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坚的《天主实录》不仅提及地圆说，还指出地球的周长为72000里（后来修订的《天主圣教实录》中则改为90000里）。高母羡在《辩正教真传实录》中花了更多笔墨介绍地圆说，并列出4条证据：航海所见高山和船身、远处不见山顶之火、人在地球各点所见天域均为90度、月蚀形状，并均有图示解释，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以来常用的论说。
利玛窦在其系列世界地图及后来的《乾坤体义》中对地圆说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著作流播甚广，故影响深远。利氏首先借浑天说之“鸡子鸡黄”之喻引介地圆说，并改用《周易》之言表示“有谓地为方者，语其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后《职方外纪》亦云“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并列举北极出地高度等证据。利氏等人借助中国传统言论来传达地圆说，目的是平息中西地形观念的冲突，使中国人更好地接受地圆说，确实取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后，熊三拔在《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中均对地圆说续有申论，尤其是在《表度说》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论说：理论上从四元素说的角度阐述土元素最重，居中而为球形；经验上则以时差（937里半差一刻）、北极高度的变化、高山视野之有限等方面论证大地非为平面而为球形。《简平仪说》中则以圭表、简平仪等仪器对地圆说加以说明，增强了地圆说的可信度。
傅汎际在《寰有诠》中分别从四元素说，以及东西时差、南北里差、月蚀地影等角度，对地圆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述。高一志在《空际格致》则从7个方面加以论述，除上述提及的论说外，另以反证的方式指出若地非圆形，则地度无法与天度相对应；并从表面张力（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推演）予以说明；还表示“试隔数百里，各竖百丈高表，各与地面作直角，其表址必相近，表端必相远，何也？形如轮辐也。”
至此，西方地圆说的理论与证据基本都已介绍到中国。除传教士不遗余力的阐述外，中国士人李之藻、徐光启、张京元等亦多加辩护，并明确将地圆说归于《周髀》，为地圆说的传播提供了可信度。但地之球形毕竟不能明显诉诸经验，又与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中国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知识传播的复杂性。
较早对地圆说给出详细论说的当属王英明的《历体略》，尤其集中在“天体地形”和“天体地度”两节，摘取了利玛窦关于地圆的一些观点，并从中国古代经典中选出十三条证明地圆说，试图消弭中西观念的差异。熊明遇心倾西学，其《格致草》（及早期的《则草》）广泛吸纳西学，并以此批判一些儒家的自然知识。[4]他同时指出“天官之学，裔土有颛门”[5]，具有明显的“西学中源”说倾向。关于地圆说，他欣然接受：
天覆地载，自位言也；天圆地方，自德言也。其实天地皆圆体，地在天中，只一点，适天之至中处，如弹丸然，确然不动。天行一日一周，地球围九万里，径三万里，半径一万五千里，为地面人所立处。[6]
其中对地圆说的理解十分精要，并复化利玛窦之言云“天圆地方，自德言也”，从伦理的角度重新解释传统观念，足见利氏策略之成功。方以智亦云：
天圆地方，言其德也。地体实圆，在天之中，喻如脬豆。脬豆者，以豆入脬，吹气鼓之，则豆正居其中央。或谓此远西之说，愚者曰：黄帝问岐伯，地为下乎？岐伯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帝曰：凭乎？曰：大气举之。邵子、朱子皆明地形浮空，兀然不坠，以世无平子、冲之、一行、康节诸公耳。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世士不考，相传地浮水上，天包水外，谬矣。地形如胡桃肉，凸山凹海。[7]
方以智首先以利玛窦的说辞接受地圆说，接着举以脬豆模型（脬豆实验仅为一个类比实验，事实并非容易实现），似乎只要证明了大气举地即可说明地之为球形。方氏进而将大气举地的观念追溯到岐伯[8]、邵雍、朱熹等人，指出他们均有大气举地的论说，因此中国古代即有地圆说。方以智将地圆说与传统的大气举地联系起来，追溯到岐伯等人，具有强烈的“西学中源”意味。同时，方氏指出地浮于水上之讹误，并总结了“地形如胡桃肉，凸山凹海”之形象。
游艺将地圆说追溯于中国古代浑天说所谓的“天如卵白，地如卵黄”[9]，并未细论地为何如圆，但在地圆说的基础上详述由于地圆而产生的气候带及其冷热影响，凸显地圆说带来的实际运用和效果，多采自西士之论。(www.xing528.com)
早在撰写《昊书》的时候，揭暄即已经具有明确的地圆观念：
日月旋绕，气实者聚中，故圆而多稜。水成人，故气生土；肉生骨，故土有石；肤生发，故山有木。气也，从此生，从此灭。一山升，一山立，此转脊也。其升也，其下也，形为贯心，两足相抵，以中为下，以外为上。二百五十里而移天一度，北行北极高，南行南极出，东升西沉，纵越寒暑，横越昼夜。[10]
“气实者聚中”显然是承继了朱熹的“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个地在中央”[11]，应该也受到了四元素说中土聚于中观念的影响；而“圆而多稜”和对蹠人的概念皆来自西学。这表明已自觉将西学中“合理”的部分纳入到儒家的知识体系中去。
在《璇玑遗述》中，除了他对地圆作出了当时最详细的论证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明确地把地圆说的发现归于郭守敬：
问古云地方，今言其圆，何也？曰：天圆则地圆，天地圆故无物不圆，前既已言其端矣。而地之圆，则古无有知者，其说始于郭守敬，而详于西氏。守敬见北极出地之不同，曰地是圆形。西氏则谓大地圆球，径三万里，周九万里，环转皆国土，环转足底相对行，处处是首顶天、足履地，无或殊者。[12]
可见揭暄并没有像方以智那样将地圆说追溯到远古，而是表示地圆说“始于郭守敬，而详于西氏”，认为郭守敬因观察到北极出地之不同而发现地圆，似乎不知道地圆说是西方古代便有的观念。
南行北极渐入地、北行北极渐出地是地圆说的一个重要论据，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即被采用。当地圆说首先被利玛窦介绍到中国来时，这一证据亦首先得到采用。[13]中国古代有“日影千里差一寸”之论，唐僧一行的大地测量打破了这一说法，得出南北相距351.27里（351里80步）则北极高差一度[14]，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经度1度之距离。元代郭守敬仿一行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四海测验，精确测得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等六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夏至晷影长度和昼夜漏刻数据，南北跨50度。[15]但一行、郭守敬均未有地圆说的观念，正如徐光启所说：
以郭若思之精辨，南北测验二万里，北极之差至五十度，而不悟地为平体，移量北极之不能差毫末，何也？又因而抑札马鲁丁，使其术不显，何也？[16]
若地为平体，则北极高度不会改变。郭守敬测得北极高度变化达五十度，却不明白大地不是平的，反而批评札马鲁丁的地圆说。因此，揭暄将地圆说归于郭守敬，具有强烈的“西学中源”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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