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巨大影响

1923年1月，梁启超结束了在南京的讲学，临行前，在东南大学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以为当今青年学生不缺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所缺者，首先是精神，要救济他们的“精神饥荒”。而救济精神饥荒的办法，他认为是在东方，即中国与印度的学问中。

其理由是，“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他的这种看法，不仅当时争论不休，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倒也说明，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需回答，不管你的回答与他相同，还是不同。

梁启超的著述、讲学在其晚年生涯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那些年，他与家人或朋友通信，常常提到在南开或清华讲学的情形，以及准备讲义的情形。他在一次写给蹇季常的信中抱怨，那时他“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

尽管他有时仍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忍不住要跑出来发表意见，比如他对曹锟贿选总统一事不满，直接写信提出批评，劝他“勒马悬崖，放刀成佛”，“吾诚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怜众生”而已。

因此，“讲课煎迫，著述百忙，有鲠在喉，非吐不快”。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国民负责任的表现，尽管后来招致曹锟的忌恨和报复，他也并不在意。

又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表现得异常愤慨，除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丁文江等人联署发表共同宣言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甚至直接致电罗素，希望罗素能以自己的声望影响英国的舆论，为中国国民的流血牺牲求一公正的解决。

此外，像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司法储才馆的经营管理，也花费了他的不少心血，但这一时期他最突出的贡献仍以著述、讲学为核心。

事实上，对梁启超来说，20世纪20年代恰恰是其学术研究成果的爆发期，尤其在他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更是以全副心力投身于国学研究及整理的事业。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之聘书，登门聘梁启超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并与之商量研究院章程及办法。此时，王国维已先其几日受聘。他们很快进入角色，开始筹划研究院招生试题。

3月初，梁启超便致信王国维，对如何设计招生试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

所以，梁启超担心常规的出题方式，“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可能会与天才考生失之交臂，是非常可惜的。他的意见是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

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

他的出发点倒是考虑到了研究院的宗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他与吴宓、王国维一起拟就的《研究院章程缘起》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其中说道：

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

这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早在民国之前，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宗明义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他的这种思想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影响极大。张荫麟、贺麟与陈铨都是国学院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

贺麟赴美留学，张荫麟到上海送他，临别前对他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歧视的。”

贺麟回答：“对！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他们这里所说的学问，非指一般的知识，而是梁启超一再强调的“发明新原则”和“应用已发明之原则以研究前人未经研究之现象”。

在梁启超看来，一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学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又说，只要“对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其学问皆有独立价值”。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号称拥有“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个名单是1925年8月4日经校长曹云祥批准的，只有陈寅恪迟至第二年的9月8日才到校任教。

9月9日，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做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在这里，他将要开讲的课程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以及中国通史。他甚至希望能在清华这个洋溢着浓郁学术氛围的环境中完成写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的两大宏愿。

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梁启超于1918年底赴欧洲考察前夕，与同仁张东荪、黄溯初等人相约，“着实将以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并决然放弃，转而在思想学术上做些努力。

他欧游归来，果然不参与上层的政治活动，而把对政治的关注，调整为“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920年春始，梁启超先后担任了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www.xing528.com)

1920年10月，梁启超时务学堂的高足，又是他欧游伙伴之一的蒋百里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梁启超为之作序。精通军事学的蒋百里写了一部有关西方近代的史著，让梁启超颇感兴趣，他欣然命笔撰写序文。

早在20世纪之初，梁启超便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定：

清代200余年间的学术发展，即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亲自经历了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梁启超，此次欧游又实地考察了文艺复兴的故乡，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

梁启超翻阅着蒋百里的书稿，心想：

泛泛写一序文，无以益蒋著之类，不如将这中国与欧洲历史中性质极为相似的两桩大事加以印证，作为序文，则有助于“以较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

于是梁启超放手写序，谁知一发即不可收，一周内夜以继日，竟草就近万言的专论，篇幅与所序之书相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梁启超只得将它单独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倒转头来要蒋百里为之作序了。

中国的历史跨入清代，这就意味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快要走到尽头，而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则承担了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学术作集大成式总结的责任，并且指向着未来，它博大精深，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梁启超笔下的清代学术思想，充满破坏与创造、旧与新的矛盾，同时又包含有残酷与温情。

梁启超对清代200余年学术思想的评述，从“时代思潮”这一概念切入，已经是大手笔的气势，而他将“清代学术思潮”定义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并以此作为全书的立论，更是不同凡响。

梁启超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所要打破的是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就是对它们的“反动”。另外，梁启超还看到：欧洲的改革家们正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文化宝典的搜集、整理与阐扬，终于刮起文艺复兴的狂风。

梁启超感慨人类思想文化演进的轨迹，则是以反动求进步，以复古求解放。他由此想到：

清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思潮破宋明理学，不同样是以“复古”为其职志吗？其动机与内容，实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

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这段话成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立论的主调。该书一脱手，立即在朋友们中流传开来，赢得一致的叫好声。

梁启超希望中华民族迅速强大起来，因此，他觉得中国的进化历程与西方各国相比较，发展速度不尽人意，令人“惭愧无地”。然而，中国毕竟是在进步，梁启超所特别看重的广大国民的政治意识已大大增强，其“民族精神、民主精神一日比一日鲜明”，所以梁启超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自谦地认为自己落后了，他说：

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鳞、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的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梁启超这里所指的“许多新青年”，自当包括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梁启超当然绝不愿自甘落后，但更寄厚望于这般“新青年”，因为他在这种新陈代谢中，在这班“新青年”的呐喊声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