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终结：北京景山见证

景山虽然不是一座高山，却因为经历了1644年那历史性的一天而变得与众不同。相比于中华五千年的浩瀚历史，一天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在这一瞬之间却汇聚了太多的往事，乃至于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景山依旧为人们所评说。

景山位于紫禁城的正北方，与紫禁城毗邻而建，是中国历史上一处知名的景观。其实，严格说来，景山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山，这里在金代以前只是一片荒郊野地。直到金大定年间，尚未登上皇位的金章宗选择在此地附近修建大宁宫，同时开挖西华潭（今北海前身），于是，施工过程中挖出了大量的泥土，逐渐堆砌成小土丘，形成了景山的雏形。元代，此地被开辟为专供皇帝游览的后苑，苑内开垦了耕地八万多平方米，由皇帝耕种，以昭示天下，显示君主勤政爱民。《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围墙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高整整一百步，四周长约一点六公里，山上遍栽着美丽的常青树。因为皇帝殿下（忽必烈）一旦得悉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他就命令人把它连根带土挖起，不管该树多大多重，也要用象运到这座小山上栽种，给这座山添绿增翠，因此这座小山的树木四季常青，并由此得名‘青山’。山顶上耸立着一个装饰别有风味的亭子，亭身全部绿色。青山、翠树、绿亭，浑然一体，形成一幅赏心悦目的园林奇景。”到了明代初期，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大规模修建城池，逐渐用泥土沙石堆积起了五座山峰，称为“万岁山”。相传“万岁山”上曾堆积过大量的煤炭，所以在民间又俗称“煤山”。直到这时，景山才真正有了山峰的样子。清代顺治时期，这座紧邻紫禁城的山峰正式被命名为“景山”。

在明代崇祯之前，景山并不被人熟知，很多时候，它只是皇帝登高望远的“远眺台”。平凡的景山虽然紧邻皇宫，虽然也是皇家御苑，但它似乎毫无“贵气”可言。如果不是那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在了这里，也许它很快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洪流里。

1627年，一生对木器制作有着浓厚兴趣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因病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人生，终年二十三岁。随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继承皇位，年号为崇祯。

崇祯皇帝的人生轨迹与他宿命中的景山惊人地相似：景山紧邻皇宫，却从未得到皇帝的宠爱；崇祯贵为皇帝，却一生都未享受到皇帝的尊严。

万历三十九年（1611），崇祯皇帝出生于北京紫禁城内。他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本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但是，不幸的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他的这个儿子，迟迟不愿立他为太子；而更不幸的是，经历千辛万苦登上皇位的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便不幸去世。这时，年仅九岁的崇祯皇帝便成了一个孤儿，因为早在六年之前，他的母亲就已经去世。崇祯皇帝的哥哥朱由校在父皇去世后登上了皇位，崇祯皇帝也被册封为信王。但作为一个孤儿，幼年的崇祯皇帝过得并不十分幸福。

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因病去世，崇祯皇帝意外地登上了皇位。事实上，明朝有太多的皇帝都是意外得到了皇位，前有景泰皇帝、嘉靖皇帝，如今又多了一个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原本生有三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因此，皇位继承人只能在他的兄弟中寻找。虽然天启皇帝有六个弟弟，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五个都夭折了，只剩下崇祯皇帝一个人，所以，崇祯皇帝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不知道这轻易得来的皇位对于年少的崇祯皇帝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首先感觉到了孤独与落寞。

此时，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虽已贵为天子，但他的亲人都去世了，他不得不独自一人撑起整个国家。让他尤为感到痛苦的是，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明朝经过嘉靖、万历等皇帝的长期怠工，国家开始呈现衰败景象。到了天启年间，崇祯皇帝的哥哥朱由校每日热衷于木器制作，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他二十三岁早亡之后，便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崇祯皇帝。

崇祯初年，政治腐败，农民破产，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再加上连年灾荒，政局变得十分不稳。1627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不久，适逢西北遭遇百年不遇大旱，朝廷依旧横征暴敛，农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率先聚众起义，杀死澄城知县张斗耀，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1628年，府谷农民王嘉胤、汉南农民王大梁、安塞农民高迎祥等纷纷揭竿而起。1630年，大明王朝最主要的敌人李自成、张献忠也先后起义。明末的农民起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1628—1630），仅仅三年时间，陕西境内已经有起义队伍一百余支。更为糟糕的是，很多明朝官兵因缺饷而发生哗变，也加入了起义部队，并逐渐成为起义军的骨干。

