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科英布拉学院注疏的影响

由傅汎际、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寰有诠》是为数不多体现欧洲中世纪注疏传统的译著。^[63]该书第一卷译自托马斯·阿奎那（1224/5—1274）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第二至六卷译自《科英布拉学院〈论天〉注疏》（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quatuor libros de Coelo Aristotelis Stagiritae，图1-7）。^[64]《神学大全》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经典巨著，科英布拉学院注疏是16—17世纪科英布拉学院的教学讲义，不仅在欧洲影响很大，在中国亦流播甚广。几乎所有的注疏均被明末传教士携入，并被编译到相应的中文著作中。

傅汎际，字体斋，1589年出生于葡萄牙法亚尔（Fayal）岛。1609年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65]，翌年加入耶稣会初修院。在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招募下，1618年同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汤若望等一起从葡萄牙启程来华，1619年到达澳门。随即被送往嘉定学习中文，后在杭州、陕西、北京、山西等地传教。1635—1641年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1641—1650在北京任华北六住院的会长，期间1646—1647年在山西蒲州主持传教工作。自1650年直至逝世任华南副省会长和巡按使。1653年逝世于澳门。^[66]

图1-7　《科英布拉学院〈论天〉注疏》（1593）书影（北堂藏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李之藻天启三年（1623）受劾还乡，恰逢傅汎际亦在杭州，遂一起合作翻译《寰有诠》，指出人应“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从而认识造物之主，《寰有诠》所论述的就是有形之学。李之藻说翻译中“形神并式”，且“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寰有诠》于天启五年（1625）译竣，刊于崇祯元年（1628）。翌年，李之藻离开杭州赴京修历，傅氏亦前往陕西传教。后傅汎际对中文领会日多，遂两人又合作翻译《名理探》，刊于1640年左右。^[67]

《寰有诠》初刻本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图1-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4册1995年影印的即是此本；此外，尚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民国海学山房抄本。《寰有诠》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并流传到日本。^[68]后来由于受到四库馆臣的“辟斥”，谓之“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69]，使其流传受到很大限制。

图1-8　《寰有诠》书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寰有诠》分6卷20篇（含卷一5篇，未以“篇”名之），各篇长短不一，每篇下又因内容多寡附论若干。卷一、卷二篇首各有一“总引”，卷一之前的“总引”为全书宗旨，指出研寻物理就是要探求天与火、气、水、土五种元素（五有）及其性情；卷二之前的“总引”乃是贯穿卷二、卷三、卷四、卷五，述“形天之有”，即月上世界；卷六主要论述月下世界之四元素说，故篇首冠以“四元行总义”作为导引。

第一卷为宇宙论之上的天主教义，包括天主的存在、天主的全能和天主创世记等内容，为亚里士多德学说和科英布拉学院注疏所无，译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显示了译者强烈的宣教目的。分为5篇：万物共一最初者义第一、天主能以全无肇物有义第二、他物莫能肇有义第三、天主自主化成义第四、原天地之始第五。第一篇“万物共一最初者义”以“五证”证明天主的存在：（1）最初之所以然即为天主；（2）物多不齐备，至美好至尊贵者即为天主；（3）以固然与非固然之理推知“特有一固然之有，其外更无固然者之所以然”者即为天主；（4）以事物之运动推知“最初施动而不自动者是谓天主”；（5）“全备无缺者”即为天主。很显然这来自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简称“五路”。^[70]第五篇“原天地之始”则叙述天主六日创生世界万物。

第二至第五卷主要讨论的是月上世界，第六卷详论月下之四元素说，共计15篇。每篇因内容多寡附论若干，最多者如第六卷“轻重篇第十五”有随论十四支：

圜满篇第一（随论一）：论寰宇之圜满可增否；

纯体篇第二（随论四）：一纯体惟有一动、天动自然、天繇质模而成、上下质同类；

不坏篇第三（随论一）：天体所以不坏；

动施篇第四（随论十一）：天有施于下域、天施何以、天动或止下域诸动亦止否、天施之效为偶然否、形天非有魂者、形天之体非贵于下域有魂之体、五金与杂类不含生者繇天施否、天施能生有魂有生者否、天施不能夺人所志、占星不可以知未来、形天生物之所以然；

