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热闹场面终于让梁启超感到难以消受，他在北京逗留了12天之后，返回天津筹谋办点实事。
1912年除夕，这也是梁启超归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在爆竹声中，他写定《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人们常把此文视为他归国前在日本写的《中国立国大方针》的姊妹篇。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是带着种种落后和清王朝的腐败进入20世纪的，在国际大气候中，几乎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既无国权，谈何民权？
再进一步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论，辛亥革命后中国国民的自治事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其种种设施，“类多不能自举”，必须有待于国家的“督率”，“畸重国权”，实施“保育政策”。因此，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和《宪法之三大精神》两文中，梁启超反复强调张“国权”、抑“民权”，即“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
梁启超鼓吹“国权主义”，把国家利益和全体利益放在他的国家学说的首位，忽视国民个人利益，贬责“主权在民”思想。有论者谓：这种观点仍然是他“新民说”与“开明专制”的结合和延伸，是梁启超游历北美之后，对中西的历史、现实、文化、经济有了更切实比较的产物。
其实，国权与民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梁启超的“国权主义”，过分强调了其对立的一面，而且他主张“国权”，又是以牺牲某些“民权”为代价的，人们不能不看到他理论上的这一失误。
在梁启超的眼中，时下之中国，革命是已经革过一回，共和的牌子也高高悬挂起来了，但真要把国家引上政党政治的轨道，能绕开袁世凯吗？
是的，袁世凯“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梁启超对此深信不疑，但因为袁世凯势力大，而且不乏政治才能，“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即便是奸雄，也还得依靠他，仍然离不开。
梁启超经过这番考虑，得出的结论是：
通过袁世凯这个权倾天下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名义下，用专制的手段，把中国引上宪政的道路，然后再限制袁世凯。
对这种策略的可行性梁启超充满自信，他认为通过“将现今大势，政治公理灌输其脑中”，可以使袁世凯脱胎换骨，从而“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实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之梦。
而且梁启超还把这一切看得过于容易，“风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对此，不仅革命党中有人笑话梁启超幼稚，就连梁启超的同道也有人谓他太过理想主义和天真。
辛亥革命带来的首要变化，是确立共和，大开党禁。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结社自由”用法律的形式给予认定，使政党的存在合法化，于是给尚存的党人和社团带来莫大的鼓舞。
而《宪法》中有关国家实施议会民主制，政府须由国会中占多数票的政党组建的规定，更是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建党的热情，而且这种组党的激情不断升温，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大众参政意识的一次大觉醒。
然而，政党林立的局面并不利于议会民主制的实施。因为政党过多，必然使国会席位分散，难以形成法定多数票集中于某一政党的局面。
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人士都希望对现有的政党进行改组，使中国出现西方代议制国家那样的两大政党竞争的局面，以促进共和宪政的实施。于是，在民国初期的前两年里，又涌动着政党的改组与重建的潮头。
1912年8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党派，正式建立了新的政党：国民党。立宪党人亦经几度分化、组合，在梁启超归国时，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三个政党形成规模。
这就是说，经过民国初年政治舞台的角逐、较量、分化和组合，基本上形成四党争雄的格局，而这四党又实质上是两大阵营的对垒，一方是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其他三党则为另一方，以立宪派为主，同时包括了旧官僚、地方士绅及从革命党人中分化出的部分保守派组成的政党，宗旨是强调国权，主张渐进的、温和的改良。(www.xing528.com)
如果又从党派斗争观之，则是国民党一党与其他三党的直接对抗。
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要把国内主张渐进的立宪政党改组合并成一个大的政党，与主张激进的国民党在未来的国会中互相竞争制衡，在中国形成类似英、美那样的两大主流政党，进入有序良性的政党政治轨道。梁启超认为：
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急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来，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个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
梁启超归国后，面对立宪派政党整合工作的滞后，便把联合各分散的立宪党组成一大党作为当务之急。
建党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增强立宪党的凝聚力，使其成为“真正政党”的必要前提。为此，梁启超特提出如下六个方面的条件：
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的目的；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
三、凡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的手段；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
梁启超是在努力用西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塑造立宪党的形象。
梁启超原本就与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关系极深，他与这三党的党魁，或为旧好，或过往密切，他的政治主张亦受到此三党成员的普遍欢迎，这都表明梁启超实际上已成为民国初年保守派各政党的灵魂。
梁启超与各立宪派政党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自然有助于他实施合并各党，组成一“健全的大党”的方略，进而与国民党竞争。然而，梁启超的撮合并党尚未完全奏效时，第一届国会选举已经迫近。
1912年12月，国会初选，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胜出，次年3月复选，仍以压倒多数票取胜，拥有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保守派政党呢？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的所获席位加在一起，仍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
这是袁世凯、梁启超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虽然他们的动机不同。
袁世凯感受到他的独裁统治面临挑战与威胁；梁启超眼见立宪党在国会中处于下风，亦如坐针毡。梁启超和袁世凯很快达成共识，必须联合起来，以抑制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头。
4月8日，国会开幕后，国民党人占有多数席位的咄咄逼人之势，也使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受刺激，意识到“三党分立，实非所以制胜于议会”，遂大有统一的意向。
袁世凯出资20万以示支持，梁启超牵头，大力奔走和筹备。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这三个保守派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梁启超被推举为理事，其“国权主义”的理论也充分体现在进步党的政纲和大政方针之中，梁启超成为该党实际上的领袖。因进步党的组建，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对峙的局面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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