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曾表示，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将有质的水晶球体系强加于中国先进的宣夜说之上，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3]亦有学者针对此一观点，指出宣夜说在中国只是一种不起眼的宇宙论，理论甚为模糊，其次，由于第谷体系在清代的钦定地位，中国无一天文家采纳水晶球体系，因而水晶球体系在中国影响甚微。[4]李约瑟过于看重宣夜说的优点（而且宣夜说也不是中国主流的宇宙论），对水晶球宇宙体系在中国的负面作用有所夸大；而水晶球宇宙体系影响甚微的说法亦与事实不符。
因中国自古缺乏明确的宇宙结构观念，明末传华的水晶球宇宙体系犹如他山之石，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天空”观念的几何化。很多士人对层次分明的天球、地圆说等表现出极大的新奇，时人著述中“如裹葱头”“木节在板”等语比比皆是。
章潢和徐应秋是较早接触到利玛窦等所传西学的学者，他们分别在《图书编》和《玉芝堂谈荟》中辑录了利玛窦的水晶球体系，但均只列利氏早期九重天，其意似亦贴近传统的九天说，且各重天从外到内序之，即第一重为无星天，第九重为月轮天，与利说相反。[5]可见早期士人对刚传入的水晶球宇宙体系还很模糊，亦或是故意为之。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利玛窦著作的《理法器撮要》中，所列的九重天顺序亦与利说相反，凭此点即可判定非利氏之作[6]，而很可能是中国学者的编撰。
王英明（？—1614）对利玛窦介绍的西方自然哲学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他在《历体略》中基本上转述了利玛窦的相关文字，包括九重天、四元素说、三际说、地圆说等，除第八重列宿天“二万四千四百年一周”外，其余均无变化。他对九重天描述为“九天层迭，包裹如葱头，虽体极坚而通透光亮，清虚无碍，不异琉璃水晶也。日月星辰在其体内，如木板之节，各因本天而动焉。”[7]凝练概括了水晶球宇宙体系的特征。
天主教儒者杨廷筠在《代疑篇》“天有十一重”中亦云：“自地到最近最小之月天，以几何测之，得四十八万余里。自此以上，愈广则愈高，俱自然相称。极而至第十一重天，以万万里计，又不知几何远，而九章无此算目矣。然其仰惟一天主也。”[8]对水晶球宇宙体系及相关数据全然接受，并指出为中国所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认为这样的宇宙结构不仅有几何测量为据，亦符合天主教教义。
熊明遇是早期对西学极有好感且有深入认识的士人。他明确支持水晶球体系，说：“天有元位元气，胚结包裹，精密如葱，本皮层迭，刚健中正，运旋不已，且晶明透彻，故清宅不毁，万象为章。”[9]他对利玛窦关于天球的层次、运行周期、星体高下之距之论大多采纳，仅少数地方略有变动。如他虽认为西方的十二重天说有其观测依据，但有象者只有九天，依次为：月天、辰星与金星、日轮（居中位，照映世界，万象取光）、火星、木星、土星、列宿、宗动天、静天[10]，其中他将水星和金星合为一天，与日同行（图3-1）。应该指出，他明显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去理解、吸收西学，是“西学中源”说的早期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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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九重天图（《格致草》）
清代奉教医家王宏翰综合当时传入的西方医学、解剖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形成一个完备的“四行为体、五行为用”的医学体系。[11]同时，他仍秉持传统天人合一的观点，在《医学原始》中糅合了一些宇宙论的知识，坚持西方天圆地圆的宇宙体系，其中较为少见地采纳了阳玛诺的十二重天说，但各天离地距离和运行周期（除列宿天为25400年运行一周之外）则来自利玛窦所列数据。[12]
及至嘉庆年间，李明徹[13]在其《圜天图说》中仍明确采用水晶球体系，地球的尺寸和各天远近完全来自利玛窦。他说：“天体浑圆如球，其广莫测。地球悬于当中，外面数重包裹，内则日月星系焉，故名浑天。其体虽则虚空，而有垂象可以推测，故善言天者推恒星之位置，测七政之高卑、九重之体有明征焉。”[14]他并绘有十重天图，从下往上依次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宗动天、永静天。在他看来，其中第十重永静天“为天皇大帝诸神圣所居”，“为浑天之主宰，朱子所谓硬壳天是也”，体现了一种中西融合的观念。
图3-2 十重天图（《圜天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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