浑圜篇第五（随论四）：天形必圜、天有几重、诸天孰贵、诸天同类否；

均动篇第六（随论八）：逆性动繇外动含生者之动、重物之动、天动维均、宗动天以下从东从西之运、形天奚繇而动、灵者所繇能动形天、诸天之运各一灵者使之、形天以六而合；

星理篇第七（随论六）：光非自立之体、凡光皆为一类、星宿借光于日、月中黑影、光能作热、动能作热；

星运篇第八（随论三）：天动有声否、七政天不均之动、各天周运常期；

星圜篇第九；

天星二解篇第十（随论六）：不游星数、星体大小、性之作德何限、作德视所逆之限、作德远近距限、容德能受之依赖各属何限；

物生灭篇第十一；

性数篇第十二；

元行生灭篇第十三；

相生篇第十四；

轻重篇第十五（随论十四）：元行为四、火行切抵月天、四行孰贵、元行大小、四行皆圜、四行轻重、四行之动何繇、大地分界、大地对足之域有生齿、大地为天中之一点、地心所在、地高于海否、地所以静、世界永存。

值得指出的是，傅汎际在卷三“不坏篇”中还介绍了1572年超新星和伽利略望远镜的新发现，但他对这些新知识持怀疑态度，还是力图说明天体不坏（详上节）。傅汎际、李之藻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留了科英布拉学院《〈论天〉注疏》繁琐的论证模式，但结构和内容与注疏并未完全对应，其中多有调整和删节。此外，正如方豪所指出的，科英布拉学院注疏每章每节标题多为冗长的疑问式，傅、李的翻译中均已转化为简洁的陈述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淡化了辩论的味道。^[71]

第二至六卷的每一篇正论一般以“古”“解”的形式展开，偶尔也会加上“疏”“驳”“正”等环节；每一篇随论一般以“疏”“驳”“正”的形式展开，也有一些仅有“疏”或“疏”、“正”。“古”即亚里士多德《论天》原文（Text），在科英布拉大学注疏中以拉丁文（有的版本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给出，以“古”名之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崇古情结。“解”就是对亚氏原文的解释（Explanatio）。然后按照经院哲学的注疏传统，提出问题（Quaestio，即“支”），不断以“驳”、“正”的形式展开论辩，通过这样的方式，反复阐述注释者的观点。“驳”是对相关论题的反对意见（Objectio），“正”（Dilutio）是对“驳”的归正。“疏”则是对以上相关内容的注疏（Commentarius）。

《寰有诠》第二至第五卷反复阐述月上世界的圜满、纯粹、不朽，第六卷则详细介绍四元素说。卷二篇首的总引云：

古贤亚利斯多特勒推论形天之有，凡八篇。一证寰中圆满；二证天之自体自性，异于下域火、气、水、土诸体；三证天体非轻非重，为永不坏；四证天德下施妙用；五证天形何属；六证天运；七证星宿成象；八证日月星之运也。后贤推寻义理，屡增辩难，发明补缀，曲畅旁通，今备译之。

亚利斯多特勒即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天之有”即亚氏之《论天》，后贤反复辩难补缀所指就是科英布拉学院的注疏。《寰有诠》中关于宇宙结构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卷四的“论天有几重”和卷五的“论星体大小”。在“论天有几重”中首先对西方关于天的重数的研究作了简要回顾，最后指出天有十一重，从下到上依次为：“一太阴，二水星，三金星，四太阳，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八列宿天也，九重、十重之天，皆无星，谓之光天，十一重为定吉界之永居，即静天也。”^[72]与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和《乾坤体义》中的十一重天无异。傅汎际还特别对第九、十重天的存在进行了论证，指出第九重即为岁差天（但并未像阳玛诺那样细分东西岁差和南北岁差），第十重则为宗动天。^[73]

