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五行即以水、火、木、金、土为名的一套思想体系，“五行”字样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五行的概念起源于商末，至春秋战国时期，五行学说获得了极大的突破与发展，在学理和图式上衍化得极为完善甚至繁杂。战国时期的邹衍，涵括了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的思想，并首创“五行终始”说以解释历史上朝代的兴废更替[20]，使得五行说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21]
“五行”最初是用来表示地面之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后借以表示天上五星（辰星、荧惑、岁星、太白、镇星），再后则与人常、政治、医学、兵法、象数、占卜等结合，并衍有五德、五常、五谷、五方、五色、五官、五脏、五音、五味等说（表4-2），可以说渗透于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仍作为中医的主要理论。[22]正如齐思和所言：“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宗教天文舆地，细而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阵，莫不以五行说为之骨干。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23]
表4-2 五行分类及对应表[24]
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将五行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汉代京房进一步将阴阳、五行整合到易学中，成为一个更为复杂、完备的理论体系。[25]五行与气、阴阳相结合，便构成了中国宇宙论的核心：气是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阴阳、五行则是其运动法则。因此梁启超在评论五行说时表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26]与西方分析的精神有别，中国的五行（以及阴阳）学说反映了中国人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27]因为五行说衍生至广，无所不包，故很难用一幅图表示。但其核心的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及取象归类思想仍可以下图予以说明（图4-4）。
图4-4 五行相生、相胜示意图
五行理论虽然影响深远，但其中的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于五行说的质疑和批评一直都存在，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和墨子、唐代的柳宗元、南宋的叶适等对之多有批评，但这些批评都很难动摇深入人心的五行说。对五行说提出有力质疑的，始于明清时期的士人，尤其是王廷相在气本论的基础上，从以下几点对五行说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一）五行相生说；（二）五行家的“傅会之论”；（三）五行造化论；（四）五行配四时说；（五）五行谶纬说；（六）五行占卜和奇中说。此后，吴廷翰和高拱对王廷相的批评亦有进一步的发挥。[28]
明季西方四元素说的传入使对五行说的质疑和批评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四元素说的传入，使当时的士人得知西方对世界本原的看法，促使他们对五行理论和四元素说进行比较、取舍，并借鉴利玛窦等人对五行说的批评，进而产生新的观点。四元素说与五行说看上去十分相似，但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差异：
（一）四元素说的火、气、水、土为四种具体的物质，是月下世界的本原，皆为自立的实体，各有其所，元素属性的变化能导致元素之间的转化，元素之间的组合与分离则导致万物的形成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而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为五种抽象的实体或规则，它们本身就蕴含着生克化合的能力，它们在气、阴阳的作用下相生相克从而产生世界（包括人）的分合与演化。因此四元素说体现的是一种空间（位置）观念，暗含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为科学元素说滥觞之一，而五行说乃是将天地人合为一体的一种时间（演化）观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运动法则。[29]
（二）西方自然哲学中，气是与火、水、土同等的元素之一，月下世界万物均由四元素构成，世界通过四元素和万物两个层级展开，是一个二阶结构；而在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中，气是构成宇宙万物唯一并且无所不包的本原，所谓五行也是由气所衍化而成，世界一般通过气、阴阳和万物三个层级展开，五行为暗含其中的运动规则。
（三）四元素说渗透到医学与星占术中；而五行说则无所不包，涵括了天地、政治、生活、身体的方方面面。
利玛窦等人在介绍四元素说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五行说的比较与批评。四元素说传入后，中国士人同样对四元素说产生了很多的质疑，同时也借机对五行说多有批判。随着四元素说作为一个“他者”的传入，中国士人对五行说的批判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部分士人间形成瓦解五行理论的思想和舆论。
熊明遇在《则草》中以“二五变化”为题讨论了构成世界的元素，此段文字后被改写到《格致草》的“化育论”一节：
儒曰五行：金、木、水、火、土；释曰四大：地、火、水、风；西方之人曰四大元行：水、火、土、气。盖以金、木在天地之间，不能敌水、火、土之用也。……总不外吾儒之所为二气也。……夫金者，土之精；木者，土之毛。虽其德佩春秋，然丽质而生，无腾踔变动之象，不必详论。……姑即水、火、土乘气之上际下蟠，发为化育之妙，有难以言语形容者，诠说一二。[30]
