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京师地震数次；当年谷雨日，龙华民拜会户部尚书李宗延（字景哲，号嵩毓，又号崧毓），后者称赞西士精于天算，借机向龙华民询问西方地震学知识。嗣后龙华民从西书中摘录九条地震论以答。天启六年（1626），京师又发地震，为借西学解答当时之恐慌与疑问，龙华民整理前作于当年6月刊行，名为《地震解》。此书堪称一部急切实际效用的著作。[19]
龙华民，字精华，1565年[20]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的卡尔塔吉罗内（Caltagirone），1582年在墨西拿进入耶稣会初修院。1597年到达澳门，本计划是去日本传教，但因利玛窦进京，急需一人接替他，因此前往韶州，至1611年赴北京。后亦曾在陕西、浙江、山东等地传教。1610—1622年任中国传教区会长，1623—1640年任北京教区会长。1655年逝世于北京。在中国漫长的58年中，龙华民长期作为利玛窦的继任者负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但他并不认同利玛窦的传教方针。后在当时视察员巴范济（Francesco Pasio，1554—1612）的敦促和陆若汉（João Rodrigues，1561—1633）等人的协助下，龙华民对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调整，撰成《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指出天主教义与儒家学理具有不可通融性，成为“非适应派”的首倡者。在1627年底1628年初的“嘉定会议”上，虽很多天主教徒反对，但还是决定禁止使用“天”或“上帝”来指代天主教义中的“Deus”，当然这个决定后被证明是无法通行的。龙华民的行为促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21]
龙华民主持中国教务期间，还于1613年委派金尼阁赴欧洲募捐欧洲书籍以建教会图书馆，并就中国传教的一些问题征求罗马教廷的意见。金尼阁1621年返回中国时，带回募集到的“七千部”西书，堪称西学东渐的一个壮举，后成为北堂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22]除撰有《地震解》外，龙华民还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并与阳玛诺制作了一个地球仪（现藏大英图书馆），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独特贡献。
《地震解》现存康熙重刻本、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的铅印本（与《空际格致》合订）和一种抄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空际格致》合）。该书实摘译自科英布拉学院《天象学注疏》第11章“论地震”，但龙华民在内容上作了调整，共分九章，依次如下（表2-1）：
表2-1 《地震解》章节目录及其来源[23]
第一章“震有何故”论述地震的成因，首先批评中国古代所谓地下蛟龙、鳌鱼导致地震均为无稽之谈，然后采纳亚里士多德之说，指出地震实因地中之气闷郁不得出路，“肆力破围而出”，而形成的巨大声响与震动；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地震多发于春秋时节和土理疏燥多空之所，前者是因为春秋时气最易生最盛，后者则表明气容易穿行疏空之所造成地震。此外，龙华民还引述塞内卡（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言论进一步指出地震多由地中气、火、风三力合成：“地体有坠者，或为湿液所解，或为火焰所烬，或为猛气所冲。”与西方相较，中国古代关于地震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
第二章“震有几等”指出亚里士多德将地震分为二等：一为摇，或左或右；一为踊，或升或降。此其实并非分等，用现代的地震术语而言，前者为横波造成的左右摇晃，后者则是纵波造成的上下震荡。接着又介绍亚尔北耳多（当指大阿尔伯特）将地震分为六等：摇（即左右摇晃）、反（上下翻转）、裂（地裂成缝）、钻（多生小孔）、战掉（地面位置变换）、荒废（完全破坏）。这已是对地震后果有比较细致观察和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观念，实乃现代震等之滥觞，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