值得指出的是，书中关于十一重天的描述颇有异于前人，认为该天是方的，“圣经曰：天国城方。盖天主造成静天，如京都然。虽六和内外天主无所不在，然在静天，更显崇严无极之美好，令诸神圣，明见真主，永享真福也。”^[74]以北京类比天国，无疑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对天国的一种人性化想象。而天国何以为方，则是因为“此天既属不动，不必为圜；既属恒静，必自为方也。”这显然与利玛窦所谓“方者，语其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相抵牾。

书中卷五“论星体大小”论述了列宿天恒星的数量、各星体与地球大小的比较以及各天之远近。首先列出了第八重列宿天中各等星的数量，这是明末其他同类书中所没有的。其说云：

星家通论，凡不游星，即极小者，以较全地之体，其大犹多。一等星计一十有五，次等星计四十有五，三等星计二百有八，四等星计四百七十有四，五等星计二百一十有七，六等星计四十有九，又有最小十四星，其中五谓雾星，九谓暗星。^[75]

这样，他一共列出1022颗恒星。此外，各等星及七政与地球直径之比较亦详细给出：

凡测星体，皆以地径较之。不游星，一等其径大于全地径一百零七倍六分径之一，次等大于地九十倍八之一，三等大于地七十二倍三之一，四等大于地五十四倍十二之十一，五等大于地三十六倍八之一，六等大于地一十八倍十之一。

七政，土星径大于地径九十倍八分径之一，木星大于地九十五倍二之一，火星大于地三分之一，太阳大于地一百六十六倍八之三，地大于金星七十三倍二十七之一，地大于水星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二倍，地大于月三十九倍三之一。^[76]

这些数据均与利玛窦的相吻合，但表述不甚严谨。一方面，这些数据实为体积比，而非傅汎际所说的直径比；其次，就即使说的是体积比，文中“大于”之说亦显不当，因体积比与大多少倍是不同的，后者的数值应较前者少1，利玛窦就正确区别了这两者。此外，文中“土星径大于地径九十倍八分径之一”和“地大于金星七十三倍二十七之一”两处似为误刻，根据利玛窦的数据，前者的“九十”应为“九十一”，后者的“七十三”应为“三十七”。《寰有诠》一书在宇宙论方面多有深入阐述，但在这些数据的罗列上则较利玛窦显得粗糙。

关于各天的远近，书中则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加以说明：

欲知诸天距地远近之数，难以星量，姑就骑马疾行为例，占天者测有定准。设有人乘健马，每日行三百里，从地至月天，行五年六十余日而到，从地至水星天，须十年尚余数日，至金星天须二十六年尚余数日，至日天须一百六十九年九十日，至火星天，须一百八十四年一百五十余日，至木星天须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六十余日，至土星天须二千六十五年三百三十余日。其测法，另有本论。^[77]

以一年365天计算，我们可得出傅汎际所给出的各天距离地之远近，并可与利玛窦的数据作一比较（表1-5）。

表1-5　傅汎际与利玛窦关于各重天远近之比较

①应为17412102，见前文。

傅汎际以马行来描述宇宙尺寸，颇为形象。与利玛窦所给出的数据相较，各天离地的距离均略大一些。傅氏此书后来还是有不小的影响，但这些数据却未被后人采纳。

此外，书中卷五“论各天周运常期”还讨论了各天的运行周期^[78]，这些数据与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d.1256）《天球论》（De Sphaera）所载完全吻合，其所据底本的相应数据当来自萨氏。与利玛窦的数据相比，亦显粗略，如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的运行周期分别为2年、12年、30年，远不如利玛窦的数据来得精确。另外，在换算中，傅汎际采用“大时”制，即一个时辰为1时。如此，月球天以萨氏《天球论》中的27日8时换算，便是27日4时，宗动天运行一周的时间一日，即为12时，而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的周期则以精确的方式给出，但与《天球论》中的数据略有出入（表1-6）。

表1-6　傅汎际与利玛窦关于各重天运行周期之比较

①Lynn Thorndike,The Sphere of Sacrobosco and Its Commentator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9,p.79,p.120.