崇祯皇帝与他的父亲和哥哥不同，他不沉溺酒色，也不喜欢木器制作，每天忙碌的都是国家的大事。《明史》中这样评价崇祯皇帝：“慨然有为。”作为亡国之君，他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已实属不易。

事实上，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确实做了很多实事，第一件大事便是果断地铲除了权监魏忠贤。魏忠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监之一。他利用明熹宗贪图玩乐的机会，逐渐把持了朝政。大明王朝一时天昏地暗，国力日衰。直至崇祯皇帝即位，大力打击阉党，逼迫魏忠贤自缢而亡，才使国家逐渐恢复了安定。

崇祯皇帝如此作为，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人们都希望崇祯皇帝是一位中兴之主，能给大明王朝再次带来承平盛世。但可惜的是，此时的帝国早已积重难返，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天灾人祸致使农民起义纷纷爆发，而东北边陲又有后金军队不断袭扰，战事连绵，天下已乱作一团。

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崇祯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挽救帝国的命运。史料记载，崇祯皇帝非常勤勉，他经常召见大臣，与他们共同探讨治国方策，每天早起晚睡，从不懈怠。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九日，他因为身体不适而临时决定不上早朝，竟然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既感激又羞愧，特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评。崇祯皇帝自幼俭朴，他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与范本对齐，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当上皇帝之后，崇祯皇帝依然没有改变节俭的习惯，衣服破了，他就让后妃补一补继续穿，以至于他走路时都不能快走，以免走得快而露出了衣袖内的补丁。然而，崇祯皇帝虽然勤俭，他却不明白真正的治国之道：偌大一个国家，如此破败的局面，光靠皇帝一人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越来越糟。当今日回望历史时，很多教训都变得清晰起来：崇祯皇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他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对大臣没有足够的信任与耐心。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即位不久的崇祯皇帝收到了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的《劝廉惩贪疏》。韩一良在这封历史上著名的奏疏中指出，在当下的大明帝国，做任何事都要用钱，不是因为官员们爱钱如命，而是因为官位都是花钱买来的。每个官位都明码标价：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五六千两银子；一个道台知府，要两三千两银子；而下面州县衙门的大小官位，也都各有定价。韩一良还以自己两个月内推掉五百两官场交际费为例，说明了明朝政府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最后，韩一良建议，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杀一儆百，让大臣们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贪污受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大明王朝也才能恢复生机。

崇祯皇帝看了奏疏，非常认同他的说法，并且专门为这一奏疏开了一次会议。他让韩一良在大臣面前朗读这一奏疏，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提拔韩一良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点头应付崇祯皇帝，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让韩一良找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皇帝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并没有准备真的去反腐一线，他非常清楚反腐的危险性。所以，韩一良只得支吾着说疏中所言都是听说的，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

听到韩一良的回答，崇祯皇帝非常愤怒，他要求韩一良五日内必须奏明贪污事实。

五天后，韩一良居然只交代了几个已被打倒的阉党来交差。崇祯皇帝知道他在应付自己，再次让他面对众臣朗读那道奏疏。当韩一良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五百两时，崇祯皇帝立即打断他，追问这五百两银子的来源。韩一良一时语塞，左思右想不肯得罪众人，搪塞说已经记不清是谁送的了。崇祯皇帝几乎愤怒到了极点，不但没有给予韩一良右佥都御史的官职，还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韩一良事件”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刺激很大，作为一个皇帝，竟然被大臣们如此应付，崇祯皇帝的疑心也因此越来越重。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一共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这在古代中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纪录。六部和都察院的官员更换也同样频繁：一共用了吏部尚书十三人，户部尚书八人，兵部尚书十七人，刑部尚书十六人，工部尚书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几乎每年都换一套新班子治理国家，如此不稳定的朝廷是无法静下心来认真做事的。

崇祯皇帝不仅频繁更换朝中大臣，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同样没有足够的耐心和信任，这样做便犯了兵家大忌。

