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用了很大精力筹划办一所学校。他一直感叹人才的匮乏，所以，至少在欧洲考察期间就有了办学的打算。
张东荪几次写信，都提到“学校计划，尤望进行”。但苦于经费不能落实，办学一事不得不缓议，张君劢甚至建议，与其自办大学，不如到大学里去做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不必负办学的责任。
至于梁启超，“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
没想到中国公学主动找上门来，这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
梁启超自欧洲回国，刚刚抵达上海，中国公学就把他请去做了一次演讲。
提起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这所学校创办之初，它的校董和历届校长，几乎都是立宪派或进步党一流人物。当时在任的王敬芳，同时兼任河南福中煤矿总经理，两头顾不上，颇费心力。
在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很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请梁启超担任。他以为，凭借梁启超的大名，一定能使中国公学走出困境。
但是蒋百里却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
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地表现出来。
梁启超果然没有接受中国公学校长这个职位，而是如蒋百里所愿，真的就去做了一个“讲师”。
1921年秋天，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到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当时，他有个很庞大的计划，想用三四年时间，“创造一新史”，所用方法“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在南开讲了一学期，所得即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
此外，在10月至12月期间，他还应京、津各学校之邀，做了多达7次的公开讲演。
第一次为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请他讲了《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接下来，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请他讲了《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依次还有为南开大学讲《市民与银行》，为天津青年会讲《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为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讲《续论市民与银行》，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讲《外交欤内政欤》，为北京哲学社讲《“知不可为”与“为而不有”主义》。
到了1922年，各地、各学校、各团体请他讲演的更多了。从4月1日起，陆续讲演20余次，朋友们戏称为他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26篇，还有些未经整理而遗留在外。
梁实秋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了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演的情形。他与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这次讲演就是他们以文学社名义促成的。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讲稿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www.xing528.com)
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梁任公酣畅淋漓的神情意态：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
他特别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而且，听他的讲演更胜过读他的文章，“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他还说，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讲演所鼓动起来的。
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正在清华学校讲学，所讲内容便是去年在南开大学讲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几乎同时，他还“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在这里讲了4次，大约讲了序论部分。
秋冬间，移席南京，为东南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继续这个题目的讲演。这期间，他每周要讲16个课时，还有6个小时要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佛学，余下时间还要自编讲义，温习佛学功课，他甚至感叹：“恨不得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
过度操劳使梁启超病倒了，医生说他心脏出了问题，张君劢禁止他继续讲演和著述。那天晚上他正在法政专门学校讲演，张君劢硬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并写信通知各校，将他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
梁启超却不相信自己有病，他只承认酒醉后伤风，起因是前晚陈三立请他吃饭，开了50年陈酒相与痛饮，他们的交情也积攒了几十年，像这陈酒一样浓郁，不容他不大醉而归。
然而，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他要坐洋车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路上稍感风寒，归来便有些不适。
不过，身体原因最终还是影响到梁启超在南京的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原拟讲序论、前论、本论、后论四个部分，到年底，勉强讲完前面三个部分，以汉代至今为内容的第四部分，只能暂告阙如。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出版，就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个书名。
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
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如何才能使二者调和呢？他反对机械地把个人整齐划一，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使个性完全被社会性吞没。
梁启超认为，“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是“宇宙进化之轨则”。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超过古代社会，社会组织对个人的约束也有其合理性，而探索一种不给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带来更多伤害的社会组织，则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大责任。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突出表现了梁启超近些年来思考的层面和路径，前者是公平的问题，后者是自由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也有可能出现分配的不合理，出现两极分化，出现窒息我们精神自由的对物质的占有欲，不仅我们摆脱不了“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国家还有可能陷入革命或战争的泥淖。但他相信，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途径可寻的，“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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