傅氏将岁差归于列宿天，而将“一近一距之动”（实即颤动，trepidation）归于无星天，这在当时西方也有根据的。^[79]但他以第八重为无星天，第九重为列宿天，却显得不合理，与前文“论天有几重”中的说法亦相矛盾，应为误刻。

总之，从《寰有诠》的繁复论证可看出，西方宇宙论之展开，实在一些基本的预设下推衍而成，俨然一个演绎体系。这些预设为：月上各天神圣高贵，作圆周运动；月下世界四元素轻重不同，各居本所，皆有回归本所的自然属性，作上下直动；地为球形，仅为天中一点。

【注释】

[1]参见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西学东渐研究》（第五辑：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参见Michele Ruggieri，Matteo Ricci，ed.by John W.Witek，S.J.，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Pu-Han cidian葡漢辭典.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Macau：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2001.

[3]Eugenio Lo Sardo，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S.J.，Roma：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1993；汪前进：《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0-128页。

[4]John W.Witek，S.J.，“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ichele Ruggieri（Luo Mingjian罗明坚1534—1607）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46页；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1-115页。

[5]Joseph Dehergne，S.J.，Re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à1880，Roma：Institutum Historicum S.I.，Paris：Letouzey & Ané，1973，p.730；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1-115页。

[6]参见Ryuji Hiraoka，“Jesuit Cosomological Textbook in‘Christian Century'Japan：De sphaera of Pedro Gomez（Part I），”SCIAMVS 6（2005）：99-175；Ryuji Hiraoka，Akihiko Watanabe，“A Jesuit Cosomological Textbook in‘Christian Century'Japan：De sphaera of Pedro Gomez（Part II），”SCIAMVS 16（2015）：125-223.

[7]AlbertChan，S.J.，Chinese Books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Descriptive Catalogue，Japonica-Sinica I-IV，Armonk/London：M.E.Sharpe，2002，p.95.

[8]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59-273页；利玛窦著，梅谦立注，谭杰校勘，《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页。

[9]罗明坚：《天主实录》，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27-28页。

[10]罗明坚：《天主实录》，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26页。

[11]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12]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82页。

[13]关于《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与《天主圣教实录》的比较，参见李新德：《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第87-92页。

[14]其中文名本为嗃呣，因较为生僻，故一般作高母羡。虽然利玛窦1584年起就开始介绍西方的水晶球宇宙论，但存世的相关著述却在1602年以后，故将高母羡置前论述。(www.xing528.com)

[15]另外三种为：《天主教义》（约1593年）、《新刊僚氏正教便览》（1606年）、《新刊格物穷理便览》（1607年），均为中国人在菲律宾所刊刻。参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8-699页。

[16]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p.1-2.

[17]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p.1-2；Liu Dun，“Western Knowledge of Geography Reflected in Juan Cobo's Shilu实录（1593），”in Luís Saraiva ed.，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Scientific Practices and the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Asia（1498—1759），CMAF-UL，2001，pp.45-5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3页；JoséAntonio Cervera Jiménez，“Spanish Friars in the Far East：Fray Juan Cobo and His Book Shi Lu，”Historia Scientiarum 7，no.3（1998）：181-198.

[18]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Miguel San Roman OP，“Bian zhengjiao zhenchuan shilu辩正教真传实录（Testimony of the True Religion）：a catechetical book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Juan Cobo OP，Manila，1593］，in Staf Vloeberghs ed.，History ofcatechesis in China（Leuven Chinese Studies，18），Leuven：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2008，pp.17-36.

[19]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379.

[20]李慧博士告知此书中文译名，特此致谢。

[21]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p.47-49.

[22]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p.210-269；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1-552页，第571-573页；Liu Dun，“Western Knowledge of Geography Reflected in Juan Cobo's Shilu实录（1593），”in Luís Saraiva ed.，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Scientific Practices and the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Asia（1498-1759），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1，pp.45-57.

