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重返内阁，主掌财政，推动经济改革

张勋复辟失败，民国得以保存，梁启超又一次功不可没。陈寅恪先生送梁启超一联云：

旧时龙髯六品臣，新跻马厂元勋列。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引狼入室被迫下台，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进京，重任国务总理，梁启超是随同段祺瑞一起回来的。段祺瑞新内阁当然要借重梁启超及研究系，国民党则被完全排斥。

内阁9部大员为：

内务：汤化龙；

财政：梁启超；

司法：林长民；

外交：汪大燮；

农商：张国淦；

教育：范源濂；

交通：曹汝霖；

海军：刘冠雄；

陆军：段祺瑞。

9名阁员，研究系占6席，达到了研究系从政参政的鼎盛时期，梁启超也坐上了向往已久的财政总长的显赫位置。

梁启超总掌财政，与其说是官位的诱惑，还不如说源于他对财政大业的浓厚兴趣。自流亡海外以后，梁启超便倾心尽力研究金融，多有著述，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改革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使他在当时中国既堪称一流思想家，又居于中国近代财政学开创者地位。衮衮诸公之中，唯梁启超一人而已。

雄心勃勃的梁启超接到任职令后第三天，即1917年7月19日致电冯国璋，宣布就职。

梁启超入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险着”，凭梁启超护国及再造共和的功勋，倘能退居书斋，专心著述，实在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又何必应付于官场而呕心沥血呢？

7月30日，梁启超在研究系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自己及研究系同仁的入阁，是为了“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变成一党专制恶果”。

梁启超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追求者，他喜欢参与，历尽周折却九死而无悔。这一切的最大推动力，首先是他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其次则是建立资本主义宪政的理想。

总掌财政之后，梁启超的头脑中只有8个字：

改革币制，整顿金融。

这一大计方针如能贯彻实行，那么国家的财政情况、日益凋敝的民生便可得到舒缓。

梁启超面对的是一堆烂账，一个债台高筑的烂摊子。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历来就是北洋军阀的金库，想怎么报销就怎么报销，想怎么贪就怎么贪。

梁启超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便首先让王克敏作他的次长。此公善于交际，与外国各大银行熟识，且是北洋军阀几个显要的座上客，由他去周旋，梁启超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

政府、国会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寄厚望于梁启超，而梁启超除了确实懂得财政，想为战乱之后经济濒于崩溃的中国作一番贡献之外，他的运气也是不错的。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公告世界对德、奥宣战，成为协约国之一员。协约国一致决议：将中国每年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5年。也就是说，在5年中间，中国可以每年减少1300万银元的支出，也就等于每年增加了1300万银元的收入。

熊希龄建议梁启超，以缓付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银元公债，为改革币制打下基础。更使梁启超喜出望外的是，他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犬养毅已出任日本国外相，当即修书一封要犬养毅“考量”善后借款，并极言币制改革对于中日两国都有好处。8月28日，第一笔1000万日元借款签约，两个月后又借得450万日元。(www.xing528.com)

有了这几笔钱作底子后，梁启超亲自拟定了《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规定政府发行3000万银元公债，以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旧欠”陈债，并要求以后这两个银行不得滥印钞票，“所发钞票皆须十足现金准备”。

梁启超知道中国极为混乱、脆弱的金融现状，仅仅靠中央财政部门的宏观控制还是得不到磐石之安的，因而他又制定了《整理币制办法大纲》，分两步走，以结束混乱及货币贬值的态势：

第一步，先以银为本位，统一硬通货；铸造新的主币与辅币，统一种类、重量、成色；同时严定主辅币交换规则，整顿造币厂。

第二步，统一纸币。梁启超建立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第一个币制委员会，以加强监控，还设立了战时财政金融审议会。为使财政部的官员换换脑筋多一点儿现代气息，梁启超还派出了7人财务行政视察团赴日考察学习。

梁启超的种种改革措施，是切合实际而且触及了中国财政金融根本弊端的。梁启超在财政总长任上，比任何时候都忙，漏夜不眠，事必躬亲，他对夫人说：“较写文章累，较流亡逃命累，甚至比在广西护国反袁也累！”

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国家财政总收入为7000余万银元，支出高达9300万银元，财政赤字2300万银元。这2300万银元从何来？怎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梁启超束手无策之际，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讨逆军费清单185万银元，段祺瑞白纸黑字写着“请即予报销”，梁启超敢不报销吗？然后是各种账单涌来，如果全部给予报销，财政赤字将高达6000万银元！梁启超只得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以吐苦经并求对策。

就在这一次的国务会议上，段祺瑞根本不顾财政艰难，强令财政部再提600万银元，供陆军部随时支用。

梁启超说：“我已经无事可做了。”

总是想做一番事业，总是做不成任何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坛的怪圈。

梁启超改革财政举步维艰，政治上的处境也在不断恶化。段祺瑞的军阀本色，在是否恢复国会的问题上暴露无遗时，梁启超却站到了段祺瑞一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国会是一个多难而仍不失其进步意义的象征，在国会里毕竟开始了政党政治，毕竟抵制过袁世凯、段祺瑞，毕竟有过宋教仁这样的为宪政流血的政治家。

段祺瑞重掌权柄之后，始终想踢开碍手碍脚的国会，而不予恢复，便托辞先召集“临时参议院”。梁启超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不可多得的宪政大师，自然知道国会意义之所在，他对旧国会恢复的担心是相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国会而言的，却被段祺瑞利用，成为违背《约法》解散国会的理论依据。再从当时梁启超身为内阁重要阁员处处对段祺瑞让步观之，也是难辞其咎了。

1917年7月24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就召集临时参议院一事征求意见，各方强烈反对。第二天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为段祺瑞说法。

梁启超已经处在进退维谷中了。

直言者如姚雨平，指梁启超以召集临时参议院取代国会是“徇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姚雨平进而问梁启超：“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问杨皙子（杨度），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

曾琦执弟子礼致函梁启超，认为梁启超爱国之心人所共知，然“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人坦途”，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独夫军阀可以一时“暂合而共谋”，却不可能“久处而无间”，劝梁启超急流勇退。

中国没有人才吗？非也！中国历来的独裁统治者只需庸才、奴才，而不要治国之才。

因为庸才听话，奴才乖巧，使唤起来顺手、舒服，就像家养的狗可以看家护院。

几千年的奴才效应之下，就连人才中的一部分也不得不向庸才和奴才看齐，大家一起诺诺，天下太平。

梁启超痛定思痛，只能引退了，他在给代总统冯国璋的辞呈中说，“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只能“负疚引退”。

梁启超坚辞，冯国璋坚留，只好暂时维持。这时国内政局因为北洋直皖两系的冲突公开化，而更形艰难。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前海军总长程璧光脱离北京政府，率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参与护法。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任大元帅，举兵北伐，宣判段祺瑞为民国叛逆。

南北重新对敌，又是金戈铁马，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休养生息？

段祺瑞自恃北洋军能征善战，决心以武力征服南方，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为此，扩编军队，增购军械，陆军部辖下的部队已从袁世凯时代的13个师32个混成旅，增至17个师43个混成旅，总兵力为43万人。段祺瑞所取的战略是师出湖南以制两广，兵临四川而镇黔滇，然后双拳出击，置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于死地。

在冯国璋的逼迫下，无法收拾局面的段祺瑞辞职，梁启超“连带引辞”。这一届段内阁也只维持了4个月，梁启超却觉得跋涉太久，精疲力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