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调适：科学在翻译中的应用

罗明坚、高母羡分别在他们的护教著作中初步介绍了水晶球宇宙体系及地圆说。差不多同时，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图》中对地圆说等观念亦有初步的介绍，后在《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尤其是《乾坤体义》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内容包括水晶球宇宙体系、四元素说、地圆说，以及关于各种自然现象的知识，影响深远。这些内容大体涵盖了西方古典自然哲学的范围，主要译自其师克拉维乌斯的《〈天球论〉注解》。

此后，作为编纂《崇祯历书》的前期准备，阳玛诺在《天问略》一书中阐述了一种十二重天的水晶球宇宙体系，源自克拉维乌斯《〈天球论〉注解》的晚期版本。此外，该书还非常及时地介绍了伽利略1609年采用望远镜所获得的重大天文发现。这些都颇受当时士人的注意。

傅汎际和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寰有诠》是明清之际最为“原汁原味”的一部西方自然哲学著作。该书基本选译自科英布拉学院的《〈论天〉注疏》，系统地涵盖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自然哲学，形式上则体现了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注疏传统。因文字较为晦涩，论证较为繁琐，再加上在清代受到官方贬抑，故流传相对有限，但这并不妨碍该书在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典范地位。

关于月下世界的自然知识，因切近日常生活，传教士有更多的译著。应中国士人的要求和协助，熊三拔编译了有关水利实用的《泰西水法》。该书在四元素说的背景下介绍西方的水利知识和相应器具，同时亦是一部水的自然哲学著作，对与水相关的各种天气现象进行了解答。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书中关于雪花型状的论述应源自当时刚问世不久的开普勒新作《一件新年的礼物，或论六角形的雪花》，其中指出水在空中受气压迫必成圆体之“定理中之定势”，及众同圆相聚成大圆必以六围一之“定理中之定数”，思辨地解释了雪花何以为六角形，多为后来的传教士承袭，亦广为中国士人所接受。

龙华民的《地震解》亦是应中国士人要求而编写，缘自1624年北京的一场地震，刊于1626年的另一场地震之后。该书主要译自科英布拉学院《〈天象学〉注疏》的“地震”一章，分门别类地对地震的起因、强度、后果、征兆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与中国传统庞杂而模糊的地震理论大异其趣，影响延至民国时期。同时，龙华民借地震之际人们的恐慌心理适时在书中植入天主教义的内容，以期获得更佳的传教效果。(www.xing528.com)

与《寰有诠》之系统论述宇宙论相应，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堪为当时关于月下世界自然知识最为完备的一部译著，全面介绍了四元素说及四元素之间的转化、组合所产生的各种自然现象，深化了当时士人对四元素说和天气现象成因的认识，影响较为广泛，成为当时士人解释自然现象的必备参考著作。该书主要编译自科英布拉学院的《〈论天〉注疏》和《〈天象学〉注疏》，关于四元素和地震等内容则参考了之前《乾坤体义》《寰有诠》和《地震解》等著作。

高一志编译的《斐录答汇》则为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很大部分译自亚里士多德《问题集》的注疏。但与《问题集》中问题多样化（甚至古怪）、冗长反复、推理繁琐相比，《斐录答汇》中多为常规问题，且多有精简，答案确定，分类更显条理，一些是综合《问题集》中的多条而成。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斐录答汇》同中世纪阿拉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问题集》节选本一样，从《问题集》注重推理论证转换为一种标准答案式的百科全书。

利玛窦等人在编译这些著作的过程中面临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巨大挑战。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Umberto Eco（1932—2016）所言，翻译往往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文化的转换。^[1]跨文化翻译中，无论是术语的选择，还是观念的通融，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对应和转换过程。面对中西两种大相径庭的自然观念，为使西学得以顺利传播，传教士及中国合作者采取了诸多适应或变通的策略：如利玛窦将水晶球宇宙体系与中国的九重天说相比附，介绍地圆说时“谓地为方者，语其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的论说，借鉴“五行”选择“四元行”的术语，“乾坤”“大瀛”等术语的选用；利玛窦、傅汎际等以阴阳理论辅助介绍四元素说和三际说；《泰西水法》《斐录答汇》中采用不少中国例子以加强说服力，都表明耶稣会士的翻译策略深刻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塑造。^[2]这种以中国文化背景作比附的翻译，虽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士人的理解，但也不可避免造成了诸多误解。对于那些完全冲突或不能对应的观念，不同于玄奘的“五不翻”^[3]，传教士坚持己见对中国学说多有批驳。如罗明坚批评佛教而宣扬天主教，利玛窦批评中国的五行说而宣扬四元素说，艾儒略指出万物、众生皆因天主而生，中国传统“理生物”“人生于天地”等都是没有根据之论等。这也造成了明清时期中西观念之争的进一步深化。

尽管晚明的耶稣会士秉持的还是中世纪晚期注疏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但还是“与时俱进”地介绍了当时欧洲的一些新知。如《天问略》及后来《寰有诠》中披露的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获得的天文新发现：月面山峰、金星位相、太阳黑子、土星光环、木星卫星、银河多星等；又如《泰西水法》中采纳开普勒的新猜想，通过几何学和气象学的角度解释了雪花何以为六角形。这与当时一些耶稣会士对新观念的接纳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科学革命前期新旧传统的互动，也带动了中国士人在中西、新旧观念之间的取舍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