[23]此处“宗动天”之名，乃是借用后来利玛窦等人的说法。

[24]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p.224-257.

[25]Fidel Villarroel，O.P.，ed.，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lu辩正教真传实录，Manila：UST Press，1986，p.253.

[26]Liu Dun，“Western Knowledge of Geography Reflected in Juan Cobo's Shilu实录（1593），”in Luís Saraiva ed.，History of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and East Asia II：Scientific Practices and the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Asia（1498-1759），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1，pp.45-57.

[27]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周维强博士的提示。参见刘广生、赵梅庄编著：《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42页。

[2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619页。

[29]凌濛初：《拍案惊奇》，明崇祯尚友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86册，第278页。

[30]同年12月2日，沙勿略病故于广东上川岛，以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为憾。

[31]参见苏尔、诺尔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177页。

[32]关于杨廷筠，参见钟鸣旦著，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3]此书后经金尼阁翻译并部分改写为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引起强烈反响。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甚至意大利文。利玛窦的意大利手稿于1909年被意大利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861-1956）在耶稣会档案馆发现。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是据金尼阁1615年拉丁文版的英译本转译的。参见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页I-IX。

[34]参见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艾儒略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十二册），第221-222页。

[36]黄河清：《利玛窦对汉语的贡献》，《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第74期，第30-37页。

[37]现存世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原本有两种，即1602年李之藻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传本和1603年李应试刻印的《两仪玄览图》。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0页及136页。

[38]徐光台：《17世纪初中国士人在西学译作中“演”的角色——从李应试演刻〈两仪玄览图〉到毕懋康演〈乾坤体义〉》，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39]克拉维乌斯因原姓Klau或Schlüssel在德语中意为“钉子”，因此在中国被利玛窦称为丁先生。参见James M.Lattis，Between Copernicus and Galileo：Christoph Clavius and the Collapse ofPtolemaic Cosmology，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3.

[40]关于利玛窦所介绍之四元素说，详见本书第四章。

[41]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两仪玄览图》与《坤舆万国全图》同，《乾坤体义》文字略有差别。

[42]汪小虎：《“日影千里差一寸”学说的历史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第74-80页。康熙时期通过绘制《皇舆全览图》，测得经线1度相当于200华里，还指出与从前1度250里之不同，乃是由于尺的基准不一样。《数理精蕴》下编卷一云：“里法则三百六十步计一百八十丈为一里，古称在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今尺验之，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盖古尺得今尺之十分之八，实缘纵黍横黍之分也。”

[43]今井溱：《乾坤體義雜考》，藪內清、吉田光邦編：《明清時代の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0年版，第35-47页。

[44]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45]王绵厚认为，《两仪玄览图》中的“十一重天图”，是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九重天”外，又加第十重“宗动天”和第十一重“天主上帝天”，说法欠准确。此外，王氏还指出“十一重天”源于《易经》中的“天五地六”，此说亦值得商榷。事实上，所谓“十重天”“十一重天”及下文将要述及的“十二重天”都是欧洲中世纪的宇宙结构学说，而非源于中国。见王绵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比较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第214-222页。

[46]利玛窦在“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一节中亦言：“天以辰星测之，有九重；以恒旋推之，有十一重”。

[47]今井溱：《乾坤體義雜考》，藪內清、吉田光邦編：《明清時代の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0年版，第35-47页。

[48]虽然中世纪关于星体大小和高下之距仍常有争论，但相关的数据自托勒密之后都没有大的变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伊斯兰学者阿尔·法甘尼（Al-Farghānī，约800-870年）根据《至大论》中的数据换算成的绝对值。克拉维乌斯在晚期修订版《〈天球论〉注解》中采纳的就是法甘尼的数据。参见Albert Van Helden，Measuring the Universe：Cosmic Dimensions from Aristarchus to Halley，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28-40，p.53.

