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明末首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Macerata）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30]1568年前往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7年赴里斯本，开始传教生涯。次年离开里斯本，与罗明坚、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47—1599）等一起前往印度果阿，1580年在科钦晋铎。1582年，应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命，于同年八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1583年，与罗明坚一起获准进入内地居留。从此，便一直辗转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讲学传教，以进入北京为主要目标，试图劝化皇帝进而皈依中国。1601年，终以精心准备的自鸣钟等“方物”获万历皇帝赏识，破例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从而开始了在北京近十年的生活，直至1610年去世。
来华不久，利玛窦即敏锐地意识到，在有着深厚文明基础的中国传教，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而不是僵硬的说教甚至武力的方式。虽之前范礼安、罗明坚已有类似的想法，但明确践行这一方针的是利玛窦。他进入韶州后，在瞿汝夔（太素）的建议下，放弃身上的僧衣，改穿儒服；之后还制定了传教过程中“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和祭祖礼仪”的所谓“利玛窦规矩”。当然，也正是这一政策，后来遭到了其他修会甚至耶稣会内部的挑战以及教廷的反对，从而引发了持续三个世纪的“礼仪之争”，直到1939年教廷重新认识到利玛窦的先见之明，颁布“关于中国礼仪的有关仪式与宣誓的指令”，争论才告结束。[31]
概括起来，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主要包括：研究中国经典、传播西学、结交士绅、尊重中国礼仪、从上到下的路线。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研究中国经典和学术传教（传播西学）是为了结交士绅，并在传教的过程中懂得如何尊重中国礼仪、调和中西之间的差异，从而步入上层社会，甚至进入宫廷，最终归化整个中国。虽然利氏采取了正确的传教策略，但他的传教事业却收效甚微，直至他去世，整个中国受洗的教徒颇为稀少，比起他的著书立说以及在士林间的名声来，更显得相形见绌。他对此也甚感忧虑，这在他不断返回西方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但他对所采取的路线还是怀有信心，认为只要用心“播种”，总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所遵守，而且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他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更为后人所称颂。
利玛窦深知，要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十余年的勤奋学习，他便对中国经典精通有余，令中国士人大为叹服，“西儒”之称随之而来。他凭借其儒雅和博学赢得了不少中国士人的信赖和善待，著名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1562—1627）[32]、冯应京（1555—1606）、李贽（1527—1602）、焦竑（1540—1620）等等，并听从一些士人多讲实学的忠告，采取传播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在与他们的交往和合作中，利玛窦编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从而在士人间声名鹊起，成功地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正是这样，利玛窦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语撰写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33]、大量书信外，还在不少中国士人的帮助下，著译了近20种中文著作，有关于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义》（又名《天学实义》）《畸人十篇》，天文学方面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地理学方面的《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伦理学方面的《交友论》《二十五言》，语言学方面的《葡汉辞典》（与罗明坚合著）、《西国记法》《西字奇迹》，音乐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辩学遗牍》中的部分文字。[34](www.xing528.com)
这些著述几乎涵盖了西学的主要门类，举凡宗教、伦理、语言、天文、地理、数学、艺术，均有涉及，当然还有以口头传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学、建筑、印刷等知识。从实际效应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科学著作。利玛窦自1584年起绘制的一系列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惊奇地认识到“天下”之外的世界，他无疑是使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系列地图及《乾坤体义》等著作，虽然介绍的是那时正在被淘汰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但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塑造了明确的宇宙结构（后来被不断更新的天文知识所取代），甚至清中后期尚有士人祖述其说。数学译作尤其是《几何原本》则使演绎逻辑的方法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影响深远。利玛窦逝世后，明廷赐葬地，有人以此相质，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毋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35]《几何原本》之重要与影响，可见一斑。此外，利氏在宗教、伦理、艺术等方面的《天主实义》《交友论》《西国记法》等著述，都均引起时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利玛窦的著作还不同程度地波及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儒家文化圈中兴起一股西学风气。
利玛窦不仅著述宏富，而且创造的许多术语（其中当然有中国士人的帮助），至今仍被广为采用，如数学中的“几何”“点”“线”“面”“体”“角”“弧”“平行”“比例”，天文学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阴历”“阳历”，地理学中的“经度”“纬度”“赤道”，宗教中的“上帝”“圣母”“耶稣”“圣经”“十字架”，等等。这些术语，有些是新造的，有些则是赋旧词以新义，且利氏等人还充分考虑了语汇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这不仅使这些术语具备传承下去的生命力，而且也为以后新术语的形成奠定了空间。[36]这些新的术语还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术语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个结点的生成，更体现了新观念和新知识的产生，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入华28年，进京不到10年，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怀着未能使万历皇帝皈依的遗憾在北京逝世。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李之藻、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争取下，破例由万历皇帝赐地，葬于滕公栅栏（今北京市委党校）。作为传教士、学者、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不仅致力于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且著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同时不断将中国文化反馈回西方，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中国或西方，而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使者、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亦因此于2000年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实当之无愧。
利玛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恐怕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而作为辅助手段的西学东渐，似乎超越传教更成为他所肩负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他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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