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玛诺的《天问略》是应中国士人要求而撰写为改历准备的著作。阳玛诺1574年出生于葡萄牙布朗库堡（Castelo Branco），1593年加入耶稣会，1596—1600年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哲学。1601从里斯本出发，抵达印度传教，1604（一说1605）年到达澳门，1610年开始进入中国内地，1613年到达北京。1623—1635年被任命为中国副省会长（Vice-provincial of China，当时中国耶稣会的最高职位）。卸任副省会长之后，阳玛诺致力于用中文撰著宗教书籍，主要有《轻世金书》（1640）、《圣经直解》（1642）、《唐景教碑颂正诠》（1644）。1659年逝世于杭州。[53]
阳玛诺在北京期间，在一些中国士人的帮助下，开始撰写《天问略》，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崇祯二年（1629）重刻本被李之藻辑入《天学初函》“器编”，后并收录于《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艺海珠尘》。该书以问答形式写成，是一部结合天主教义的宇宙论和天文学著作，署“泰西阳玛诺条答，豫章周希令、秣陵孔贞时、巴国王应熊仝阅”，周希令、孔贞时、王应熊还分别为之作序。周希令强调了西方传教士所引介的天文、测量、水利等知识非常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求；孔贞时赞扬西学之新颖，并将《天问略》中介绍的黄道、日食由月遮掩、月借日光分别与沈括、王充、张衡相应的观念类比，同时指出天球理论与儒家乃至佛家的理论均有不同，中国历法积差渐久，差错渐多，应借鉴西学以求进步；王应熊指出谈天贵专贵通，中国古道不明，天子失官，应当学习西学。[54]这些皆表明崇祯改历之前一些士人对西学的兴趣与渴求。
阳玛诺在自序中强调天地之井然有序，必有天主存在。论天之学有两端：宇宙之论，为测学，不急于日用；治历定候者，为用学，益于日用。学又以识天主、事天主为本，有益于此学者为实学、益学、永学，无益于此学者为虚学、费学、暂学。所谓习天文，就是要“使人识事天主，轻世界而重天堂者也”，故成此书为天论之入门，天堂之引路。总之贯穿其中者，多为天主之宗旨，宣教意味极为明显。因此，《天问略》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时该序即被全部删除，对阳玛诺的宣教予以批驳。[55]
《天问略》正文包括天有几重及七政本位、日天本动及日距赤道度分、日蚀、昼夜时刻随北极出地各有长短、月天为第一重天及月本动、月食等六节。“天有几重及七政本位”介绍十二重天的宇宙体系，其中将岁差天分为南北岁差天和东西岁差天，较为特别。“日天本动及日距赤道度分”指出第十一重天之中为赤道，第四重日天之中为黄道，黄赤交角为23度半；并用黄道位置解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令时人耳目一新。“日蚀”一节开篇即指出“日蚀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并多用图示演示日食的原理，重申利玛窦的太阳比地球大165倍又八分之三；还解释早晚较中午视太阳为大，是因为早晚湿气使然，并以木石等物在水中大于水外相喻。“昼夜时刻随北极出地各有长短”以纬度的知识解释昼夜长短变化，不厌其烦，并列出北京、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城及邻近地方昼夜长短、日出日入、曚昽影刻分。“月天为第一重天及月本动”指出日食由于月掩其光，且常见月能掩水、金星，故月天必居其下，为第一重天；月天南北二极离宗动天之极23度半，与太阳天同。“月食”一节详解月食的形成原理，并提及伽利略1610年用望远镜所做的新天文发现，极为新奇。
与其他著作不同，《天问略》中的宇宙结构为十二重天：
敝国历家详论此理，设天十二重焉。最高者即第十二重，为天主上帝、诸神圣处，永静不动，广大无比，即天堂也。其内第十一重，为宗动天。其第十、第九，动绝微，仅可推算而甚微妙，故先论九重，未及十二也。十二重天，其形皆圆，各安本所，各层相包，如裹葱头，日月五星、列宿在其体内，如木节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动而动焉。[56]
《天问略》中的宇宙体系实际上是将利玛窦十一重天中的第九重无星天分为“东西岁差”“南北岁差”两重，从而为十二重天（图1-5），在当时显得很特别，颇为时人所称引。其实这也是中世纪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天问略》中的这种学说，似来自克拉维乌斯《〈天球论〉注解》的晚期版本。[57]因第九重和第十重天“动绝微，仅可推算而甚微妙”，因此书中并未详细论述这两重天。
图1-5 十二重天图（《天问略》，《天学初函》本）