农民起义爆发之初，崇祯皇帝接受三边总督杨鹤的意见，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大量招抚起义军。这一办法起初非常有效，朝廷很快就成功招抚了很多部队，但由于朝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接受招抚的人再次纷纷起义。杨鹤也因此获罪，被崇祯皇帝革职。

之后，洪承畴继任，官拜陕西三边总督，采取“全力清剿”的方针，“以剿坚抚、先剿后抚”，大举进攻陕西农民军。崇祯五年（1632）春天，一股不堪进攻的农民军溃向庆阳，即将突出重围。获知消息的洪承畴亲赴战场指挥围剿，双方激战多达数十次，最终，农民军首领被斩杀，全军溃败。面对气势逼人的洪承畴，农民军纷纷避其锋芒，先后从陕西转移至山西，变“各自为战”的分散格局为“彼此呼应”的作战方式，集结各路农民起义军达二十余万人，号称“三十六营”。

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十余万人突围，进入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在豫楚川陕之间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使明军疲于应对。

此时的崇祯皇帝再次失去了耐心。鉴于洪承畴的功绩，崇祯皇帝并没有撤换他，而是另派了一个官职更大的人督战剿匪。崇祯七年（1634），崇祯皇帝提升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集结各省兵力，由四面合围，企图全面围剿起义军，但是起义军识破了明军的计划，相继转进汉中，围剿再次落空。

当年十二月，崇祯皇帝撤掉了剿匪不力的陈奇瑜，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加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使其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军事统帅。就在崇祯皇帝不断换将的时候，起义军已经逐渐壮大，并利用朝廷转变剿匪方式的时机，大肆流动作战。

崇祯八年（1635）初，洪承畴准备大规模围剿起义军之际，农民军兵分三路，分别进军陕西、山西及明皇陵所在地凤阳，而后又汇聚陕西。农民军一路征战，明军多次失利。洪承畴率军追剿，难以兼顾。

面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策略，洪承畴统辖太广，疲于应对，为此，崇祯皇帝决定采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全新策略。崇祯八年八月，崇祯皇帝委派洪承畴专治关内，卢象升专治中原，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在新的策略下，明军的局面有所改善，农民军接连败退。

就在追剿起义军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清军开始攻击大明帝国北部边境，破昌平等十六城，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急忙调卢象升率军驰援。如此一来，明军对中原地区的压力顿时减轻了很多，起义军因此又迅速发展起来。

后来，崇祯皇帝还起用过熊文灿为五省总督，但由于崇祯皇帝没有耐心和信任，不断转变方针，最终也没能把起义军彻底镇压下去。而在经历了多次战争后，起义军反而渐趋成熟。崇祯十三年（1640）底，起义军的势力逐渐集中，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中心的几支农民军力量。李自成原为闯王高迎祥部下，高迎祥死后，继称闯王。李自成有勇有谋，是几支农民军力量中的代表，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百姓中流传“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深得人心，一呼百应，势可燎原。

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攻占洛阳。在随后的三年中，李自成三围开封，屡败明军，攻下承天被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及至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李自成军队占领了陕西全省。此时，农民军与明廷之间的战争形势已转变为战略进攻阶段。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殿为皇宫。

李自成的建国称帝正式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从此之后，农民起义军便不再是朝廷口中的贼寇，他们已经成长为与明军一样的“为国效力”的正式军队，完成了质变。(www.xing528.com)

称帝之后的李自成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在他的内心里同样有着一统天下的理想。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刚刚称帝八天的李自成便亲率主力，由西安出发直逼北京，开始了灭亡大明王朝、统一天下的军事行动。

由于李自成制定了很多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大顺军一路通行无阻，渡过黄河之后，军队直扑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率军队到达平阳城下，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明朝宗室西河王及家属三百余人被杀。

随后，李自成顺利占领山西重镇太原，打开了进军北京的重要通道。就在大顺皇帝李自成万事顺利之时，崇祯皇帝却早已焦头烂额。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也就是李自成在西安登基为帝的同一天，北京城飞沙满天。沙尘暴在北京地区时有发生，几乎每年春季都有扬沙天气，即便如此，新年第一天就发生沙尘暴的情况却非常罕见。中国人向来重视新春期间的天象，大年初一是新一年的开始，象征着万象更新，这一天理应阳光普照、喜庆祥和，然而命运之神似乎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同一天，西安万里无云，北京却是风沙漫天。