第三章“震因何地”贯以震因气发的理论阐述何地易发地震、何地少震，指出：（一）南北极因地寒少生热气而少震；（二）近赤道大热之地因地气常为太阳蒸晒易散故亦少震；（三）非极地和赤道的虚空之地如意大利等国多震，但若地下多空而有窍穴显露地面则可免于地震，因气易疏解故也；（四）山地因多洞穴故比平地易发地震；（五）海岛如西济理亚、吕宋等因地下硝磺常生热气故多密震；（六）沙漠和泥淖之地罕震，因前者地气易散不结，而后者则无空处可藏气。
第四至七章“震之声响”“震几许大”“震发有时”“震几许久”，均是对地震时间及现象的描述。地震之声响是因所发气之多寡、地势之差异等因素决定。地震的强度则决定于造物主，但一般一个区域不会有摧毁性的地震（大块通震），这是因为地下积气不会如此之广大，若有通发地震，也是各处各气震动集中而成。西方大震史上仅有一次，即“造物主降生为人”之时，那是“救赎万民之日也。”但这不是出于自然的原因，乃是造物主以其全能警示众民，从而使民众感恩并信仰上帝以求真福。以季节论，地震多发于春秋，因冬天寒冷气难聚，夏天大热气易散；以天而言，震多发于夜中或午中，这是因为夜中热被寒逼，气易密积而冲突爆发，正午则是因为太阳炎照，使气膨胀而舒展。地震时间之长短全因气之厚薄多寡以及地阻碍气之力量大小而定。(www.xing528.com)
关于地震之预兆自古即为各方人所关注，反常的自然现象往往作为地震的征兆。第八章“震之豫兆”罗列了六种预兆：（一）井水突发恶臭，并列举古贤弗肋祭德（当指Pherecydes）曾尝井水而准确地预测了一次地震[24]；（二）井水向上翻滚，这是因为下气上冲，因而很有可能发生地震；（三）海水无风而涨，这也是因为海水下面有气上冲；（四）空中不该清澈之时清澈；（五）正午或日落后，天际出现细如一线甚长之云，此为后来所谓地震云之滥觞；（六）夏天忽有异常之寒冷。所有这些均为地气运动产生的异常现象，因此可作为地震的预兆。
第九章“震之诸征”详列地震所造成的种种成迹，共11条，如地形破坏、新山新岛形成、河流改道、温冷泉变化等。
总之，《地震解》一书秉承西方的自然哲学传统，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地震均由气闭闷于地下不得出路而成，其后果均因密闭之气的程度而定，通贯而系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值得指出的是，龙华民撰写此书具有明显的宣教目的，文中多处提到地震虽为自然之事，但实由造物主警示世人而为，因此人均应修醒觉悟，虔诚祝祷，方能转祸为福、消灾弭祸。这是他与利玛窦、高一志等在撰著自然哲学著作中不同的地方。事实上，这样处理也反映了耶稣会士传教的灵活策略。龙华民在北京地震之后迅速推出《地震解》一书，以说理的方式解释地震之缘由，并非常机敏地借助当时人们的恐慌心理辅之天主教义[25]，无疑会增加信仰皈依之可能性，与传统上借助灾难弘扬佛教极为相似。
《地震解》中的内容后被简化整合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中，入清后进一步被南怀仁精简并收入《坤舆图说》。[26]这一知识流传也反映了西学在不同时期的目的与功用。龙华民在《地震解》中一方面是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解答当时北京地震时民众的疑惑与恐慌，另一方面又将之归于造物主藉以宣扬天主教。地震知识在《空际格致》中则是作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在《坤舆图说》中乃是作为南怀仁所绘世界地图的辅助性文字，主要流通于宫廷为皇室所参考。[27]
因《地震解》中关于地震的论述系统而具有说服力，受到当时及后来不少士人的赞赏。如熊明遇即借以批评传统地震理论之不确：
地如弹丸，极重者在中心，四面坟起，有窍相通，或如蜂窠，或如菌瓣。水火之气伏于其中，如人身之水火也。儒者为地震“阴有余”，非也。盖阳气喷盈欲舒，不得舒，如人筋转脉摇，亦与雷霆同理。江淮之南少震，以川渎多能疏之，雨泽多能泄之；西北多震，地亢而雨稀也。[28]
《地震解》虽指出地震主要由地气造成，同时亦引用塞内卡之说说明地震多由水、火、气合力而成。熊明遇在此改述“水火之气”伏于地中引发地震，同时以此批评儒家地震乃阴有余之论。此外，他还以江南和西北为例说明前者雨泽能疏泄积气而少震，而后者则因地亢雨稀而多震。此后，揭暄、游艺、李明徹亦多沿袭龙华民的观点，对地震进行论述。
有趣的是，康熙皇帝对地震亦有系统的论述，他在纵论中国各家地震之说后指出“大凡地震，皆由积气所致”，其说虽与程子所谓“凡地动只是气动，盖积土之气不能纯一，閟郁已久，其势不得不奋”有共通之处[29]，但更多是西方地震学说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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