[49]据今井溱《乾坤體義雜考》中表增补。

[50]据今井溱《乾坤體義雜考》中表增补。

[51]据今井溱《乾坤體義雜考》中表增补。

[52]Edward Grant，Planets，Stars，& Orbs：The Medieval Cosmos，1200-168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6.

[53]Henrique Leitão，“The contents and contextofManuel Dias'Tianwenlüe，”in Luís Saraiva & Catherine Jamieds.，History of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The Jesuits，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1552-1773），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8，pp.99-121.

[54]周希令、孔贞时、王应熊与李天经（1579—1659）同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对西学都很友善，李天经还是教徒并成为徐光启治历的接班人。参见姚立澄：《关于〈天问略〉作者来华年代及其成书背景的若干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6-164页；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55]《四库全书》本将阳玛诺的“自序”和书末介绍望远镜及其天文发现的文字删除。四库提要云：“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技，削其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

[56]阳玛诺：《天问略》，《天学初函》（五），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633-2634页。

[57]Henrique Leitão，“The contents and contextofManuel Dias'Tianwenlüe，”in Luís Saraiva & Catherine Jamieds.，History of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The Jesuits，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1552-1773），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8，pp.99-121.

[58]关于左旋说，详见第三章。中国传统的左旋说与水晶球宇宙体系中的左旋说虽有类似之处，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59]参见Galileo Galilei，Sidereus Nuncius，or，The Sidereal Messenger，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conclusion and notes by Albert Van Helden，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60]阳玛诺：《天问略·月食》，《天学初函》本，页43a-b。

[61]参见孙承晟：《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363-376页；王广超等：《明清之际望远镜的传入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309-324页。

[62]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寰有诠》卷三，“不坏篇·论天体所以不坏”，崇祯元年灵竺玄棲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71-72页。除望远镜之外，此节还提及了1572年超新星（《寰有诠》中称为“异星”）的发现，对当时认为该星属于月下区的彗孛、该星虽属列宿天但因土气濛映时见时不见、该星属列宿天但为天本性而生三种解释予以辩驳，最后指出该星确属列宿天，但“非天性力所成，而成于超性之能”，盖“形天本性之力，必不能成此象。惟诸所以然之初所以然者，始能施此效也。此中奥义，人不易晓。”一方面坚持月上天永恒不坏，另一方面将之归于大造之上帝。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65页，第69页。

[63]除《寰有诠》外，傅汎际和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也是一部具有典型中世纪注疏形式的著作，译自科英布拉学院《〈辩证法大全〉注疏》。参见Joachim Kurtz，The Discovery ofChinese Logic，Leiden/Boston：Brill，2011.

[64]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05-116页；石云里：《〈寰有诠〉及其影响》，《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44页；韩琦：《傅汎际、李之藻译〈寰有诠〉及其相关问题》，《西学东渐研究》（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4-234页。

[65]石云里：《〈寰有诠〉及其影响》，《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44页。

[66]Joseph Dehergne，S.J.，Re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à1880，Roma：Institutum Historicum S.I.，Paris：Letouzey & Ané，1973，p.341.

[67]李之藻：《译寰有诠序》；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51页。

[68]参见薄树人：《〈寰有诠〉提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八分册），第451-453页；石云里：《〈寰有诠〉及其影响》，《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44页。

[6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70]参见托马斯·阿奎那著，段德智译：《神学大全》（第一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3-38页。

[71]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13页。

[72]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寰有诠》卷四，“论天有几重”，崇祯元年灵竺玄棲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04页。

[73]《寰有诠》卷四，“论宗动天以下从东从西之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16-117页。

[74]《寰有诠》卷四，“论天有几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03-106页。

[75]《寰有诠》卷五，“论星体大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47页。

[76]《寰有诠》卷五，“论星体大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47页。

[77]《寰有诠》卷五，“论星体大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47页。

[78]《寰有诠》卷五，“论各天周运常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册，第145页。

[79]Edward Grant，Planets，Stars，& Orbs：The Medieval Cosmos，1200-168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