正所谓祸不单行，正月初一这一天，大明王朝的肇兴之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又发生了地震。这接二连三的不祥之兆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大家都在议论大明王朝的命运。

面对着种种不利局面，崇祯皇帝仍然苦苦支撑，他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没想到，得到任命的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赴任。崇祯皇帝又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同剿匪，这些官员却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面对如此局面，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内，崇祯皇帝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刺骨的寒冷。作为一个帝国的皇帝，他的命令竟然无人听从，帝王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正如紫禁城旁的景山一样，紧挨皇宫，贵为皇帝御园，却未曾被皇家的荣光所照耀。

勤勉的崇祯皇帝还是照例早早上朝，但此时的早朝已没有了昔日热闹的景象，钟鸣之后不见大臣的踪影。过了很久文武大臣才赶来，他们个个畏畏缩缩、毫无生气，似乎早已丧失了抗争的勇气。

崇祯皇帝是无奈的，他虽然勤奋，但一个人再强大也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大臣们畏首畏尾和退缩不前，这让崇祯皇帝脆弱的心灵越发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曾有人建议崇祯皇帝南迁以避敌锋芒，但是顾虑重重的崇祯皇帝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仍然寄希望于能有对策阻止农民军继续向北京进逼。

时任东阁大学士的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他见崇祯皇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家财集兵抗敌。崇祯皇帝喜出望外，没想到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真的有忠贞之人挺身而出。精神振奋的崇祯皇帝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太庙祭告祖先，并亲自到正阳门城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宝剑。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已经丧失了帝王应有的理智，此时对于病入膏肓的大明帝国，似乎一根稻草都是它生还的希望。

然而，“勇敢”的李建泰最终还是让崇祯皇帝失望了，看到烽火遍野的太原，李建泰故意放慢了行军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开始逃散，李自成率军占领太原之后，李建泰居然领兵退到了保定，再也不敢向前进一步了。

此时的崇祯皇帝真的绝望了，他励精图治、勤政节俭，却依然无法挽回大明帝国将亡的命运，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危急万分。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部队遭到了宁武总兵周遇吉部队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虽然李自成的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终还是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

虽然，大明王朝仍然有忠勇之士为国家拼死效忠，但这点微薄之力已经难以阻止李自成前进的脚步了。宁武之战后，李自成的部队再也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他一路势如破竹，直向北京袭来。

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随后，阳和（今山西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五天后，李自成抵达宣府，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北京的门户——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轻易便被李自成部队占领了。京师再也无险可守，门户大开。

随着昌平的失守，北京城彻底暴露在了大顺军的眼前，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

昌平失守之时，崇祯皇帝正在与大臣们商讨抗敌的对策。故作镇定的崇祯皇帝其实早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认真倾听大臣的意见；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内心已慌乱到了极点。昌平失守的消息传到宫中，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故作冷静了。他慌乱地回到后宫，完全忘记了大臣们的存在。他知道大明江山即将易手，他再也无力回天了。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崇祯皇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他一直都在自欺欺人，活在幻想和侥幸之中。他期待着能有英雄突然横空出世，帮他击退强敌，挽救国家危亡。虽然残酷的事实一次次打破他的幻想，但他却一直不愿真正面对。所以当现实来得如此之快时，崇祯皇帝多年紧绷的神经终于支撑不住了。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此时的北京早已没有了京师重地的威严，原来布置的城防兵力已失去抗衡能力，三大营也已溃降。城内从大臣到百姓，都在想尽办法为自己考虑。按照规定，守护北京内外城的应有十五万人的军队，但由于明朝末期军队吃空饷的问题严重，很多军队都是有名无人，结果北京城内只有五六万孱弱的士兵和数千名小太监，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出密使进宫谈判，劝说崇祯皇帝投降。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面对李自成的威逼利诱，崇祯皇帝保持了皇帝的尊严，并没有答应他的条件，双方谈判随即破裂。

