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出于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真谛的领悟，意识到政党政治是代议制得以实施的基本途径，故热衷于政党政治。然而，他期望利用袁世凯来推进政党政治，又利用政党政治来控制袁世凯，这就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虽然进步党自居为国民党和袁氏集团之外的“中间派”，但奉行“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受到袁世凯支持的现实基础，都制约了梁启超不得不对袁世凯的专制主义表示迎合，这就使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形象留下了诸多遗憾，下列事实就是明证。
1913年3月20日夜，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袁世凯出此毒手，事出有因。
宋教仁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发起人之一，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国民党成立后，任理事、代理理事长，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工作。
他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力主政党内阁制，反对总统制。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当袁世凯把已加入同盟会的总理唐绍仪逼走时，宋教仁面见袁世凯，愤然辞去农林总长一职，以示抗议。
1912年冬，他遍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发表演说，抨击时政，鼓吹政党内阁，号召国民党员积极参加竞选。他把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断言袁世凯必背叛民国走独裁之路，国人务须警惕。随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获胜，宋教仁被选为议员，又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的负全权者。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宋教仁组阁出任总理，则是情理之中的。
袁世凯深知，宋教仁挟国民党为国会第一大党之势，准备组阁与他抗衡了；若是国民党执政，宋教仁上台，便足可以把他的独裁梦搅得一塌糊涂。那么，宋教仁是非除掉不可了。
宋教仁惨遭刺杀，举国鼎沸，尤其是国民党人义愤填膺，怒火万丈，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
袁世凯闻此消息表示“愕然”，煞有介事地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和巡查总长应桂馨“穷纠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哪知“穷纠”的结果，主使行刺者乃堂堂大总统本人，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应桂馨。“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全国哗然。
梁启超没有忘记，当年在日本论战革命党时，革命党人是章太炎和宋教仁力主笔战不应谩骂，对梁启超笔下留情。
他听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不禁大惊失色，谓然长叹：“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梁启超立即撰文斥责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www.xing528.com)
然而，出于一党之私利，梁启超最终采取了隐忍屈从、偏袒袁世凯的态度，对举国之中追究宋案主谋的巨大声浪不置一词。
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国民党人指责，人民愤怒。袁世凯恼羞成怒，准备大借外债，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力量。于是，宋教仁案尚未审理完毕，袁世凯又导演了“善后借款”的丑行。
1913年4月26日深夜，袁世凯不顾国会议员、全国人民的抗议，派出内阁总理、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到英、法、美、俄、德五国银行团密商签约事宜，敲定2500万英镑借款，偷偷摸摸走的是汇丰银行后门。
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760万英镑，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则是：
47年借款期间，不得向银行团以外进行政治借款；借款用途由银行团代表监督；借款以盐税、关税和鄂鲁豫苏四省中央税抵押。按合同规定，47年还清之本利高达6785万英镑。
总之，袁世凯是把主权卖了！
梁启超深谙国家理财之道，对“善后借款”的性质以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心里非常清楚，故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奇耻大辱。但陷入政治泥淖的梁启超，最终还是“隐忍不言”，甚至拥护偏袒。
袁世凯获得大量借款得以补足兵饷，更加速了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的步骤。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力主武装讨袁。但此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意志涣散，在讨袁问题上各怀心事，步调不一。
北洋军迅速大举南下，进逼九江。讨袁军仓促应战，与此同时，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市先后宣告独立，国民党掀起“二次革命”浪潮。
两个月之后，讨袁军战败，袁世凯趁机把北洋势力扩充到江南一带，孙中山、黄兴等人再度逃亡日本。
梁启超不可能、也从未想到要把自己的命运与袁世凯捆绑在一起。然而，他因担心议会民主制流产，而不得不对袁世凯委曲求全、趋附迎合的种种作为，客观上为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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