可见，熊明遇显然不同意五行之论，尤其指出金、木不能作为化育万物的元素；同时他对佛教的四大、西方的四元素说也提出批评；最后指出只有气（分为二气，即阳气、阴气）为世界的元质，而水、火、土则借助气的力量“上际下蟠”，化育万物。熊氏虽采用了四元素说中的气、火、水、土作为世界本原，但与西士所认为四种元素地位平等不同，他将它们分为两个层级，气为第一阶，水、火、土为第二阶，这与当时气本论的盛行和四元素说的传入是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方以智对“行”的思考也是始于四元素说的刺激，“问中国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将何决耶？”方以智纵论古今中外，分析五行说之源流，易学中的阴阳和水火二行，气、形、声、光四几之论，西学的四元素说，楞严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等，亦如熊明遇一样指出“金为土骨，木为土皮”，而否定它们的元行地位。最后立足于《易》，认为世界本原为气，“一阴一阳之谓道”，只需水、火二行可也[31]，反映了方氏的气本论及其家学中的易学渊源。[32]
在突出水、火二行后，方以智接着旁征博引，对水、火作了申论，并对木、金、土有所论述，最后指出“水火本一”于气。值得指出的是，方氏在水、火二者中还是有所偏重，尤其强调火在运动中的重要作用。[33]这一方面应是其秉承易学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他在“火”一节中多处引用朱震亨、刘完素等人的言论，无疑是受到元明医家“主火论”影响。此外，方以智推崇火也可能与西士认为火在四元素中更高贵有关。如傅汎际在《寰有诠》卷六《论四行孰贵》一节中说：
权上诸论，孰者为贵？论其施于人用，则最要莫如气土。若论本性之贵，则火行更踰三行。盖论性者，先究其所主之情，火情甚热，其所施用于物切于他行，则火之为性独贵耳。所谓极美之调在于热、湿二情之合者，以论含生则然，兼较各情，则气之为贵未可并火。
高一志亦说，古者以为气上无火，而已地下火为元行，然依性理，四元行中火最尊最贵最精细，而位于三行之上。万物之生育，以热为主。火燃炎上，可证火之本性朝上。[34]
早在撰写《昊书》（1645）的时候，揭暄首先通过相生相克的例子表示金生水、金克木、木生火、木克土皆于理不通，从而否定金、木二行的地位[35]，并云：
西儒谓四行，曰地、水、火、风。予谓止有水火二行，无所谓四与五也。地配天，水火所结者也，金木则地生者也。万物中之一物，皆水火所结。而以金木拟水火，犹以拳石配泰山也。且列之为五属相貌，属腑胃，属山家，属方位，属干支，属年月，属卦爻，其理可信哉？[36]
其中他称地、水、火、风为四元行，可见他将四元素说与佛教的四大之论相混淆，或许彼时他对四元素说尚未有清楚的认识，以风替代气可能暗含了他秉持气高于其他而为世界本原的观念。接着指出只有水、火二行，实为气阴、阳的表现，所谓四行、五行都是由气通过水、火演化而成，土（即地，与天相配）也不例外。因此，他认为将五行与身体、方位、生辰、八卦等结合荒谬不可信。四元素说的传入无疑是揭暄反对五行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揭暄后在帮助方以智校阅《物理小智》中，在“水火本一”条下曾有如下按语：“水火一也。论其质则相克，论其气则相生，论其形气之交则又相入……论其极则又相变……此即阳极阴生、阴极阳生之理。夫水化气而为火，火化气而为水，相变之道，即相生之道，即互根之道也。”可见水、火的本质均为气，它们可相互转化、生克。在《璇玑遗述》中揭暄有进一步的完善，其说云：
……阴阳本一气，而见形惟日月，日主热，故生火，月主潮，故生水。……水浇火灭，火灼水干，无不相克，添油点火，体热汗流，又无不相生。《洪范》以水居首，五行以火最神，然万类皆需阳以生（如春至物生，无阳虽以水曷用），故尊火者是也。又水浇火而火益烈，火浮水而水益沸，即克即生，莫分前后。若其气质不一，变易匪常，要皆因天时地宜之所致。人能善用受其利，而远其害斯得矣。[37]
揭暄秉持气本论，认为气以阳、阴而生日、月，进而生火、水。与方以智类似，他认为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火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但水、火相生相克，即生即克服，不分先后。揭暄还指出“火无质而有形，以形寄于万有”，“水有质有形，其实形寄于万有，即以万有为已”。亦可看出火更具有优越的地位。
从熊明遇、方以智、揭暄等对五行的态度来看，他们对五行的反对主要基于金、木、土的质性，以及相生相克的诸多矛盾。把五行当成具体物质而非五种抽象的实体或德性，更多的是参照了西方四元素说，及西士对五行说的批评。因此晚清许桂林曾这样评价：“子宣论五行生克，不用经典旧说，而自叹以为非神明难析至理，其妄不止于自谓周公、孔子复出。”[38]足见揭暄的自负。
游艺在《天经或问前集》的“四行五行”中，对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的“四行五行说”多有引用，并借鉴揭暄五行之间生克矛盾之论，亦坚持水、火二行论，尤其“火之用最神”。当然，气是更本质的元行。[39]
此外，与方以智、揭暄类似，张萱亦旁征博引，指出天地间只有气、水、火三行，三者循环无穷，天地由此而生。但是，他却张冠李戴，以为这就是利玛窦所指的元行论，而人们所传的“水、火、土、气”四元行论并非利玛窦之言。[40]可见他或许并未看过利氏的著作。
及至晚清，郑复光在其《费隐与知录》一书开篇即以五行论与四元素说比较而指出撰著该书的由来，其宗旨则是兼采中西，未有偏信，然其说“颇合于西士之旨”，更多偏向西说。具体到元行论，他对五行说多有批判，指出五行之非在于“错举其要”，其中唯独没有气乃是因为“气不可见，故浑而不言”，西方的四元素说则“非以为包举万物，特于万物之中拔其尤异者”，但还是未穷其本原。此外，他也不赞成基于五行说的卜筮诸术。[41]后有设问者将五行、四元素合并为“金、木、水、火、土、气”为六行，他表示无此必要，名实之间以实为重。[42]总之，他还是偏向四元素说，尤其对五行中金、木作为元行多有反对，但并未提出明确的元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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