随后，大顺军开始正式攻城。他们驾飞梯攻西直门、阜成门、德胜门。由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十分勇猛，守卫内城的军队有的投降，有的逃跑，皇城已岌岌可危。

十八日晚，心灰意冷的崇祯皇帝带着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景山，远望着北京城的连天烽火，不断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崇祯皇帝曾多次来到这座紧邻皇宫紫禁城的小山，在这里检阅操练的士兵，也曾在节日之时登高望远，遥看京城的美景。那时的崇祯皇帝虽被国事烦扰，但内心还是充满希望的。如今，大顺军破城在即，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当崇祯皇帝意识到自己真的即将成为亡国之君时，他的内心一定与景山当年怒号的夜风一样：凄凉、绝望。

从景山回宫后，崇祯皇帝先为身后事写下诏书，授命成国公朱纯臣辅佐皇太子朱慈烺，挽救社稷于危亡，而后，安排太监分别护送皇太子朱慈烺、三皇子朱慈炯、四皇子朱慈炤出宫躲藏。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崇祯皇帝哭着让周皇后和袁贵妃自杀殉国。崇祯皇帝是重感情的，但是国破家亡的他，虽然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已无力保护他的家人了。

周皇后自杀之后，崇祯皇帝的长公主坤兴公主（即后来的长平公主）正好进入宫殿。坤兴公主是周皇后抚养长大的，她对周皇后有着很深的感情，看到周皇后的尸体，坤兴公主伏在她身上恸哭不已。此时的崇祯皇帝早已失去了理智，流着泪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说出了那句流传史册的话：“汝何故生我家？”说完用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剑砍中了公主的左肩，坤兴公主昏倒在地后被人所救。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出于政治考虑而“善待”她，并将她更名为长平公主。

三月十九日，天刚破晓，守卫九门的太监、大臣相继开门投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皇帝得知这个消息后，已近疯狂的他亲自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任凭钟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已没有一个人应召而来了。

彻底绝望的崇祯皇帝与太监王承恩再次登上了景山寿皇亭，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脱下皇袍，咬破指尖，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他对这个世界所发布的最后的诏令：“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随后，他便在景山之上与王承恩在一棵古槐树上相对自缢而亡。持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也在这一天早上，随着它最后一位皇帝的死去而正式宣告终结。

两天后，人们在景山发现了这个僵死的国君。生前贵为一国之君，身后留下一片苍凉。崇祯皇帝的尸体被放置在东华门外，名为“设厂公祭”，实则任由百姓围观。他的尸身以发覆面，一脚赤足，全无帝王尊严。四月初三，因生前未营造陵墓，崇祯皇帝与周皇后被大顺政权草草葬入位于昌平的田贵妃墓。直到清朝顺治皇帝即位之后，才正式为崇祯皇帝修建了陵墓——思陵。

崇祯皇帝虽没有最终改变明王朝覆亡的悲惨命运，但他为这个王朝尽到了自己的力量。他没有用投降来换取生命的延续，而是选择用死亡做出了最后的抗争。在那一天，景山默默见证了这一切，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记住了崇祯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的努力。

如今，就在景山的东麓，一棵槐树仍在提醒着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只不过，这棵槐树并不是当年崇祯皇帝自缢时的那棵向东倾斜的低矮老槐树。十年动乱期间，当年的歪脖槐树被当作“四旧”砍掉了，1981年才在原址移栽了一棵槐树。1996年，公园管理处又将一株一百五十多年树龄的古槐移植过来，替代了1981年移植的小槐树。槐树前，立有两通碑刻。其一，碑高两米，正面纵题“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右侧的上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左侧的下款为“故宫博物院敬立”，是故宫博物院于1930年延请沈尹默书写勒石，1931年立于此地的。该碑1944年被拆除，置于景山寿皇殿院内。1955年寿皇殿院筹建北京市少年宫时，该碑被截为两块，当作井盖使用，1990年才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经过修复后立至原处。其二，是1944年由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延请傅增湘撰文，陈云诰书，潘龄皋篆额，经故宫博物院许可立于此地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该碑立于抗日战争时期，之后虽也曾被拆除，但最终仍被修复立于原处。

明思宗殉国处碑刻

清代《燕都杂咏》中有诗云：“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时过境迁，虽然物非人亦非，但历史却不会忘记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