些建筑或与城门同时建成，或稍晚建成，体现着特有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与主体建筑融为一体，成为正阳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清一代，正阳门曾经三次遭遇火毁。

前两次火毁发生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及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原因均为不慎失火。第一次火灾损失较大，正阳门外的一个铺面失火后，恰遇大风，大火迅速吞没正阳门箭楼，同时还烧毁了东西闸楼、官房等设施。乾隆朝国库殷实，即使正阳门在火灾后的大修工程耗资巨大，仍很快得以修复。然而，由于在施工中没有全部更换新砖，新建箭楼和旧门瓮券内随即出现了裂缝和鼓闪现象。新修的都城之门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自然无法掩盖，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珅只好自请出资赔修，具体管理施工的工部郎中德龄等人也受到相应处罚。及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修复被火毁的正阳门箭楼变得困难重重。修复工作耗时两年，拆了北京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三丈六尺长的大梁，来补正阳门箭楼修复之用，才得以完成，不禁令人叹息。

正阳门瓮城西市场

第三次火毁则伴随着国家的磨难。

正阳门虽然只是一座城门，却因为是都城之门而具有别样的荣耀，格外受人关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命途多舛。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西方列强也越发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终于引发民间抵制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晚，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放火焚烧了洋人在前门大栅栏所开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迅速蔓延，不仅波及周边的前门大街、煤市街等，更将正阳门城楼焚毁。

随着义和团抵制洋人运动的发展，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名组成联合远征军（即“八国联军”）开赴北京，名为镇压义和团，实际上是侵略中国。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国土任由列强蹂躏。正阳门在火灾发生不足两个月后，又遭受了西方侵略军的炮火。英、美、俄、日等国侵略军先是在天坛架起大炮，炮轰正阳门，随后进入内城，又将硝烟尚未散尽的正阳门当作侵略者盘踞的军营。不久后，军营失火，正阳门城楼没能躲过火毁之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侵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逃亡归来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经过损毁殆尽的正阳门时，尽管在城楼与箭楼的基座上已临时搭起了缤纷多彩的牌楼，但帝国之殇却无法遮盖。

如果没有炮火，正阳门一带一定是繁华的，这里的商贸活动一直繁盛不衰。在元代，正阳门外就已经形成了闹市。元明更替时，北京曾一度失去首都的地位，正阳门一带的商贸活动受到短暂影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朱棣考虑到“商贾未集，市廛尚疏”，于是诏命在各城门内外营造铺房，以“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正阳门内有千步廊（即棋盘街），正阳门外的廊房更多，逐渐聚集起大量商贩。正阳门一带每日万人云集，摩肩接踵，人们或是进行商贸交易，或是观看戏曲杂耍，久而久之这里成为明代北京城一处繁华热闹的去处。

正阳门南侧在清朝呈现出更为繁盛的商业景象。清军入关以后，定鼎北京的顺治皇帝推行满人、汉人分城居住制度，汉人及市肆、娱乐场所全部迁往外城，南城因而成为汉人聚集之地。作为内外城的交界处，正阳门的位置得天独厚，商业得以繁荣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顺治六年（1649），清廷下诏禁止正阳门内棋盘街的商业活动，商户被迫南移，更加促进了正阳门外商业区的发展。在清代画家徐杨绘制的《乾隆南巡图卷》中，正阳门外的商市景象真实生动，只见店铺密集、人头攒动，一派繁华景象。但在1900年的大火之后，商业区的繁华不再，同正阳门一样，众多商铺先被火毁，而后为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民国时期的正阳门曾被改建，拆除了瓮城，修建了马路，增开了城门，使往来车辆与行人畅行无阻。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保护国货”政策，倡导民众使用国货，以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北平国货陈列馆应运而生，馆址就设立在正阳门箭楼。该馆于1941年初迁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阳门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伴随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步伐，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垣和大部分城门已经消失了，只有正阳门依旧屹立在那里，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象征之一。

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原由瓮城墙连为一体，后因修路分割成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