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救国，时间空间差异是优劣判断基础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信守离开政坛和官场的诺言，潜心于著书、讲学、文化交流，虽然对“政治兴味”未尝稍减。也就是说，在人生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梁启超仍然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但所取的方法却是他的最长处——坐而论道或命笔为文，以其著名学者和天才著作家的身份发出声音。

梁启超敏锐地感到，出国一年，中国更加动荡了。为列强操纵的军阀相互打得死去活来，一片混战声。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从寒冷的北方，踏过冰河雪原，带着丝丝清新的冷气，渗入了中国大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从危机与机遇的裂缝中迸发出来的呼声，从此新文化浪潮更加势不可挡，各派政治力量组织团体，创办报刊，提出了疗救中国的各种药方。

梁启超是不甘寂寞的，他的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没有一天动摇过，更不用说放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反对“过激”的革命，而主张“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即发展经济。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不能跨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谈别的主义，否则后患无穷。

1920年的中国，混乱与活跃几乎分不出界限，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学识了。

梁启超知道，1919年“五四”以后，想继续由自己来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已经不可能了。这自然是无奈的，却又是不可阻挡的。梁启超叹道：“我们老了！”

但梁启超还是勉力为之，接掌《解放与改造》后，自1920年9月起更名为《改造》，梁启超主编，在发刊词中梁启超的办刊主张大致如下：

政治上谋求国民在法律上的“最后之自决权”。国家“以地方为基础”，缩小中央权限，实行地方自治。

经济上树立“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的观念，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则致力于反对大一统主义，吸收“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融合中西。

废兵，即废除常备的国防军，兵民合一。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并视之为民治之根本。

不妨把上述的主张看作是《新民说》的延伸或部分修正。但梁启超所取的是缓和的、渐进的，以发展生产和资本主义为主要途径，然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理想，仍然贯穿其中。

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美社会的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是判断某种主义优劣利弊的基本前提。在欧美，最迫切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而在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中国老百姓首先关心的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而不是“有产无产”，因为“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因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才有改善可言”。

梁启超进一步剖析道，从中国现有工人的数量而言，“区区百数十家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个”，总数不过百余万人，而中国是一个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梁启超的意思很清楚，在他看来，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都使之不能不大声疾呼：发展实业的阶段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

梁启超坚持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开宗明义地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即广大人民群众与军阀之间的矛盾。

梁启超内心里更担忧或者说惧怕的是，一旦革命风潮席卷，图谋改变困境的“无枪阶级”从“有枪阶级”那里夺枪，再自造各种的土枪，于是，内战和内乱将不可避免地更加扩大，人民只能在水深火热中残喘。(www.xing528.com)

是的，梁启超确实惧怕杀人、流血。

没有了昔日光芒四射、应者云集之盛的梁启超，是更加具体、更加平静、也更加真实的晚年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到20世纪20年代，近30年间，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笔下风云，唤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尽管他追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屡屡受挫，但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思想与风范，却堪称一时师表。

辛亥革命而后，反对帝制复辟再造共和的业绩，足可以称之为丰功伟绩。20年代以后，晚年的梁启超，又将展现什么样的风貌？

梁启超仍然在寻找着救国的不二法门。

他发现自己开始喜欢回想了，也许还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同时代人、这个苦难的国家与民族走过的路。

回想的时候，往往要少一些激情，回想能出真知灼见。梁启超说：

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的吗？

毫无疑问，在这一番回顾以往的叙述中，梁启超就是甲，而其时的国民党便是乙。看似平淡的叙述，却充满了反思。

梁启超几次从政，对袁世凯、段祺瑞都曾抱有极大的幻想，最终文人的笔扭不过军阀的枪和刀，“结局不过被人利用”。让军阀打军阀，梁启超指的大概是孙中山想利用西南军阀攻打北洋军阀，说的也是事实。

梁启超继续写道：

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真想同两派人士一起，“着实忏悔一番”，从立宪到国会到拥袁反袁，从南北分裂到巴黎和会到梁启超奔走运动的“联省自治”，总是两派在斗，斗出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落个“书痴”的下场，而广大国民却日益感到失望和冷漠。

梁启超由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看到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无望，仅仅“二三豪俊为时出”，是不可能更新天地整顿乾坤的。要“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政治问题”，梁启超还认为，“一个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来看，无成败可言。”梁启超断言，没有国民的真正参与，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华民国。

既要运动国民，就得有“国民运动”，梁启超寄望于国民教育的“无可限量”的作用。从百日维新开始，梁启超一直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最高统治者、当权派身上，直到《新民说》倡导提高国民素质、树立与新的世界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时的梁启超才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拓者。

“国民运动”的思想，是《新民说》的发展，梁启超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人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人的近代化而走向国家近代化。

梁启超努力追求的，是要使国民在意识、心理和精神上摆脱掉封建桎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赖以发展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