阳玛诺借中国传统之左旋说[58]，即日月诸星本动之天左旋（事实上，中国的左旋说仅表示天作为一整体左旋），日月诸星右行，进而指出必有一宗动天牵动日月诸星之天旋转。宗动天自东而西为自发而动，日月诸星天自西而东则为宗动天所带动，犹如人在行船中或车轮之蚁。关于水晶球宇宙体系中的所谓“三动说”后在《寰有诠》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至于太阳居于七政之中位，乃其本所，如此光可及其余星体，并暄及地下，济生万物，或高或低均不可，所谓“日得中正中和之理，万物之宜也。”(www.xing528.com)
此外，书中继承了利玛窦所说地球经度1度250里、太阳大地球165倍又3/8、黄赤交角23度半等数据。但此书只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作答，未能对各论题进行系统阐述，对水晶球体系的论述也只是一个大概，星体大小和各天高下之距均未详细涉及。
《天问略》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最早在中国介绍了西方最新的望远镜及其观测结果。望远镜一般认为是荷兰人利佩希（Hans Lippershey，1570—1619）或梅提乌斯（Jacob Metius，c.1571—c.1631）于1608年发明，初名察谍镜（Spyglass）。伽利略随后于1609年组装、改良望远镜，将之用于天文观测，先后观测了月球、金星、水星、木星及其他星体，取得了月面山峰、金星位相、太阳黑子、土星光环、木星卫星、银河多星等“惊世骇俗”的发现，这些都反映于其1610年出版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一书中。伽利略的望远镜发现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为哥白尼日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是科学革命中极为重要的一环。[59]伽利略的新发现公布不久，1615年《天问略》中即有介绍：
凡右诸论，大约则据肉目所及测而已矣。第肉目之力劣短，曷能穷尽天上微妙理之万一耶？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哀其目力尫羸，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观六十里远一尺大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目前也。持以观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大似月，其光亦或消或长，无异于月轮也。观土星则其形如上图，圆似鸡卵，两侧继有两小星，其或与本星联体否，不可明测也。观木星其四围恒有四小星，周行甚疾，或此东而彼西，或此西而彼东，或俱东俱西，但其行动与二十八宿甚异，此星必居七政之内，别一星也。观列宿之天，则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体光显相连，若白练然，即今所谓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国之日，而后详言其妙用也。[60]
其文虽较为简略，但伽利略《星际使者》中的主要发现除月面山峰、太阳黑子外均有提及：与月球相类的金星位相变化、尚不明原理的土星光环（图1-6）、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由众星组成的银河，关于月球仅提及能通过望远镜看得很近而未言及其表明之不光滑。作者并期待望远镜传入中国，届时再详论其妙用。正应其言，1626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首先将望远镜携入中国，并撰著了《远镜说》一书，首先逐条介绍伽利略的重大发现，并详细阐述望远镜的制作与功用，对中国的宇宙观念、天文历法和视觉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1]
图1-6 土星环图（《天问略》，《天学初函》本）
关于望远镜的新发现在稍后傅汎际的《寰有诠》亦有介绍，主要提及太阳黑子和木星的四颗卫星。但傅氏对该结果持保留态度，认为人目（及望远镜的观察）毕竟有限，天体不坏之说自难推翻，意在维护水晶球宇宙体系。其说云：
二十年前，天文学家已明日月星之体象及诸星之数矣。近年制有望远妙器，用以测天，窥见日中斑点，其状时小时大；又见木星之旁更有四星，或东或西，或上或下，此四星之相距与各所距木星，其度不一。今之星家缘是而推，以为天体不实而浮，当属有坏。虽然，予惟从不坏之说而已。一则二千年至今性天两学通义，一则物之定理自超目识。盖人目距天甚远，目力所试有限，终未必无差也。[62]
可见，在面对新的天文观测，傅汎际以“物之定理自超目识”而坚持两千年的“通义”，仍坚信月上世界之永恒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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